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和圳上”是很多湖南人的精神故乡。自宋迄清，他们的先人从那里迁徙至湖湘，筚路蓝缕，开枝散叶。长久以来，湖南人追寻它的所在，但是得不到答案。不要说今天的湖南人，连清代的江西泰和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道光十九年，两江总督陶澍路过泰和，向当地人询问圳上所在，“人多不知”。他将此事写入其本族资江陶氏续修族谱序言之中：“长沙开国实始桓公，南楚之陶多为公裔，而逊庵公旧序有'升公来自吉州泰和圳上’之语，又云:'元末远徙，如江南之芜湖，是其派。’余顷过泰和，询所谓圳上者，人多不知。惟县西二十里有地名枣树下者，陶姓聚焉。询之，则所祖仅明初，以前无征。或又云，县南武山有陶皮仙人石室，山麓即圳上。然其地小僻，亦无陶姓居者。”“圳”本指田间水沟，而作为地名“圳上”的“圳”，多指溪流。“圳上”则指溪流上游。陶澍序言说“山麓即圳上”，可证此义。从“圳上”的得名源由，可以想见它在江西应是一个比较多见的地名。实际上，今天江西很多县市都存在这个地名。它在湖南也不罕见。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曾国藩写信给叔父母，说“闻叔父为圳上公屋加工修治，侄亦欲寄银数两，为叔父助犒赏匠人之资。”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铭》，说：“至嘉庆岁丁巳，家祖及族长尊三、以彰二公，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以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而靛塘湾之田，族之人又于嘉庆壬申议永为公祀田矣。”湖南人使用的“圳上”一词，或许由江西人传播所至，亦未可知。“泰和圳上”到底在哪里？今天的湖南人都想知道答案。网上有一些考证文，没有明晰的结论，比如说：“圳上其实为赣中吉泰盆地中一处沃野平畴，地广百里，似界泰和、庐陵（今吉安县）、吉水、安福数县”。这对于想寻找先辈家园的人来说，没有多少指导意义。还有人认为，“圳上”是移民的集聚点。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并不能回答“圳上”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泰和不可能只有一个“圳上”，湖南人族谱中的“圳上”不可能指同一个“圳上”。因此，通过考证把它们一律指认为同一个“圳上”，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湖南人族谱中，与“圳上”相关的表述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圳上”和“千秋乡”常常关联在一起。而根据清代几部《泰和县志》，泰和县有六个乡：千秋乡、仙槎乡、仁善乡、云亭乡、高行乡、信实乡。因此，和“圳上”关联的“千秋乡”无疑就是县志中的“千秋乡”。古代官方文献阙如。但湖广宝庆《田氏族谱》中的《田氏源流总序》一文，却隐藏着答案，其中一段文字说：“祖之始也，自宋开宝三年，岁逢庚午七月，皇帝赵匡胤诏召湖广邵州路大牧名蒋琼问曰：'卿守邵州路，黎民如何？风俗如何？’琼奏曰：'臣守邵州之地，因唐五代之时，黄巢聚众乱，杀戳天下人民，绝灭烟火，骸骨盈山，地僻人稀，无民耕种，是以无功。’大祖诏曰：'朕都城内外，或者将江西太和圳上一坊，无拘张姓李姓，五丁抽二，三丁抽一，请社定夺。’蒋琼领旨，将圳上田家二百七十余户，移往湖南各州县，自择基地。”这里不仅提到了“圳上”，还明确说是“一坊”，这值得高度注意。即使上面这段对话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圳上一坊”应该曾经是真实的存在。唐宋时期，城镇普及坊厢制度。“坊”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只出现于城镇。因此，“圳上一坊”无疑位于泰和县城内。现在，我们可以说，湖南人族谱提及的“圳上”，其中一个就在泰和县城。据光绪《泰和县志》，千秋乡辖二十个都，即三十七至四十八都、五十六至六十三都，泰和县城“四面皆千秋乡”。县城不仅被千秋乡包围，而且县城东、西两厢属于千秋乡的四十五都。也就是说，“圳上”实际是千秋乡的组成部分，二者是一个整体。“千秋乡”和“圳上”常常被关联表述，也就可以理解了。泰和县城临近赣江，水陆交通便利，成为一个重要的迁徙集聚地、中转地是理所当然的。大量迁徙者从这里中转出发，进入湖湘。当那些本不是“圳上”人的迁徙者来到湖南后，对人说“我来自泰和圳上”，这并没有错。但他们的后人并不了解内情，而将先人认作了泰和圳上人。 泰和是庐陵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文化先进。据称历史上共产生过状元三名、榜眼四名、探花四名、进士三百九十九名。那么，“圳上”作为县城一坊，其知名度肯定是很高的，甚至可以作为泰和的代名词。作为“圳上”人，自带一种其他地方的人所没有的光彩。当他们移民至湖南，先进文化被他们带到了湖南。在湖南土著的眼中，“泰和圳上”自然成为一种优越身份的象征，他们纷纷附会自己的祖上也来自“泰和圳上”，则在情理之中。 很多湖南氏族的先祖都来自“泰和圳上”的现象，就是这样造成的。 如果“圳上一坊”确曾是真实、显赫的存在，为什么会失传呢？乾隆《泰和县志》载：“坊乡里巷自宋淳熙至元，历年二百有余，皆仍其旧。明初，坊改为厢，乡分为都，都复分图，图即里之谓也。”又载，泰和县城分为东、西两厢。由此可知，泰和县城原有的坊名，明初被东、西两厢所取代。经过时间的长期消磨，原来的坊名最终必然消失在泰和人的记忆之中。在湖南人族谱中，和“圳上”常常发生关联的还有“早禾市”、“早禾渡”。乾隆《泰和县志》载：“早禾渡，在早禾市。万历志，宋淳熙间胡笺建桥。”宋人黄庭坚在《癸丑宿早禾渡僧舍》诗中说：“城头渡可涉，早禾渡可斟。试问安用舟，春水三丈余。是维一都会，驵侩权征输。郁郁多大姓，儒冠颇诗书。”元人刘楚《赠徐永年序》说：“泰和早禾市旧置巡司，莅邑西北七都之地。”
可见，“早禾市”在宋代已是规模不小的繁华市镇，至迟在元代已在此设巡检司。明人王宗沐《江西省大志》载，早禾巡检司在县西五十里。应该位于现在的禾市镇。“早禾市”、“早禾渡”和“千秋乡”也常常关联，由此推断，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它们可能属于“千秋乡”范围。清代，它们属于六十六都，在“千秋乡”之外。“鹅颈大丘”（或作“鹅颈丘”、“鹅掌大丘”）也是移民后裔追寻的热点。但追寻者往往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它在泰和境内是唯一的，一是认为它必定是迁徙的聚集地、中转地。有一篇讲述寻找“鹅颈大丘”的网文说：“有的学者认为，'鹅颈大丘’并不是哪个具体的村名，可能是朝廷安排的某个移民集聚地，大家都从这里出发去湖广。这地方估计在赣江边或那条支流旁，一定交通便利，而且较为开阔，能容得下大量移民的短暂居住，地形可能比较狭长，像鹅颈，地面又比较宽，叫大丘。这都是按字面意思推测，也可能这个地方原本就是这地名，后来改变了名称，又没任何记载......据熟悉当地情况的一位先生介绍，泰和县有两个地方叫鹅颈大邱，一个是禾市镇的禾院村，一个是在灌溪镇。可经考察观察，这是村上的小地名，水路交通也不是很便利，容纳不下这么多移民。听说蜀水下游苏溪镇有个叫鹅颈丘的地方，我陪同寻根的湖南客人兴致勃勃去那里看，却很是失望，那只是村人对一大块山脚农田的称呼罢了。”“鹅颈大丘”可能是迁徙的聚集地，也可能不是。至于是否存在过名叫“鹅颈大丘”的临时聚集地，几乎是不可能证实的。如果“鹅颈大丘”是学者所说的“并不是哪个具体的村名，可能是朝廷安排的某个移民集聚地”，那么，寻找这样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名，无异于水中捞月。上引网文说“泰和县有两个地方叫鹅颈大邱”，说明“鹅颈大丘”是真实存在的地名，而网文作者却以虚无飘渺的“鹅颈大丘”否定真实存在的“鹅颈大丘”，逻辑明显有问题。在湖南人族谱中，“鹅颈大丘”常和“千秋乡”关联，也和其他地名关联，这说明不仅千秋乡有“鹅颈大丘”，其他地方也有。就“千秋乡”的范围而言，上引网文提及的两个地方值得注意，它们可能就是湖南人族谱提及的“鹅颈大丘”，“一个是禾市镇的禾院村，一个是在灌溪镇”。这两处“鹅颈大丘”即使不是移民聚集地，其作为移民原籍地的可能性是没有理由否定的，小地名并不能成为否定的理由。外迁的先人将自己的原籍地信息告诉后人，目的是希望后人永远传承，信息当然会尽量详实。如果他来自小地方，而不将小地名告诉后人，也就失去了传承的意义。宋代，县以下行政区划层级多有变化，相对比较稳定的是“乡”，“乡”以下有“都”、“里”、“保”、“村”等名称。目前来看，宋代时“圳上”、“早禾市”的层级应低于“千秋乡”。“鹅颈大丘”的层级可能更低，属于保、村一级了，古代官方文献没有记载是很正常的。上引网文作者可能因为其地人口稀少，而认为其与湖南人族谱中的“鹅颈大丘”无涉。他可能没有想到，今天那里人口稀少，正是自古以来人口外迁的结果。作为泰和一坊的“圳上”于明初在地方志中消失，那么至迟明中晚期在民间已经失传，陶澍自然打听不到它的所在。因此，明中晚期以来迁湘的江西人的后代，自然也不可能知道祖上来自“泰和圳上”。如果他们的族谱说祖上来自“泰和圳上”，就有附会之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