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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一文，“空旷高邈，夐不可攀”。空灵的水月意境，雄辩的主客哲思，跌宕的情感波澜，景、情、理恰到好处地熔入精致通脱的语言结构，使文章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不少教师和专家都对此探讨有加，或探究主客对话的张力，或巧解水月之喻的妙境，或分析写景抒情的艺术，或研讨作者内心的矛盾。笔者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次走进那个壬戌年秋天的赤壁，穿越层层文字与结构的迷雾，直抵作家的真实心灵。 评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和'反自我’。”那么，透过《赤壁赋》这一文学的“面具”，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怎样的“自我”呢？ 英雄与野夫——苏轼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索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谤，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绝境；出狱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职位低微，形同软禁。元丰五年的秋天，为排遣苦闷，他与客赏游赤壁之下。乘清风，沐明月，泛大江。澄明美景，让他有一种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逸趣；而悲鸣的箫声又把他拉回现实。那个出世的野夫和那个入世的英雄，哪一个才是他真实的“自我”？ 《赤壁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这种传统赋体常见的手法一般被认为是作者内心世界两种声音的彼此驳议。文章的第三自然段，苏子巧借客人之口讲述了这段心灵深处的矛盾与挣扎。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相似的江月山川，自然让政治受挫的苏轼联想起了“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赤壁英豪。此时，苏轼45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强仕”之年，却猝不及防地从一个“凡可以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奋勉有为的政治家，突地成了一个戴罪之身的“犯官”。平日不敢轻易作文，偶尔写作也不敢轻易示人，甚至在赠友人《赤壁赋》手稿时，也千万叮嘱“深藏之不出也”。贬斥他的神宗时年三十三岁，春秋鼎盛，他的政治生涯极有可能就此终结，想到这时，再比比那“一世之雄”的曹操，不禁悲从中来。入世而不得的痛苦，建功立业的渴望，带给他第一重矛盾与挣扎。 于是，苏子借客人之口点出曹操为周郎所困的窘境和“而今安在”的无奈。通过不世英雄的同样失意，来让自己建功立业不得的苦闷得到缓和。 英雄也不过如此，那就做个山野凡夫吧！“况吾与子渔樵于江诸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一个“况”字，拉近了“渔樵”与“英雄”之间的距离，消解了世俗社会成功与不成功的彼此冲突，引出了一条从英雄转向野夫的路。但客人接着，又进一步揭示了不论是英雄还是野夫在广袤时空的关照下生命的渺小和有限——“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做英雄而不得，做野夫亦不乐，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似乎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逃不出生命的有限与脆弱，这给苏轼带来了第二重矛盾与挣扎。 于是，他想到了学道修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然而修仙之路似乎更为渺茫——“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样一来，《赤壁赋》开头所营造的恬适澄明的仙境，竟变成了迷茫心灵的投射——入世与出世、英雄与野夫、个体与社会，这些纠结，都不再是自我选择上的纠结，而是有限与脆弱的生命体在“出”与“入”的两个世界，都无法得以安顿与安宁的纠结。 既然在有限的时空内，无法解开人与社会的纠结，那么，到底怎样才可走出心灵的迷途，获得自我的救赎呢？ 有限与永恒——苏轼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 文章的第四自然段，其实是苏轼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索。生命的有限，自然的永恒，这样的时空观是中国古代文人或哲人笔下很早即有历久弥新的一个主题。《古诗十九首》中慨叹“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曹操的《短歌行》中高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冲淡如陶潜也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感言，而唐人刘希夷更是在《代悲白头翁》中唏嘘“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面对时间的不可逆性，苏轼并没有像前人一样停留在哀伤和恐惧里，而是从佛学与道学中汲取智慧来回应借客人之口而提出的人生命题。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针对客人的悲伤，苏轼以“水月之喻”讨论了“变与不变”的问题。“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从两个层次来宽慰化身为客人的自己。 第一层，在看待问题的角度上，客人是以“物”“我”对立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因此天地永恒，个体有限；而苏子则是从“物”“我”合一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苏轼告诉客人，如果从变的角度看，那么天地日月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如同人会随着时间而代谢衰老，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那么作为群体的人类也是“代代无穷已的”，即便是作为个体的“我”其精神灵魂也可以是不朽不灭的，这和万物永恒，江月轮回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二层，从对生命的理解上，客人所叹“吾生之须臾，长江之无穷”，讲的是不同生命之间的寿命长短，而苏轼则说个体的寿命是不同的、时间是有限的，但若将个体和整体、人类和宇宙自然合而为一，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也就获得了有限生命对无限时空的超越与永恒。 这一段中苏轼的“不生不灭”、“物我合一”等观点，分别不同程度地汲取了佛家的“物不迁论”、“形灭神存”和道家的“自其异者而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视之，万物皆一”的理论。 在解答了如何看待“人生有限”的问题后，苏轼依旧需要面对个体生命如何处理与自然关系的难题，也就是说，即便是人生和自然都可以看作是永恒的，那还是需要考虑这永恒之我，如何面对当下的问题。于是，苏子从“取与不取”的角度，为自己的人生指明了出路——“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一思想和道家“顺天应命”的观念如出一撤，告诉人们面对天命中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学会接纳，不要有非分之心，面对建功立业等想法，只要顺应规律安于天命行事就好了；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无尽藏”语出佛典，这几句汲取了佛家“随缘自适”的智慧，告诉人们面对天命的桎梏时，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人，也不是完全被动无为的，而是可以主动“自适”，选择过好当下的。 于是，在那一刻，苏轼放下心中的纠结，既然功业不由人，那么就索性尽情享用这朗月清风吧。在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苏轼也想明了自己该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去争什么英雄，也不必定做什么野夫，一切随缘自适就好，活在当下，做一个快乐的“适者”。 悲伤与快乐——苏轼对人与内心关系的思索 文章的结尾“客喜而笑”，苏子与客“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那么，苏轼通过这赤壁之思，是否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呢？笔者翻查资料，看到许多老师和学者都持否定态度。 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二：一种观点是，《赤壁赋》通篇都是快乐为表悲伤为里，持此种观点的作者举了“送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和“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出典，认为无论是引自《诗经·陈风·月出》中的“佼人”还是出典《离骚》中的“美人”都是喻指君王，《赤壁赋》开篇“乐”的背后是“处江湖之远”却“思庙堂之高”的隐忧，而结尾所谓的“客喜而笑”，也不过是暂时割舍理想的故作洒脱和无可奈何的放浪形骸，并罗列了诸如苏轼的《洗儿诗》、《寒食帖》等文为证；另一种观点，作者则列举了苏轼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行香子·述怀》，诗《望云楼》、《东坡》、《秋兴》，文《雪堂记》、《超然台记》、《前赤壁赋》等，并援引佛家六祖慧能的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来说明苏轼反复在作品中表现面对人生要“豁达与超脱”的主题，其实不仅不能表现他的彻悟，反而印证了苏轼的执念与痛苦。 而笔者认为，从《赤壁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思索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后，在出世与入世、有限与永恒、超越当下与立足当下之间，找到了一条真正救赎自我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从黄州以后，不论在他人生的哪个时期，他都立足当下，用这三味“药”调理心灵，在动态挣扎中达到静态的快乐平衡，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期这三味“药”的比例各异，成色有差。 《东坡志林》中有一短文：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时，也不妨熟歇。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立足当下，随缘自适”的快乐原则，这与苏子劝说客人享受当下的美景，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就是因为他这种敢于破除执念，动态平衡，立足当下的快乐、务实的原则。无论现实人生是顺还是逆，他只需略作调整，就又能找到内心的自足和自乐。在他的故事里、诗文里，时而超越当下、物我合一的，是他；时而立足当下、积极有为的，是他；时而慷慨意气、激扬自嘲的，是他；时而韬光养晦、隐忍屈蛰的，是他；而在这诸多面具的背后，真正最本真的那个“自我”是快乐的苏轼，如同佛家所言“大道无门，平常心即是道”，在文字与思索中超脱，在现实与当下里快乐，这又岂能说不是把握了永恒的道呢？ 苏轼的“达观、淡定、不愁苦”的快乐，并非如宗教信徒一般偏执。他虽自号居士，但却在诗文中屡屡否认自己是佛教徒，且对僧规戒律多有微词；他虽精通道学，但却在《答毕仲举书》中写道“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他懂得摒弃道家的消极而取其精华；他虽始终怀着英雄情结——“虽废弃，未为忘国虑也”、“愿为穿云鹤，莫作将雏鸭”，但儒家进取之锐志，并不妨碍他汲取佛道的圆融。在与农夫野人的交往中，他去掉了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小家子气，养成了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在躬耕东坡、赏风雪堂的过程中，他去掉了士大夫多有的柔弱悱恻、敏感多愁的文士气，养成了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大丈夫气；在黄州读书著述中，他去掉了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骄气，养成了稳健沉着、谦逊平和的正气。与其说，黄州的赤壁成就了他，倒不如说，东坡平素的涵养成就了自己，十几岁时背下的几十万字的《汉书》，让他阅尽历史沉浮；幼居峨眉的文化土壤，让他渐染了佛家的慧性；少时和弟弟苏辙经常研习的《庄子》，让他见识了鲲鹏垂天的羽翼，这生命之初汇入的儒道佛壮阔、澄清的泉流，让他凭借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妙的生命哲学跨过了人生路上一道又一道的沟堑。 于是我们看到，贬谪之所，亲友难问，他却结交了当地的许多民间奇人，名医、和尚、野夫、高士，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上可与天子为伴，下可与凡夫为友”。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郡守徐州、还是知州杭州，甚至是别驾琼州，他都尽一切可能报国惠民：徐州“亲荷畚锸，结庐城土”，倾力治水；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建桥，“潋滟”西湖；琼州，天荒海岛、开馆授徒，“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成就了海南史上第一位举人。于是我们看到，《初到黄州》中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我们看到被贬惠州时的“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我们看到谪居岭南时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们看到六十二岁暮年贬至海南时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查阅了那么多关于苏轼生平的资料后，我更愿意相信林语堂《苏东坡传》中之语——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那些自嘲和挣扎，矛盾与纠结，不过是他宽阔心河中的一些细小支流，若是被支流所引，溯其而上，势必水面愈窄，河床愈浅，以致无路可通；而唯有顺着东坡的精神主脉一路走下去，不为枝节所误，方可驶入他灵魂深处浩瀚雄浑的大海。 于是，我知道，那一年的秋天，酒、文、月、江、风，最终都化为一场赤壁的心灵漫游与精神突围，在快乐过、悲伤过、痛苦过、挣扎过、思索过、驳议过后，苏轼终于不再纠结于英雄还是野夫，有限还是永恒，快乐还是悲伤，他只是回过头去——做那个不断成长，更加自全，个性十足的“自我”。 一篇《赤壁赋》，我们以“言”探“文”，以“文”解“言”，透过言语和结构的层层面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面的东坡，一个真诚的东坡，一个快乐的东坡；我们还看到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自我”：儒家的坚毅与固穷；老庄的万物齐一、旷达超脱；佛家的随缘自适、见性无执。正是因为，我们民族拥有如此包容和多元的文化，我们每一个人在无路可走时，才依旧能找到精神突围的出口和自我救赎的路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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