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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3月，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被任命为总部设在立陶宛第一大城市维尔纳的第一军团司令。第一军团大约有136000人，这比巴格拉季翁公爵的第二军团（57000人左右）和托尔马索夫将军的第三军团（48000人左右）加起来还要多。这3个军团一起守卫俄国西部边境，抵抗拿破仑的入侵。巴克莱绝非这三支部队的总司令。他的军中级别事实上比巴格拉季翁和托尔马索夫都要低，这在等级意识分明的帝俄精英中关系很大。唯一的总司令是亚历山大本人，他于4月抵达维尔纳。 在1812年6月战争打响时，第一军团的绝大部分士兵和马匹都状况良好。他们已经一连很多周吃得好、住得好，这和拿破仑大军中那些横跨欧洲、在进入普鲁士和波兰边境的狭小宿营地后发现越来越难填饱自己肚子的士兵大不相同，那些人通常已经又饥饿又疲倦了。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俄军的主要问题并非士兵与他们所属的团，而是参谋人员和统帅部。 第一军团的军长们向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递交一式双份的报告，他们在战局之初有时也从这两人那里接收命令。战争开始8天后，第二军军长卡尔·巴戈武特（Karl Baggohufvudt）中将致信巴克莱，“我刚收到你于6月18日下达的命令，由于它们与陛下的命令相抵触，我们应当做什么？”巴克莱在6月30日致信皇帝，表示他不能给指挥位于军团脆弱右翼的第一军的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伯爵下命令，“因为我不知道皇帝陛下打算在未来有怎样的部署计划”。当第四军军长、中将舒瓦洛夫（Shuvalov/Шувалов）伯爵突然病倒时，亚历山大于7月1日径自用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Aleksandr Ostermann-Tolstoy/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ерман-Толстой）伯爵代替了他，并声称做出这一任命时没有时间去征询巴克莱。 这种程度的混乱显然是危险的，紧张状况依然存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群喧闹的失业高级将领、廷臣、亲戚陪同亚历山大前往维尔纳，他们急于试图向皇帝和巴克莱两人推销自己的主张——如何最好地与拿破仑作战。在这群喧嚣者当中，最有能力但长远来看也可能最有破坏力的人是莱温·冯·本尼希森。 从法军入侵到第一军团抵达德里萨的这两周间，巴克莱的大部分部队单位都以良好的秩序撤退，也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从统帅部的视角来看，事态发展大体按照计划进行。 俄军统帅部也很快得知，拿破仑的军队正为他做出的追击撤退中的敌军、迫使其接受会战的决定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拿破仑的许多士兵在入侵前的几周内就吃得不好，尤为重要的马匹更是如此。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集中起来准备早早展开决定性会战的庞大军队都会发现无法在贫穷的立陶宛得到充分的供给。企图迫使巴克莱接受会战的想法又让法军快速通过已经被俄军吃尽储粮并执行过焦土政策的地区。 7月17日，第一军团放弃了德里萨，退往维捷布斯克，期望赶在拿破仑之前抵达这座城市。两天后，亚历山大启程前往莫斯科。整个7月里，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都在尝试把他们的两个军团带到一起去，他俩互相指责对方没能成功前来会合。然而，从事后回顾的角度来看，未能成功会师不仅不是两位将军的失误，反而对俄军有益。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试图去截断巴格拉季翁所部，与退却中的俄军相比，追击作战在更大程度上消耗了法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克莱和亚历山大制定的消耗拿破仑战略已经被证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尽量执行这一战略，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内。 在放弃了维捷布斯克之后，巴克莱军团前往斯摩棱斯克。起初还存在对法军可能抢先赶到斯摩棱斯克的担忧，因此普雷拉多维奇（Preradovich/Прерадович）的近卫骑兵和猎兵分遣队在38小时内行军80公里，以争取在法军之前抵达。事实上这多少只是一场虚惊，因为拿破仑的部队已经十分疲劳，需要进行休整。8月2日，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俄军两大军团最终得以会师。 事实上，到两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师的时候，亚历山大的立场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他本人正猛烈催促巴克莱前进与拿破仑作战。也许在表示他从未期望在退到斯摩棱斯克之前冒险会战时，皇帝是真诚的，但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巴克莱继续不战而退的政治风险。他于8月9日致信总司令：“我现在希望你凭借上帝的帮助能够发起攻势，从而阻止对我们的行省的入侵。将军，我已经把俄罗斯的安危交给你掌握，我希望你会表明我对你的一切信任都是值得的。”两天后亚历山大又重复了他展开进攻的呼吁，还不带任何明显讽刺意味地补充说：“你不受任何障碍或干涉影响，可以自由行动。”巴克莱既要面临自己属下将领和巴格拉季翁要求进攻的强大压力，又无法忽略他的主人。无论如何，巴克莱还要受自己此前给亚历山大许下的诺言的支配：一旦两个军团会合，他就会即刻展开进攻。 像本尼希森在艾劳、卡尔大公在阿斯佩恩和日后威灵顿在滑铁卢所取得的成功那样，占据坚固防御阵地诱使拿破仑前来攻击是一回事，试图在机动上胜过拿破仑、在攻势中将其击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只要拿破仑亲自出战，他对下属指挥官的权力、他声望的强大力量以及他尤为突出的军事直觉就极有可能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带给法军胜利。他麾下各个军的行动会比敌方更加协调，会更迅速地发现战机，也会更不松懈地利用任何优势。如果说这几点在所有状况下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时的环境中法军的优势还要加倍，因为俄军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又以两个独立军团展开行动，而两位军团司令的观念和直觉差别极大。 正如俄国官方战史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巴克莱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少数派，事实上他却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们是错的。在别的失误之外，他们还大大低估了拿破仑的军队实力，夸张了法军的分散程度。 到8月17日早晨为止，巴克莱军团的30000人已经坚守在斯摩棱斯克的郊区和城墙后面。要是拿破仑想要以微小的代价将其逐出阵地的话，他可以依靠包抄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兵力远远超过俄军，在第聂伯河上有许多渡口，对俄军通往莫斯科后方的交通线的任何实际威胁都会迫使巴克莱放弃城市。与此相反，他却选择了正面进攻，在攻击进程中损失惨重。 自从1812年开始，历史学家们就对拿破仑为何要如此行事感到困惑。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释是，他不希望赶走俄军，而希望在一场城市争夺战中歼灭俄军。或许他相信，如果他给了俄军为斯摩棱斯克而战的机会，他们就不敢如此轻易地放弃这座俄罗斯名城。要是的确如此的话，拿破仑的盘算就被证明是落空了，因为在8月17日展开了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后，巴克莱又一次命令他的军团退却。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巴克莱是顶住了巴格拉季翁和第一军团所有高级将领强烈且一致的反对而做出这一决定的。他面临着无能乃至叛国的猛烈指责。 一切都出了差错，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一、二军团间协调不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夜间沿着乡村小道行进相当艰难。理论上这些道路应当由参谋先行勘察过，在行军时则应当由他们引导纵队前往正确目的地。安排军团的军事行动是这些参谋的责任。任何在夜间调动大批部队的行动都需要十分细致的安排，尤其是在疲倦的部队行经森林和乡间小道的情况下。 不管原因是什么，其结果就是混乱。随着俄军向东退却，主动权落入了拿破仑之手。他可以追击俄军，也可以在斯摩棱斯克结束战局，努力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变成在1813年发动决定性的第二次打击的坚实基地。关于这两种选择的相对优势和危险，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多的争论。 对拿破仑来说，1812年的战争是一场为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目的而战的内阁战争。他在最大限度下可以兼并立陶宛以及部分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迫使俄国重返大陆封锁体系，并有可能强迫俄国人协助他挑战英国在亚洲的势力。体验到在俄国境内征战的问题后，即便他取得胜利，也可能会索取更少。已经在西班牙卷入了一场民族战争后，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在俄国激起另一场民族战争。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亚历山大和他的将领们从一开始就试图掀起一场抵抗他的民族战争。随着他向斯摩棱斯克推进，这些迹象变得更加不祥。他向大俄罗斯境内推进得越深入，这场战争就越有可能变成民族战争。 拿破仑是一个倾向于维持秩序的人，他终结了法国革命，娶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女儿。他没有在俄国发动一场农奴暴动的愿望，但这一威胁本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政治手段。如果让法军来势汹汹地在大俄罗斯边境上备战，这要比实际上进入俄国心脏地带更可能使这一威胁奏效。在教堂被污辱、妇女被强暴、农舍被毁坏的情形下，俄国农民是不可能聆听法国人的许诺的。 在1812年8月，考虑到战场上还有一支尚未被击败的俄军，拿破仑不会选择停留在斯摩棱斯克。他的战略已经植根于正确的信念——如果他能够歼灭第一、二军团，俄国就会丧失所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他已经一路追击俄军直到斯摩棱斯克，但俄军却挫败了他的努力。 拿破仑所做的一点政治考量是正确的：俄军不能未经一战就放弃莫斯科。莫斯科距离斯摩棱斯克还有两周的行程。由于拿破仑已经为了追求一场会战远道而来，在战利品即将到手之际就放弃看上去可能是十分愚蠢的。只要他的人马不断移动，那么在富庶的莫斯科地区的收获季节里行动就会让供养人马不致成为严重问题。向前推进无疑是一场赌博，但拿破仑就是个大赌徒。他认为在1812年8月停在斯摩棱斯克并不稳妥，这一看法也是正确的。所以他决心向莫斯科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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