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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红军南方游击区战史（1）留守 10月的江西，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的季节，赣南的红土地上却弥漫着悲壮凝重的气氛。 党中央离开瑞金后，留下中央苏区这个残局就由项英、陈毅等来收拾了。 10月13日，项英同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就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分别作了交谈。 14日上午，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陈毅被用担架抬进会场。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均出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会上，项英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各项要求，正式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成立。 项英讲道：'同志们，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能否胜利地进行战略转移，关系到现时全党、全国革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我们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党政干部，一定要认清这个革命大局，开展积极的行动，掩护、策应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和行动准则。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怎样做好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掩护工作。' 项英最后讲道：'同志们，失败是暂时的，只要主力红军在湘西打几个胜仗，建立了新苏区，势必要吸引更多的敌人过去。那时主力红军跳到外线，回过头来作战，我们里应外合，肯定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失去的苏区。' 项英的讲话，表明了他坚定的组织观念和对党的赤胆忠心，但也看出他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陈毅却有不同的看法，想反驳项英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鉴于党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临时任务，他决定还是等主力红军走出困境再与项英详谈。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留守红军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执行掩护、策应任务： 第一，阻击骚扰敌人，迟滞敌人的进攻。10月中旬，主力红军在向赣南集结时，独立第七团在石城、头陂地区骚扰敌人，阻击敌罗卓英、樊松甫两个纵队向头陂集中，当罗卓英、樊松甫两个纵队向宁都地区筑垒前进时，独立第七、第一团积极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筑垒，迟滞敌人的进攻。独立第十一团在石城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阻击敌人。 10月21日，主力红军在龙布﹣﹣韩坊一带全线出击，迫使粤军余汉谋纵队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向安远、信丰、南康撤退。当主力红军乘胜追击时，赣南军区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十五团和独立第六团进占安远城，第一大队与江西独立营进至重石、版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长洛游击队到大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 11月初，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等地域追击主力红军，这时，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和独立第十四团便乘虚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骚扰敌人。红二十四师则在汀州以南河田地区积极活动，迟滞国民党军李延年纵队前进。 第二，保守红军转移的秘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出征的战略意图。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仍保持原来的样子，各部门的留守人员照常办公，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正常的公务。这样迷惑敌人的时间愈长，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则愈有利。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由于它原来每周都要和人民群众见面两三次，现在能否和大家照常见面，是一件关系保密的大事。项英和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瞿秋白作了研究，确定利用各单位的来稿，继续出版，报头、印刷跟以前一样。为了引人注目，还在报头上标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以此来告诉人们，共产党和红军仍在苏区。这样做，对内可以安定军心、民心，对外可以迷惑敌人。 蒋介石以为主力红军仍在中央苏区，继续大筑碉堡，命部队徐徐推进。 47年之后，当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的谭震林回忆说：'南方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情况确实如此。 北路国民党军至10月底，才确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进；东路国民党军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仍在赣南。国民党《中央日报》11月3日刊登消息，说原在瑞金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蒋介石直到11月中旬，才弄清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命令部队不要再'步步为营'，而要长驱直入了。 10月26日，国民党军占领苏区重镇宁都。 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 11月17日，国民党军攻占于都。 11月23日，国民党军攻占会昌。 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沦入敌手。 国民党部队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 一向把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这一下可得逞了。他在中国的北方开门揖盗，把大片山河拱手送给日本人，对南方的共产党、红军将士和工农革命群众却咬牙切齿，发誓要斩尽杀绝。 蒋介石在南北将领会议上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1934年的初冬，寒风格外凛冽。 11月下旬，以顾祝同为主任的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成立，下辖八个绥靖区；另有陈诚的驻赣预备军总指挥部；加上本地的豪绅地主反动武装，共同对中央苏区实行'整治'。 如同豺狼虎豹般的国民党军队杀红了眼睛，在'大乱三天，大杀三年','屋换石头人换种，笤帚也要过三斩'的口号下，所到之处，不尽男女老少，只要'有可疑的就杀掉'，上至八旬老翁，下至三岁孩童皆不能幸免。杀人手段骇人听闻，如刀割、火烧、烟熏、活埋、挖眼、剖腹、分尸、千斤吊、单边吊、灌辣椒水、向钉板床、零刺碎尸、沉潭落井、铁丝穿手心、烧红铁通肛门等数十种酷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反动派开始时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后来杀人太多，就以耳朵计数、报功。赣南人民的罪魁黄镇中率部残杀数万人。在反动派的血腥屠刀下，许多地方全被杀绝，全村被杀光，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央苏区，顿时血流成河，腥风飘荡。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中央苏区有80万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不得不供认'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中央苏区隐没在云幢雾幔中。天气，也是如此地变幻无常，一会秋雨迷茫，会雨过天晴；刚才还阴云密布，转眼太阳破云而出。 中央分局机关驻在瑞金西边的西江，四周是连绵的广阔山区，小河如练横穿而过，云雾终年覆盖，山中灌木郁郁葱葱，是个便于隐蔽的好地方。 主力红军西征后，项英派担架把陈毅抬到西江住下，劝他安心养伤；又派最好的医生、护土给他治疗，需要什么药，只要搞得到，就叫人千方百计去搞。项英每天几次到陈毅屋里来看望，有时还亲自端来饭菜，看着陈毅一口一口地吃下。 在前往西江的路上，陈毅曾看到红军和老俵们在挖战壕、筑土堡垒，陈毅莫名其妙。原来这是项英决定坚守铜钵山区根据地。准备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陈毅简直气昏了，差点大喊一声：'你们还没有吃够第五次反'围剿'的苦吗？' 唉，跟红军喊又有什么用呢？关键是项英脑子里的问题没有解决。项英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想象中的红军主力大捷上。 项英原名项德隆，又作德龙、飞龙，化名江钧、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里。 项德隆的祖籍是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祖父因会种花、植盆景，就由乡下搬到武昌城涵三宫落户，以种花卖花为生，当地人称他家是'项家花园'。父亲项天卫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夏氏善良贤惠。项德隆有二兄一妹，自己排行老三。 项德隆7岁那年，开始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学习刻苦，作业认真，还很注意练习小楷毛笔字。几年后，当他看到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时，就经常利用课外和晚上时间，帮助父亲誊抄钱粮簿册。这一来，既减轻了父亲的劳动负担，又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从幼时的劳动实践中，项德隆养成了办事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1年11月，在武昌城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工人的项德隆从《劳动周刊》上知道了包惠僧的名字，并与他取得联系。 初次交往，包惠僧就对项德隆产生了好感，认为他很不平凡，有思想，有抱负，特别对工人运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包惠僧非常高兴，决定派他主管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江岸位于长江北岸，是京汉铁路南段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和长辛店、郑州一样同为总段。这里居住着3000多名工人，他们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残酷压迫、剥削甚为不满。因此，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当时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1921年12月，项德隆离开模范大工厂，前往江岸龙王庙，担当起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重任。从此，他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 1922年4月，中共武汉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项德隆入党的问题，由他本人汇报了自己的家世和对党的认识，入党介绍人包惠僧着重介绍了他参加革命后的主要表现。经过讨论，组织上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后，项德隆更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好久也没有回家去看一看。包惠僧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家去看望母亲。而他却说：'我在家时，是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不需要我赡养，我出来了，她还省些事，我也忙，所以没有回家看看。'项德隆就是这样一个只顾革命工作而不顾家、不顾个人的人。 一次，江岸车辆厂工人黄宝成乘上下班的交通车回家时，被总查票程炎、巡长姜道生等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关进大智门车站警务段。程某人还扬言：'什么俱乐部，我姓程的不吃那一套，老子打了、押了，看你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这是蓄意向工人俱乐部挑起事端，气焰嚣张。黄宝成的妻子跑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找到项德隆，哭诉了事情的经过。 项德隆一听，气愤异常，立即和俱乐部几个干事商量对策。他认为，程炎、姜道生殴打关押黄宝成一事，是关系到工人俱乐部能否存在下去的政治事件，必须坚决斗争。一来可以打击资本家狗腿子的嚣张气焰，教训那些敌视工人俱乐部的家伙；二来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和地位，为工人俱乐部撑腰。项德隆的主张，得到俱乐部骨干和工人群众的坚决支持。 项德隆连夜起草了《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等人无理殴打和关押工人的罪行，向当局提出查办凶手、赔偿损失、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合理要求，表示：'倘或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誓不罢休，即全体停止工作，牺牲一切，和程、姜拼个死活，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上午，工人俱乐部《宣言》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并寄往各铁路工会。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积极组织进行罢工的准备。 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决心，使江岸车辆厂法国厂长杜拉克大为吃惊，他害怕事态扩大，急忙打电话给京汉铁路南段局长冯沄，要他马上解决。冯沄当即责成车务处长汪奎龙，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条件。 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门前召开欢庆大会，有数百名工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会上，汪奎龙郑重其事地向工人们赔礼道歉、连连鞠躬作揖，表示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向为非作歹的'活阎王'程炎和姜道生，也不得不低头认罪。 这次反击程炎、姜道生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工人俱乐部声誉赫起。工友们个个喜笑颜开，第一次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工人们激动地说：'俱乐部是我们工人的家，我们工人的靠山，今后谁再敢欺负我们，就要像对活阎王一样来对待他。' 不久，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德隆为书记。 那时，项德隆经常化名'夏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工人运动，入党后便把化名与本名合起来为项英。从那时起直到他牺牲时止，都叫项英这个名字。 项英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在中央苏区，项英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苏维埃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34年10月间，项英临危受命，和陈毅等留守中央苏区。项英后来回忆说： '1934年决定把主力从江西撤出，毛泽东和朱德到西部去了，留下我在江西统帅党和军队。' 可是，开始时项英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同时也为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以及坚守'三角地区'，保守秘密等规定所束缚，对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考虑不够，没有及时转变斗争形式。 主力红军走后，项英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25000至30000平方公里，另外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的还存在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因此，'项英并不气馁'，而且'显得非常乐观'。 项英受博古、李德思想的影响的确太深了。对此，陈毅心急如焚，下决心找个机会同项英好好谈谈。 一天，项英给陈毅送来一碗荷包蛋。陈毅皱皱眉头： '伙夫搞什么鬼？同志们生活那么艰苦，为什么……' 项英打断他的话，一本正经地解释： '是我叫做的。老陈，吃好一些、多吃一些，养好伤，我们还要大干一番咧。' 陈毅一听'还要大干一番'，心里一急，禁不住粗声大气地说：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形势！' 形势的确相当严重：参加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向西尾追外，仍有十几万屯驻苏区各地。樊嵩甫、李延年两纵队正从北面和东面向根据地心脏地带压缩，企图把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内，来个'瓮中捉鳖'，然后再空出手来，分区'清剿'地方革命武装。 陈毅深吸了口气，说道：'主力红军如果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实行外线作战，打胜仗并不是不可能的。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发展了苏区，壮大了红军。但是，现在形势变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指导思想是单纯防御的，结果遭到了失败。特别是这次转移，更是一种搬家式的逃跑行动，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打胜仗是很困难的，也不可能建立新苏区，反攻更是不可能的。' 陈毅把问题说得这么尖锐、严重，项英真有些接受不了，反而说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提醒项英说：'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儿专门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主力红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陈毅提出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但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把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用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要同敌人打硬仗。他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陈毅不赞成这种作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请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的。' 项英仍不以为然。项英是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重大问题必须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在转折的紧要关头，竟然错过改变局面的时机。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红军打怕了，所以在第五次'围剿'中特别谨慎。现在红军撤了，他们一时也还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急进。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担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北路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而南路敌人则已撤回广东自保。这个时机有利于红军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这个时机被错过了。 特别遗憾的是，项英受中央'左'倾领导者的影响，强调军事上保密，没有及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作好政治动员，使许多人盲目乐观，天真地以为红军不久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归来。 '工农剧社'的演员照常演出，歌唱'胜利的号炮'，群众冒雨观看节目，真是一派'升平景象'! 不出陈毅所料，本来就严峻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地紧张起来了…… 1934年11月21日，国民党进攻会昌。 这天，侦察员喘着大气跑来，报告项英说，国民党东路军侵占瑞金后，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在几天内拿下会昌，宣布他们的'全面胜利'。其第三师现在正沿着绵水，顺着大路向会昌进犯。 项英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决定打一个大仗。 陈毅劝阻说：'敌人正找不到我们的部队，你要大打，岂不正合敌人口味。这就叫伸着脑袋往老虎口里送。' 项英踌躇满志，哪里听得进。他命令红二十四师和瑞金独立营马上出发，埋伏在谢坊的湾塘冈伏击敌人；命令会昌、寻乌游击队在正面牵制敌左翼部队。 红二十四师和瑞金独立营的指战员连奔带跑，抢在敌人前面进入阵地，埋伏在大路边的丛林、山石后面。 敌第三师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松松垮垮，不成队形。 项英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立刻射出了仇恨的子弹。 敌人没有防备，顿时乱作一团。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处于红军交叉火力下的敌人终于顶不住了，狼狈溃逃。 项英高兴地连连说道：'大兵团作战就是解决问题！'一些红军战士也大叫：'过瘾！过瘾！' 谢坊一仗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红军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暴露了留守根据地的主力﹣﹣红二十四师的目标，这是最失策的。 国民党军吃了大败仗，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本以为红军主力全部都向西突围走了，没想到还真留下不少，而且武器装备这么好；喜的是终于发现了红军的踪影，正可以集中力量，一举'剿'灭。 于是，国民党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调集四个师兵力，紧紧跟踪红二十四师，此后红二十四师怎么也甩不掉这只尾巴，非常被动。国民党军还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小块，使留下的各地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被一一围攻，受到很大损失。 不久，项英得到消息，江西军区独立团在东固被敌人打败，军区司令员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都被敌人捉住杀了头；曾山带领的二团和十四团会合后，与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坚持在安远、信丰的红军部队在粤军打击下，退到于都南部同赣南省委会合，仍未脱险，接二连三吃败仗。 于都以北的红军部队败逃一尽，换来的到处是白军。 为了缓和敌军攻势。1934年11月7日，以陈毅、梁伯台名义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广为张贴散发。 白军士兵弟兄，多是工农出身。受了军阀压迫，才来进攻红军。三年离乡背井。永别儿女双亲。残杀自己弟兄，究竟为谁牺牲。修筑马路堡垒，天天辛苦不停。干饭两顿不饱，军饷克扣干净。于今天寒地冻，棉衣还没上身。受尽官长打骂，当作牛马畜牲。可恨国民狗党，代表资本豪绅。出卖满州华北，半个中国送尽。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我苏维埃政府，工农自己政权。工人增加工资，八时工作一天。打倒豪绅地主，农民分地分田。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决要对日作战。白军士兵弟兄，莫听军阀欺骗。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冤仇。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实现自由解放，革命反日分田。工农兵大团结，胜利就在眼前。 中央曾作过决定，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必须等主力渡过赣江到达大余之后才能宣布。中央政府办事处的这张'布告'，第一次宣告红军已经远征，远征的目的是'实行反帝抗日',这在根据地和敌军营垒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2月1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了第二号布告，要求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继续使用红军钞票，以稳定市场贸易和人民正常生活。 12月20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击杀叛徒的《紧急命令》： '革命叛徒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忠实的走狗，是我工农阶级的死敌，应以坚决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这是目前战胜敌人，保卫苏区最主要的条件。' 《紧急命令》规定：凡属革命叛徒和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对于'因受敌人欺骗走入敌方，甚至被迫加入民团等反动组织，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工作，一概不加追究，欢迎回来革命'；被敌人包围截断不能走出的群众，'只要不帮助白军团匪工作，均仍然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苏区群众往白区做生意或做工等，应经乡苏（区）报告转苏区（区苏）审查批准。' 《紧急命令》政策界线分明，对稳定民心士气有一定效果。 但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陈毅，此时关心更多的是军事战略和战术。当时红军能控制的，只是被敌分割的若干村庄、山岭，几十万敌军时时刻刻在找寻一切可能打击的目标。 面对强大的敌军，陈毅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承认失败才能找到挽救失败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下开展新的斗争。 谢坊战斗后敌人的加紧追剿，对项英的思想是一个触动，他开始在战略上有所转变，并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去各地加强领导。其中：派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回闽西地区加强领导。张鼎丞偕同范乐春、刘永生、陈茂辉等，随即从瑞金赶赴闽西。 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西地区组织中共瑞金特委，并任书记。调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织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书记。派少共分局干部李鹤鸣到胜利县（后转到公略县），参与领导当地的斗争。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 为加强赣粤边地区斗争的领导，建立中共信（信丰）康（南康）赣（赣县）雄（南雄）特委和军分区，并调一个营的红军开赴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该特委和军分区于12月初在于都县的小溪正式成立，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 这批领导干部在出发前，项英同他们分别谈了话，说明形势的严重性，要求他们和各地的干部一起，紧紧依靠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然而，这种转变只是局部的，项英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陈毅的正确意见。直到1935年1月，项英还继续组织五个团的兵力去攻打敌四个营固守的据点，结果再次遭受严重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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