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岐沟关、君子馆连战惨败以后,宋军已从进攻转为守势,如何抵御不断兴兵南侵的辽军,就成了宋廷上下首要考虑之事宜。 1、“备边御戎”的策略989年(端拱二年)正月,宋太宗命众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略。 当时众人议论纷纷,有建议加强边备、扩大沿边武将兵权以迎战辽军南侵的,也有主张与契丹修好、弭战息兵的,但主旨是不要轻易用兵,即主守,而少有人提出主动北征以收复燕云的。 如户部郎中张洎认为:
史称张洎为人佞谄,但上述建议却点中了宋军对敌时屡屡兵败的要害所在,不过不能收复幽云,则失地利之问题无从根本解决,而“将从中御”、“分兵权”之做法,则是宋太祖所制定以消弭禁军大将兵权过大而威胁皇权的不二法门,故最多在军情危殆之时予以一些调整而已,而同时因兵权不在,自然也无法以军法严责失职之将帅。 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献御戎十策,其对外五策:
因为此前:
王禹偁的建议深得宋太宗和宰相赵普的赞许,但其第一条涉及宋朝基本国策,不会改变,第二条所云“小臣”,多为手奉“圣旨”的中使,为天子监视方镇武将,自然也不可能罢去,第三、第四条大致只是空想而已,而第五条主要是为天子收买民心考虑,故为天子所乐意接受。 此外,大臣宋琪在提出相关抵御北敌的建议后,又说:“若选使臣通好,弥战息民,此亦一良策也。” 大臣李昉也以“修好”为言,为宋太宗所接纳。 但通好是一件两相情愿之事,宋人虽有此意,但萧太后却以兵马滚滚南下作为答复,于是宋太宗也只能将“战”字放在前头,擢用“极言北边利害”的左正言、直史馆寇准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因赵普推荐复任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至徐河之战以后,虽辽朝仍未接受宋人“通好”,但不再大举南侵,边境上战火稍息,宋朝也逐渐接受了契丹将长久占据燕云地区,而自己无力收复的现实,采取守势,在河北平原上与辽方对峙。 当时六宅使何承矩上疏建议将河北中部一些河道加以疏浚、沟通,筑堤挖塘储水,开水田,种榆柳,欲利用当地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借以遏制契丹骑兵的驰骋奔冲。 宋太宗甚以为然,遂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调发诸州镇兵18000人,于雄州、莫州、霸州、平戎军、顺安军等地兴修堤堰600里,设置斗门,引淀水灌溉。 数年后,经济收益颇为丰饶,“民赖其力”,而疏浚、沟通沿边河道工程也得以完工;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沉远泊、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东西屈曲900里之地,筑堤贮水,遍布塘泊;沉远泊以西至太行山东麓则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铺,派兵戍守,由此构建了一条颇能遏制契丹骑兵优势的防线,初步稳定了河北边境。 为此,宋太宗也颇为得意地诏告河北军民:
就实际作用而言,这条由河道塘泊、榆柳林构成的防线,也只是给契丹骑军奔冲增添些困难而已,并未根本解决防御辽兵南侵问题,更无论收复燕云、“灭胡虏”了。 2、再分宰执之权但外患稍平,宋太宗的目光便及时转向内部。 991年(淳化二年)初,宋太宗在与宰执议论将帅优劣时,即自得地表示:
宰相吕蒙正附和道:
确实,宋天子收复汉、唐失地无方,但对控御武将、稳固皇位却甚有心得:
此“内患”虽说包括民众骚乱、起兵反抗等事件,但宋天子更在意的却是朝中大臣贵戚威胁其权位的阴谋。于是“守内虚外”便成了宋太宗首要考虑之国策,也成为此后宋代皇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988年(端拱元年)六月,前吴越国王钱俶卒,追封为秦国王,葬于洛阳。 据宋代野史所载,钱俶是在生日那天,饮用了宋太宗所赐御酒之后暴卒。钱俶归宋之后,小心低调,奉天子惟谨,但还是未能善终,其原因大概与当时“吴越之民,追思钱氏”,从而使天子感到了某种威胁有关。看来钱俶乃是宋太宗实施“守内”政策的牺牲品。 为实现“守内”目标,宋太宗不但收武将之兵权,而且还不断设法削弱相权。如早在981年(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已设置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劳绩、“品量材器”的差遣院以分割宰相用人权;991年(淳化二年)八月,又置审刑院以分宰相司法权,凡有案件“上奏者”,先经审刑院登录,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以闻”,再下审刑院详议裁决,然后上宰相府。 为避免强势宰相与自己争权,宋太宗擢用才能相对平庸、阿顺听话者为宰相,如对宰相李昉,宋太宗就曾经评价道:“其自知才微任重,无所弥纶,但忧愧而已。” 为此,宋太宗一面责备责怪二府宰执大臣“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以显示自己勤政、“圣明”,一面又事无巨细、事事插手;民政上或“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财政上“孜孜庶务,或亲为裁断”;选任官员上则“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材,拔而用之”。 3、一波三折的传子计划不过,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中身受箭伤、年年复发,使得“金匮之盟”后遗症不断显现,虽说迫死了皇侄赵德昭、赵德芳和皇弟赵廷美,但其精细设计的传子计划却一波三折,而烦心不已。 (1)长子被废 宋太宗长子赵德崇自幼聪颖,长得又颇像其父,故深得父皇钟爱。宋太宗还曾让他随从出征太原、幽蓟,以培养其阅历。 不过当宋太宗将皇弟秦王赵廷美驱逐出京时,众人皆不敢出声,惟有赵德崇力加营救,向父皇讨要赵廷美的罪名,宋太宗为此极为愤怒。 此后宋太宗为“传子”方略的施行,封皇长子赵德崇为卫王,次子德明为广平郡王,并同平章事,命兄弟二人轮日“赴中书视事”,学习处理政务。 次年,宋太宗为五子德崇改名元佐、德明改名元佑、德昌改名元休、德严改名元隽、德和改名元杰,并封王爵、加同平章事。 此番改名以后,宋太宗诸子之名的排行字与宋太祖、赵廷美之子有所区别,“以别大统”。 待赵廷美贬死后,颇不满父皇作为的赵元佐遂发狂疾,往往不上朝觐见皇帝,甚至因小过失而用刀刺伤侍者。 985年(雍熙二年)九月重阳日,宋太宗召诸子入宫宴会,射箭取乐,但赵元佐未被召见。傍晚,赵元佑等兄弟前来探视,遭软禁的赵元佐得知设宴一事,便恨道:
遂发狂饮酒,至半夜,一把火烧毁了自己所居之王宫。宋太宗大怒,将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均州安置”。 陈王元佑及宰执群臣以元佐“心疾”为名,请天子同意元佐留京师疗疾。辅佐元佐的臣僚也请加处分,但宋太宗以“朕教训犹不从,岂汝等所能赞导耶”为由“并释不问”,然后将患“心疾”的赵元佐幽居于南宫,“使者监护,不通外事”。 看来宋太宗君臣对赵元佐致“疯”原因十分清楚,但因事涉赵廷美,难以明言而已。 赵元佐废为庶人之事,对宋太宗打击甚大。 宋太宗曾对宰相曰:“近时内外安宁,方思自适而元佐纵火,实挠朕怀。” (2)次子横死 长子被废,宋太宗随即属意于次子赵元佑。 986年(雍熙三年)七月,赵元佑改名元僖;十月,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而成了“皇储”。 因雍熙北伐失利,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曾上《谏雍熙北伐疏》,颇得宋太宗嘉赏。 次年,赵普来京城觐见天子,赵元僖上疏请父皇重用赵普。宋太宗也有意借助老臣赵普的威望来稳固元僖的地位,故于988年(端拱元年)二月第三次拜赵普为相,并进封陈王赵元僖为许王、韩王赵元侃为襄王、冀王赵元份为越王。 按五代、宋初惯例,亲王任开封尹即为“皇储”之位。不过许王、开封尹赵元僖虽深得天子钟爱,但毕竟未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故部分官员便鼓动宋太宗举行册立之礼。 991年(淳化二年)九月,左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阙上书,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词意狂率”,宋太宗大怒,将宋沆等五人全部贬斥至岭南,“以惩躁妄”。 又宋沆为宰相吕蒙正妻宋氏之族人,为吕蒙正所擢用,故宋太宗怀疑此事乃吕蒙正暗中操纵,“怒甚”之余,即以“援引亲昵,窃禄偷安”之罪,将一向甚为信用的吕蒙正罢相。 宋太宗如此反感册立太子的原因,据其对近臣所言:
不过此时元僖年已26 岁,故所谓“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云云,显属藉口而已,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若建立太子,则东宫官僚皆须称臣。其宫僚职次与省台相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即担忧若册立太子,将威胁其权位。 多疑的宋太宗虽然甚不愿正式册立太子,但并未因此影响许王赵元僖的“储君”地位。赵元僖在任近六年,政事未有缺失,不料却于992年(淳化三年)末意外猝死。 许王赵元僖娶功臣李谦溥侄女为妻,但并不喜欢,而宠爱号称“张梳头”的侍妾张氏。元僖私下与张氏有废嫡妻而立其为夫人的约定。张氏于是恃宠骄横,奴婢稍不如意即予重罚,甚至有责打致死者。 当时冬至日有阖家为家主人“上寿”的礼俗,张氏先已花费万金请人令工匠做关捩金注子(装有暗机关的金酒壶),内中分为两格,一放美酒,一放毒酒。 十一月冬至日早上,夫妇间先行“上寿”之礼,张氏举酒注子先给许王元僖斟酒,然后将毒酒斟入夫人李氏的杯中。一会儿,元僖夫妇行礼,两人互换酒杯饮酒,而毒酒恰好在元僖的杯中。 张氏立在屏风之后,见状大惊,抓耳挠腮,却已无法补救。元僖饮罢出门去上朝,来到宫殿庐中等候时,即觉体中难受,遂不入殿觐见,被人扶上马,径直归去,但至东华门外,从马上跌下,被人抬回府中。 宋太宗闻讯急忙来探视,元僖病情已十分危殆,但对他人的呼喊还有所回应,不一会儿就不行了,享年仅27岁。宋太宗极为哀恸,追赠元僖为皇太子,谥曰恭孝。 此后宋太宗“追念不已,或悲泣达旦不寐”,并作《思亡子诗》给近臣看。不久,有人告诉天子其中缘故,并告发了张氏逾越制度葬其父母等事,宋太宗大怒,命缢杀张氏,掘烧张氏父母之墓,其亲属皆流放远恶州军;逮捕造酒注子的工匠等人,处死于东华门外。停止举行追尊许王元僖为太子的仪式,贬斥王府僚属。 宋太宗因所钟爱并寄予厚望的长子、次子一废一死,深受打击,哀伤不已,臣下由此皆不敢再上言建立“嗣君”之事。 至994年(淳化五年)中,深得天子信任而“敢言外事”的崇仪副使王得一和以敢言任事闻名的知青州寇准入朝论及此事,宋太宗这才让第三子襄王赵元侃出任开封尹,为皇位传授作准备。 995年(至道元年)四月,开宝皇后宋氏(即宋太祖之宋皇后)死,其梓宫(灵柩)只是停放在已故燕国长公主(宋太宗之姐)的旧日宅第中,群臣未按皇后的礼仪治丧。 颇得太宗赏识的翰林学士王禹偁看不过去,悄悄对宾客说:
结果被人告发,王禹偁以“轻肆”之罪名免去翰林学士之职,出守滁州。 宋太宗还悻悻然对宰臣说:
宋太宗于此实属借题发挥,借以警饬诸大臣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保持慎默,果然众臣对此再也不敢有所表示。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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