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成立了四大“剿总”，全称“剿匪总司令部”，分别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剿总”，位于北平的华北“剿总”，位于徐州的徐州“剿总”，位于武汉的华中“剿总”。 大家做一对比观察，会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对比我军的四大野战军和华北野战部队。 东北“剿总”主要对付和东北野战军。 徐州“剿总”主要对付我华东野战军，兼顾中原野战军。 华中“剿总”主要对付我中原野战军。 华北“剿总”主要对付我华北野战部队。 另有西北王胡宗南，以西北军政长官的名义，对付我西北野战军。 问题很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中原野战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河南，但河南并没有设立“剿总”，或者类似胡宗南那样的集军政党大权于一体的强力指挥中心。 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陇海铁路沿线城市，构成一条贯穿河南东西的大动脉，基本上处于零散守备状态，任刘邓、陈谢大军随意出入。 普通人都能看出问题，难道蒋介石当年看不出问题？他的国防部也有很多高人，他们能看不出？ 肯定看得出，但人家就是没有设立中原“剿总”。 什么原因呢？我们把视角切换到1947年，把问题聚焦到当年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白崇禧。
白崇禧是国军阵营中最具战略观的一位将才，而且是极少数能做到战略和战役战术贯通的军事家。 怎么说呢？就围绕刘邓挺进大别山之后的应对办法来说。 白崇禧采取了很多措施。 例如连续不休的追击，使刘邓大军得不到休息，导致严重减员；建立严密的情报系统，发动本地地主、士绅、土豪，把情报触角，深入到乡村，这一条非常厉害，基本上克制住刘邓大军的情报优势，使其安身不得。 又比如坚壁清野，野无余粮，使刘邓大军无法补给。 再比如推行总体战，加强国民党在基层的控制，逼得共产党基层政权无法立足。 尤其是军事上白崇禧抓住了解放军作战的以少敌多、以多灭少的战术原则，经常命令两个整编师就近左右协同，不给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反过来，他又把这套原则用来对付解放军。只要解放军集中起来一个纵队，就命令两到三个整编师过去围攻捕捉。如果解放军解散为旅各自行动，又抓住旅级单位迫其决战。 这套办法大巧不工，使刘邓大军难以破解。 刘伯承之所以在1948年初转出大别山，就是因为白崇禧太厉害了，我们远道而来，打不过，站不住。 但是刘伯承转兵豫中宝丰后，压力一下子减轻了。
两个原因：第一，离武汉远了，敌军数量减少。 第二，洛郑开商一线基本没有国军常驻强大力量，无人威胁后路，刘伯承甚至可以从容地从晋冀鲁豫老部队调兵南下，陇海线国军所谓防线形同虚设。 这种几乎灾难式的巨大漏招，为什么会出现？ 刘伯承一直都没想明白，白崇禧很明白，但他已无能为力。 我们再把视线往前回溯，在刘邓挺进大别山之初，看看国民党军高层到底是怎么应对的。 起初，中原也有较为集中的军事指挥中心：郑州绥靖公署。 当时河南省会是开封，为什么把绥靖公署放在新兴城市郑州呢？盖因国军习惯于把军队放在铁路沿线，郑州乃是平汉线和陇海线的交汇点，调兵极其便利。 郑州绥署指挥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本来兵力倒也雄厚，1946年6月围攻中原军区李先念，刘峙指挥郑州绥署集结了30多万大军。 可以想见，如果河南一直保持这样的兵力部署，刘邓大军别说在豫中皖西（这是广义上的中原腹地）立足，就是当初想顺利通过黄泛区南下，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只要洛郑开商一线保持畅通，国民党军可以顺利调兵，切断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原的联系易如反掌。 刘伯承敢冒着后路被断的风险挺进大别山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郑州绥署哪里去了呢？被内斗斗没了。 1946年8月，刘邓发起定陶战役，暴打国军，团灭整编第三师，蒋介石雷霆震怒，撤了刘峙的郑州绥署主任。 撤刘峙这个猪头倒没什么，再找一个能干的去接替指挥也未尝不是好事。比较严重的是老蒋有因人废事的传统，刘峙被撤，连带着整个郑州绥署也失去委座信任。 老蒋接下来先是派国军高层第一废物顾祝同接替郑州绥署，后来因为薛岳指挥徐州绥署作战在山东接连丧败，又让顾祝同统一指挥徐、郑两大绥署作战，又因徐州是陆军总指挥部驻节之地，因此郑州绥署的职能基本上都转到徐州来，河南军事中心事实上被抽空了。 为什么说顾祝同是高层第一废物？ 此人最大的本事就是顺风接屁，浑身上下只长了一双耳朵，老蒋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争权。陈诚当参谋总长，各种抓部队，壮大土木系，又学二陈兄弟搞结党内结社壮大政治力量，几乎把顾祝同架空。 有人劝顾祝同也建立自己的小班子，而且把外围的组织都拉起来了，就等顾祝同露面说句话，顾系立马儿就能建立起来。 顾祝同言，总裁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哪天不让我干了，我就赋闲回家。 众人哑然。
此公统一指挥郑徐两大绥署，对河南军事形势没有一点创见，完全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论实际军事才能，陈诚还能勉强指挥一二，顾祝同则完全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当刘邓大军穿过黄泛区南下时，顾祝同只能亦步亦趋，慌忙抽调各处兵马追击堵截，完全失去先机。 蒋介石召开高层军事会议，商讨研究如何应付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 据《白崇禧大传》（浙大出版社2021年版）注引《观察》杂志1947年11月刊登载的一篇文章《国军全盘战略》称，蒋介石起初就是打算在中原设立国民政府行辕，类似1945年底在东北设立的行辕，集中河南军政大权，对付三路大军。 但此议遭到很大阻力，国防部就莫衷一是。为什么？没有合适的将领能担此任。 要知道，河南方向面对的是中共军事水平最高的几位，刘伯承、粟裕、陈赓等，国军谁能与之对垒呢？顾祝同万难承担此任，而且徐州对于国府有更重要的作用，捍蔽两淮，保卫南京，不能让顾祝同去郑州当行辕主任。 其余几位呢？陈诚走不开，何应钦又始终和蒋介石隔着好几次。薛岳在孟良崮战役之后即被打入冷宫不复掌兵。 退而求其次，就是卫立煌、关麟征、杜聿明等人，但要么是抽不开身，要么是早就被剥夺实权寒了心。 而最能担当重任又能走得开的，当属桂系二当家小诸葛白崇禧。 蒋介石开始让国防部拿意见，推举合适人选，不料国防部推出白崇禧，蒋介石猝不及防，很不愿让白氏出掌河南，但又不好食言，于是制订了一个折衷方案，成立一个国防部前进指挥部，驻地为江西九江，专门负责大别山剿匪之军事。 白崇禧此时是国防部长，以国防部长之尊到九江担任前进指挥部主任，白氏心有不甘。 为何？他当国防部长，虽然被坊间戏称为国防部两尊神像——盖因参谋总长陈诚大受宠信，防长和陆军总司令的职权都被陈诚侵蚀，白崇禧与顾祝同都相当于空头大员，但白崇禧人在高层，能起到维持桂系军事存在的巨大作用，所以一向乐于在此职。 出去当前进指挥所主任，纡尊降贵不说，还失去了暗中摸鱼的便利。蒋介石派桂系早年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去劝说，黄说，此去看似夺你中央大权，实则有利于统一指挥在鄂豫二省的桂系军队，如果你再不去，过不了几年，桂系军队被陈诚左调右调，行将散乱无遗。 白崇禧一听果然是这个道理，于是坦然受职，前去九江。 为什么不直接去武汉呢？当时武汉尚有绥靖公署，湘系大佬程潜驻节武汉。白崇禧不管这个，以国防部长余威，加上他可以指挥豫鄂两省军队的便利，逐步夺走湖北军政大权，程潜自感争不过白崇禧，便退回湖南去了。 成立九江前进指挥所，本意是徐图进取，把刘邓赶回去，再逐步恢复中原军事指挥。谁料白崇禧此举过于激进，触犯老蒋的忌讳，深恐白崇禧壮大势力，在默认桂系占有湖北的同时，只字不再提进取中原之事。 其实当时如果以白崇禧之能，与刘邓来个挺进对挺进，把几个主力整编师北移，抵达洛郑开商一线，西与胡宗南衔接，东与顾祝同相联，自东而西隔断河南，刘邓大军完全断绝与北面的联系，中原战场鹿死谁手，真还说不准。 奈何蒋介石念念不忘政治畛域，桂系与其缠斗数十年而不死，政治上的弦始终崩的非常紧，此时白崇禧稍一亮剑蒋介石便紧张万分，宁可稍缓大别山攻势，也不愿直接釜底抽薪断刘邓后路，真乃是宁与共党不予内贼。
白崇禧也知道蒋介石的居心，后来淮海战役蒋介石无法收拾，甘心让白崇禧出来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剿总”，白氏生了气拒绝出任，推源溯始，与大别山攻势半途而废不无关系。 这些枝枝节节，当事人有的知道，有的一知半解，蒋介石失败后一直忌讳这些事，及身之日，国民党内并不敢有人指出。 1975年蒋介石死后，岛内编撰所谓《戡乱战史》，才在书中逐次披露蒋介石当年的筹划。不过即使指出，也是含含糊糊，只是指责当时郑州、武汉两大绥署，互相扯皮，界限不清，以至刘邓部队来去自如，无人能制。 然而这种窘境，又是谁造成的呢？锅全都推给蒋介石，似乎也不尽合理吧。 掩卷而思，觉不尽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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