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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被迫长征。 中央机关在撤离前夕，在苏区成立了中央分局，项英同志任书记，陈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主任。 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项英兼任司令员。  相比于中央红军一年转战十余省的艰苦，项英，陈毅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更为艰苦卓绝。 项英回忆那段岁月时曾说：“两年我都没脱过衣服睡觉，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的，全是补丁”。 睡觉衣服都不敢脱，为的就是一旦有敌情，立刻可以投入战斗，军事斗争之紧急可见一斑。 游击战争最危险的时候，陈老总也曾写下著名的《梅章三岭》以明心迹，至死不改革命信仰。  长征是项巨大的军事行动，10万大军不是说撤就撤的。 所以项英，陈毅以及留在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地方武装在早期承担着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任务。 比如1934年10月上旬，确定要走的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需要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区域完成集结，实施战略转移。 而接替防务的就是项英率领的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 他遵照军委部署，开展游击战争，这才严密封锁了主力红军行动消息。 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率领的红军除了负责掩护任务外，还负责着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的任务。 1934年10月21日，主力红军在突围战役中获得胜利，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需要转运救护。 项英陈毅他们就奉命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救护好的轻伤员后来都参加了游击战争。 此外他们还积极发动群众，为前线长征的部队运送粮弹，这些为红军主力长征提供了很好的助力。  当然最让项英，陈毅“出名”的则是他俩领导的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机关和红军撤离前，博古，李德给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下达的任务十分笼统。
他们想的还是让项英，陈毅率领红军采用阵地战，与敌人死拼。 为此中革军委还特意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只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却没有明确、详细的作战部署，这让项英，陈毅等人从阵地战到游击战的转换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保卫苏区前期，项英并未听从陈毅“分散作战”的建议。 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被“保卫中央苏区”所束缚，加上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并回师反攻上，留守在苏区的红军遭遇惨败，苏区也近乎沦陷。 这一惨重教训，使得项英意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 然而由阵地战转为游击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历一次次失败后慢慢转变的。 1934年10月18日，项英发表《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他在文章中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为此项英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是派出得力干部去各地区领导游击战争，例如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 二是在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在党内和当地群众间开展游击战争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每个党员必须学习游击战术。 项英还对游击队的规模做了具体要求，在《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中，他要求各区的独立营应有400—500人，区游击队应该扩展至100—150人。 这些措施为日后退出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游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这不是独立的战略游击，还只是在保卫三角地区的最高指示下，发动群众游击战配合红军作战。 促使项英，陈毅真正转变，提出“独立作战”，组织部队突围，在南方八省领导游击战争的还是牛岭战斗。 项英回忆牛岭战斗时，悲痛地说道：“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战斗是留守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战。 1935年1月28日，为了收复失地，提振军心，项英率领红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共5个团的兵力，对驻守在贛县牛岭国民党粤军第二师一部发动了攻击。 这次战斗不仅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红军遭遇惨败，损失惨重，还让国民党加紧了对三角地区的“清剿”。 于都、会昌一线的敌人在贡水两岸对红军和中央分局进行南北夹击。 他们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将红军封锁在一块狭小的区域内，进而一举消灭，摧毁苏区。 形势的日益严峻，留守下来的红军已无法完成坚守中央苏区的最高指示，项英等人意识到必须像长征的中央红军一样，主动放弃苏区，实行战略游击，全军分散突围，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在正式做出这个决定前，项英，陈毅给中革军委连续发电报请求改变作战部署。 但这些电报发出去后，犹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项英在电报中言：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 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 2月4日又言：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当天见电，要求当天回复这在我党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此时中央苏区的斗争严峻到了何种程度。 真正推动项英做出全面游击决定的，还是来自毛主席的指示。  遵义会议开完后，主席和中共中央当即给项英，陈毅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 在电报中主席明确提出了要进行游击战，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结合。 这就意味着凡是不适合游击战争的环境，一切都要变，保卫苏区实现不了游击战，那就要放弃。 庞大的机关就必须缩小或者取消，中央分局保留了一个团就行了，其他干部到地方负责游击工作。 基于这样的指示，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开始率领红军分九路突围。 突围作战是非常残酷的，同样牺牲也是巨大的。 贺昌率部突围过程中，被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包围，部队被打散，他也壮烈牺牲。 瞿秋白同志在转移过程中被捕，被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 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舍同当地武装转入了游击战争。 三年的游击战争进行的非常艰苦，陈毅都曾说：“红军的命运寄托在项英同志的勇气和忠诚上”。  游击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对山上的红军进行了严密封锁，他们强迫山里的居民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并让保长严密监视。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游击的红军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 1935年4月下旬，外出运粮的游击队员被敌军发现，跟踪，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差点被敌军清剿掉。 但这些并没打跨项英，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战术，连续挫败了敌军五次清剿。 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区，还发展了新的“三南”游击根据地。 在战斗中，项英总结并及时推广了大量的游击战术原则。 比如“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 甚至项英还会把一些游击原则变成歌谣让战士们传唱。  针对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甚至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分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内，通过形势，革命气节，革命前途的教育，来提升大家的思想觉悟，号召大家要为革命信仰而战。 此外，项英对于确实想走的人，也不强留，会给他们发放路费，秉持着去留自愿。 为此他还特意向身边的人解释：“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意志，如果这个时候想走，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早晚会出事，不如让他们早点走，剩下的人都是坚定的革命战士，战斗力会更强”。 正是这样的意识，游击队保留了大批经过考验的干部，使得游击队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台阶。  斗志昂扬的游击队员们牵制国民党的鼻子满山跑，国民党的腿都快跑断了，连游击队员的影子都看不到。 项英在封闭的山区除了指导游击战争外，他还时刻关注着整个革命局势的发展。 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会想方设法搞到香港的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字里行间揣摩和分析形势变化，从而更好地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1936年6月，两广事件爆发，广东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口号，公开向全国通电反对老蒋。  事变发生后，一直在游击区负责清剿红军的余汉谋部开始后撤。 经过分析后，项英认为其本质上是军阀间的战争，红军应当抓住机会，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 在项英的领导下，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大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被消灭，作恶多端的豪绅也得到镇压。 这样的行动使得游击区得到恢复和扩大，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少有的好形势。 仅过几个月后，西安事变传来，项英冷静地头脑再次挽救了游击区。 当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消息传到游击区后，大家高兴的舞手跳脚的，高兴的不可言喻。 在会上针对蒋介石会不会被放掉，大家讨论地很激烈。 多数同志认为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的话无异于放虎归山，项英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量，觉得蒋介石最终大概率会放掉。 个别同志不理解，背后说项英是右倾，不久后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送回南京，大家才不得不承认，“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 此外，项英还告诫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时刻警惕敌人新的“清剿”。 果然不出他所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没多久，国明党第46师就发动了新一轮的清剿，好在各地的游击队提前做了各种准备，这才避免了损失。 而真正让项英率领游击队出山，结束三年游击战争的，则是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 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成立时的一万多人，大部分都是项英从山里带出来的。 他们经受住了长期的革命考验，战斗力十分凶悍。 陈毅都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中央政治局给予项英，陈毅等留守的领导人高度评价，称他们是全党的模范。 可惜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英年早逝。 很多人对于项英的死感到惋惜，觉得凭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贡献以及党内陆位，建国后授衔时，项英总怎么着也是个元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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