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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之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其实，决定近代战争结果的，从来都不只是前线的炮火硝烟，后方经济和工业的比拼也是胜负的关键。
在抗战这场不对等的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奔走于中国大地之上，投身于经济备战，为缩小中日差距做了积极贡献。他们的足迹，绘制出了一幅别样的抗战地图。
▲对于身在后方的工程师来说，工厂就是他们的战场，研制出国家急缺的机器，就是他们战役的胜利。图为昆明的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两名工程师，他们刚刚生产出身后这个450KVA的三相变压器，又一场“战役”胜利了。 1932年1月28日晚9时，蒋介石再次回到党国权力的核心，但日本人不给他得意的时间，仅一个小时后，一·二八事变爆发。一个月后，双方退兵，事变平息，蒋介石因此获得更高威望。炮声虽停，但蒋介石认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如何应战？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每一堆政客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几无人为国家前途着想。蒋介石决心“另起炉灶”开展以后的工作——对日备战。他把目光投向一个远离政治的群体——学者。国民政府里有不少知识分子，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就是一位，但重新开灶需要更多、更高级的学者。1932年春，钱昌照邀请了一位学者到牯岭为蒋介石讲学。
▲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因各部门首长之无能、贪腐大伤脑筋，几乎所有部门的领导全部更换过一遍甚至几遍，唯有经济部，这个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部”的部委部长，反而自1938年起就未曾更换过一次，足见翁文灏之强干、清廉为众人所信服。这位学者很合蒋介石之意，都是宁波人，家乡话最能引起共鸣；他不爱讲什么主义、道理，讲的是战争中最重要的资源——各种矿藏在中国的分布情况；他任清华校长期间平息了一场学生运动，足见行政能力极佳；综合来看，堪担重任。于是讲学结束后，蒋介石向他发出了邀请：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请各方面专家以日本为假想敌，制定对日备战计划，自己担任委员长，而秘书长就由翁文灏来担任。1906年，翁文灏考入上海震旦大学。经过两年的预科学习之后，他又考取公费留学欧洲资格，并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录取。鲁汶大学作为罗马教廷所主导的宗教大学，其神学、哲学等“主流专业”名气很大，且此类专业在近代中国也是热门。但翁文灏看到，近代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主要缘于工业不振，而主要原因之一，是国人缺乏现代化的地质学理念，于是他选择了地质学这一冷门专业。
▲1944年，已经身负调配全国资源重任的翁文灏，又被任命为“战时生产局”局长，国民政府需要翁文灏帮他们“生产”、调度最紧缺的资源：人才。 学成归国的翁文灏投身地质研究所，开始实践自己“地质救国”的理想，1922年，他与李四光一同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此后足迹便遍及大半个中国，陇东震后调研、周口店人发掘、“燕山运动”地质调查，近代许多科研成果的功臣簿上都有他的名字。虽然更喜欢行走于河山之间，但国家需要之下，他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此时他还想不到，他瘦弱的肩膀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扛起国家兴亡的重担。1932年11月，囊括当时国内知识界、实业界数十位知名人士为委员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于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旧址，南京市三元巷2号。鉴于当时微妙的中日关系，国防设计委员会不能公开办公，经费也仅有10万法币。翁文灏只能利用自己的人脉，陆续聘请200多名专家学者，给他们以专员的身份为委员会工作。分为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七个小组，开始规划对日备战工作。
▲西昌公路，该路海拔2800米，途径许多悬崖峭壁。道路是经济的动脉，地处西南的重庆国民政府，显然没有在抗战前将血管疏通好。八年抗战期间，修路始终是后方战线的关键词之一。 翁文灏和国防设计委员会还面临两个更棘手的问题：留给他们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多了。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兵锋直指华北。国防设计委员会才刚刚成立不到两个月，东三省没了。国府高层和知识界纷纷将目光投向西北，于是政客、学人纷纷言说西部之利，仿佛当下的西部开发马上成功。1915年，当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开，在全国悲愤的情绪中，一个叫孙毓麒的大学生将名字改为“孙越崎”，立志要以实业救国，对抗日本。1927年10月，名满天下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东北见到了正在穆棱大山深处创办煤矿的孙越崎，希望他能与自己共事，但孙越崎更喜欢一线工作，婉拒了翁文灏。1933年，赴美国进修完毕的孙越崎归国，在翁文灏的备战蓝图中，西部，注定属于这位立志以实业抗日的志士。孙越崎任职国防设计委员会，受翁文灏之命前往西北调查石油资料。陕西延长县，1905年就有了中国第一口油井，但据国外专家分析，延长及周边含油量不高。孙越崎不信邪：早在元代就有记载石油出产的地区，石油储量不可能太低！他在实地调研中，初步估算陕甘宁地区应有5万平方公里的含油区。
此时，北平地质调查所《陕北油田调查报告》出版了：延长地区产油前景可观！受到鼓舞的孙越崎打算大干一场，1934年6月，翁文灏任命他为“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10月，孙越崎在延长打出了新井，使延长油矿的产量在1934年就达到44吨，成为当时中国控制范围内产量最高的油田。有趣的是，这个油矿没有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用，1935年红军占领延长，整个抗战时期，延长油田不断为边区供应汽油、煤油、蜡烛等产品，堪称边区政府的“发动机”。刚在延长有所收获的孙越崎还没来得及喜悦，又随翁文灏赶往下一站：河南焦作。
对于近代战争来说，石油之外最重要的战备资源，是煤炭。▲这里已实现了石油工业的近代化生产。黄金是硬通货，但是在战争中比黄金还“硬”的是黑金石油。中国产煤地区分布广泛，但综合当时各煤矿的产量和质量，拥有先进设备和优质资源的焦作中福煤矿当首屈一指，但拥有如此优势资源的煤矿却连年亏损。
中福煤矿为中英合办，英国人是股东，但管理归河南地方政府，所以在事实经营上，中福煤矿就成了地方“国企”，管理混乱。英方向蒋介石要求中方派出“知名人士”来接管、重整煤矿。蒋介石为赢得英国好感，同时整顿矿业，就派出了麾下最知名且最廉名的专业人士——翁文灏。1934年10月，翁文灏与孙越崎到达焦作后，对煤矿进行摸底调查。孙越崎发现，矿上存储有大量优质无烟煤，只要将这些无烟煤卖出去，钱自然就有了，而且现在矿洞已探得足够多，接下来两年可不继续开拓，低成本的回采就可达到很高产量。只要将矿厂管理收到中央手里，裁汰冗员，整顿销售，就可赚钱了。矿厂管理收回没问题，但有煤卖出去就可赚钱，为何河南管理当局不卖？翁文灏注意到里面的蹊跷：煤矿开采后，最重要的环节是铁路运输，而铁路部门“注资”当地的小土窑，优先运送这些小煤窑的煤矿，造成市场恶性竞争，而地方政府只知向大小煤矿索取钱财，无心管理市场和企业。于是翁文灏要求蒋介石下令铁道部停运小土窑的煤炭。命令下来了，但河南铁路当局还是我行我素。于是翁文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说：“某上级长官令某行政机关转令其所属某局长办理某事，某机关党籍电复已电令遵办，但其令某局长文内。如此做法，在公事上实为很明显的一种罪恶。”某上级长官即是蒋介石，蒋介石命令下达给铁道部部长顾孟余时，顾回复照办，但对下级却要求“妥拟办法处理”，也即迁延不办，因为顾是汪精卫的心腹，给蒋介石办事能拖就拖，且此事关乎自己部门财路，所以想糊弄过去。
▲1944年9月27日，石油公司的工程师为输油管线安装歧管阀，这条“输血管”就要通了。 蒋介石看到翁文灏的文章后，明白此中关节，于是直接干预地方，终于达成命令要求。经过此事，蒋介石深感铁道部门在资源整合中的关键作用，在1935年11月“高升”了顾孟余，将铁道部控制权收回自己手中。有了“尚方宝剑”，翁文灏的工作顺利多了。1935年，中福公司盈利100万现大洋，经营权收归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翁文灏和孙越崎的工作赢得各方信任，于是孙越崎继续管理煤矿，而翁文灏则在总结整理矿务的经验后走向下一站，四川。1936年初，在矿业上取得成功的翁文灏提出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该计划预期在中国内陆地区建设一个新的工业中心，除了搬迁一些重工业企业外，还要在选定地区建设如中央机器厂、中央钢铁厂和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大型重工企业。如果该计划得以实现，则中国重工业将得到很大提升，一旦战争爆发，大量军备就可自给自足。
 
▲钢铁是近代化国家的筋骨，钢铁的质量与数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应对战争的能力。战前中国钢铁产量极低，只比一千年前的宋代多百分之五十，不到日本产量的百分之一，在这种基础下，抗战就靠这些后方工人勤勉的工作来维持。 该计划涉及采矿、石油、煤炭、机械制造、电气等多个行业，全部工程款预期2.3亿。此时国防设计委员会已升格为“资源委员会”，蒋介石给予更多支持，但2.3亿元的拨款，蒋介石凑不出来。但此时翁文灏有自己的底气。1935年6月，尚在焦作的翁文灏，被在成都的蒋介石急切地叫了过去。原来，德国派代表前来商议购买中国矿产、并出售重工业设备和军备一事。此事本为财政部长孔祥熙所负责，但好财的买办孔祥熙希望德国向中国出口好销售、盈利快的轻工业产品，而中国只向德国输出矿产以物易物为好，这样他自己可从中获利，政府也不必垫资，且不必费心去整顿国内矿业的乱象。但德方对这个方案不满意，蒋介石也清楚，国难当头，重工业和军火才是最重要的，孔祥熙的方案过于短视，但他也没有可替代的可行方案，于是此事一直拖延。1935年4月，德国商业代表再次来华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已在焦作展露了他整理矿业的才干，于是蒋介石便急忙召他前来接洽。
▲战前，翁文灏远赴德国考察、购买了德国最先进炼钢设备，这些设备在几经周转运往后方后，生产出了高质量的钢铁，保障了抗战的钢铁供给。 临阵受命的翁文灏很快拿出方案：中国从德国贷款，所得款项用于购买德国的重工业设备和军火，然后中国再以市价出口矿产资源和农产品给德国，用以还贷。对国民政府来说，难点在怎么卖矿产。此时各地的矿产都由地方政府管理，巧的是各地矿业都跟中福公司一样：拥有天时地利，却连年亏损。于是蒋介石授与资源委员会“特矿品统制权”，即资源委员会可整合各地矿产的管理经营。翁文灏的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拨专款1000万交资源委员会运作。在整个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机器厂”，按计划预期，它可以生产飞机发动机。中央机器厂筹建负责人为王守竞，他本是物理学家，在1920、30年代的中国，他是唯一懂量子物理的学者。1933年，正在学术之路上狂飙突进的物理学家，受到兵工署长俞大维的邀请，国难之前他毅然转入中国国防事业。
▲不论是保障后方生产生活，还是生产制造枪支器械，电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但为保障战场，可供后方用来发电的煤炭并不多，开发西南丰富的水电就成了必选，战时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克服困难，研制出了完整的水电设备。
王守竞自信假如有足够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可以造出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计划提交上去后，蒋介石大为兴奋，他自然知道制空权的意义。为发展空军，蒋介石曾拨出一大笔款项建立航空委员会，而委员会的秘书长就是蒋夫人宋美龄，不过这位夫人真是坏事的好手。据钱昌照的日记记载，1935年蒋介石拨款要求航空委员会购机，拨款到账，宋美龄却寻思：买来的飞机更新换代太快，不如先把钱存起来生利息，等需要时再直接买最先进的型号。1936年11月，身边的外国顾问忽悠她：战争迫在眉睫，自产飞机不知到何时，质量也不能保证，不如直接买。于是航空委员会计划投资的562万没有了，翁文灏和他的资源委员会只好作罢。结果既没买来飞机，也没造出飞机，抗战爆发时，中国可用飞机仅300多架——当初蒋介石可是按照1000架的购买量拨款的，而这些钱此时安静地躺在国外的银行里。
▲抗战时中国不但生产材料缺乏，连包装材料也难以寻觅，为方便运输、干燥、保存，中国工人因地制宜，选择稻草作为电线的包装。草与电，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结合了。 造不了飞机，好歹造汽车么。资源委员会的投资依旧，选址初步定在湖南湘潭——这是根据委员长的战略判断而选的“安全位置”。抗战爆发前，湘潭的厂房已就绪，机器设备也陆续运到，但中央机器厂的负责人王守竞发现，这地儿不能开工——1937年12月，距离抗战爆发还不到半年时间，首都南京即告沦陷，国军溃退速度出乎所有人预料，原本预计的“内陆”变成前线，西迁开始了。其实，国民政府一早就准备过工业搬迁。1932年9月，兵工署已对当时全国的兵工厂实施了内迁，不过内迁工作几乎乱指挥，很多地方也进展不下去。原因是，1933年后，中日关系表面缓和，而中华民国与纳粹德国又处于蜜月期，大批德械装备的列装，令国军将帅一度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这也是蒋介石认为战争将相持于平汉线的原因，内迁耗费巨大，不如缓行。
大家都太放心了，于是危机到来时就急了。战前中国，60%以上的工厂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仅上海一地就有各类工厂1235家，占工业总数的30%以上。而被视为大后方的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却总计只有237家，占比仅6.03%。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都暴露于战火之下。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上图为装备精良的日军在街道中架起了火炮，向中国的阵地射击，残酷的巷战，是淞沪会战的主要组成。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炼钢厂才奉兵工署命令，于11月初分批迁往武汉，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个内迁的国营兵工厂；同为四大兵工厂的巩县兵工厂直接就地关门，不再生产。同样慌乱的还有民营企业。发现火烧眉毛时，老板们才着急了。1937年7月下旬，“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所属300余家企业、10余万员工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内迁，而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华北，上海战火一触即发。摆在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面前的是一场与战火之间生死攸关的赛跑。
▲抗战时，美国作为中国盟友，对中国直接的武器供给并不多，但是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援助，并为中国培训了一批管理和技术人才，这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 1938年，10月，宜昌。这里距刚失守的武汉仅300公里，从前线撤出的机关、军队、企业、难民都集中于此，等待顺江而上，转运重庆，这个山水边的小城此刻显得如此拥挤，天上不时飞过的日军飞机，更使拥挤的人群焦躁不堪。此时此刻，负责转运的卢作孚面临一个重大难题：船太少。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这个企业一直独占川江航运。半个月前，卢作孚刚拒绝了国民政府给他的沉船封江的命令，他清楚，他的船很快将成为国家的生命线，但如今他感到，这个生命线太“细”了，他只有22艘轮船和860只木船，而要运输的是9万吨物资和3万人员，要命的是，还40天长江就进入枯水期，到时无船可通重庆。
▲对于这些工程师而言，美国对水利的利用让他们大开眼界，用最短的时间，从这里学到技术和经验，将他国用水之法，贡献于开发中国西南，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幸好船少，人力不少。卢作孚将宜昌到重庆的航程分为三段，将船只分为三类，每类船只负责一段的运输，人员、货物随船每到一个段点，就组织人力快速装卸货进行转运，开始下一个航程，这样就将船只的运力发挥到最大化。40天，转运基本完成，卢作孚创造了中国近代航运史上最大的奇迹：宜昌大撤退。此后，长江航道，这条抗战大动脉，就由他疏通，卢作孚和他的船只，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一环。拆完设备，孙越崎又犯愁了：5000吨的设备运到哪里呢？1938年2月，解决问题的人来了：卢作孚见到了孙越崎。卢作孚在1933年就涉足煤矿业，1936年秋，考察了国内其他大型煤矿的卢作孚意识到，要提高天府煤矿的产量，必须更新设备，但他资金短缺，无力更新设备。此时卢作孚和孙越崎，一个缺设备，一个缺煤矿，两人一拍即合。1938年6月，第一批中福煤矿设备到达重庆，合并中福煤矿的天府煤矿更名天府矿业，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的大煤矿。新设备带来新产量，至1945年，天府煤矿年产量从战前的不足10万吨增长到45.1万吨，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热量。翁文灏在1938年担任经济部长后，始终未能卸职，纵遇丧子之痛，仍不能稍有伤心之时。
▲1944年末，胜利曙光已闪耀，国民政府开始计划胜利后的建设工作，为开展战后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资源委员会派出一批二三十岁的中国工程师来到美国，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学习。 孙越崎在完成天府煤矿与中福煤矿整合后，即奉翁文灏之命再度前往西北，在国共双方共同支持下，他又开发出玉门油田。1942年，玉门油矿年产汽油180万加仑，不仅初步满足西北抗战需要，还可大规模运输到重庆支援西南。王守竞，这位量子物理学家成了发明家带头人，迁往昆明的中央机器厂，虽没造出汽车发动机，却有更大的贡献：后方缺纺织机，就变成纺织机器厂；缺电力，就生产出煤油发电机来；缺汽油，生产不出来汽油，却能将汽车发动机改造为烧煤气的，堪称天才的创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中国政府在湖南芷江县举行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日寇在此举起了白旗。从卢沟桥到芷江，八年，中国军民终于赢取了胜利。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只要向中国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和科学人士提供所需的工具，他们就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相媲美。”而王守竞则有名言：“只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钱，我什么都能做！”1945年，王守竞的同学伊西多·拉比，已于头年获得诺贝尔奖金；李约瑟已完成资料搜集工作，三年后，这位翁文灏的老友，就要关起门写出《中国科技史》，并因此而名著天下。但我们没有听到中国这些被时代改变命运的学者、实业家的抱怨，在这一年的胜利纪念碑上，将永远镌刻他们的名字。—· END ·—
图文来源： 《中华遗产》2015年07期，撰文/赵恺、鹿言 供图/李学通、徐振欧 编辑：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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