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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计量经济圈方法论丛的code程序, 宏微观数据库和各种软件都放在社群里.欢迎到计量经济圈社群交流访问. 今天我们推荐一篇QJE上的文章“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其作者为QJE联合主编Nathan Nunn和做实证极为出彩的Nancy Qian。 这篇文章应该是很多中青年学者学习广义DID/连续DID/强度DID的启蒙TOP5素材。其实5年前就推荐过这篇文章，但都没有做过细致的解读，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今天，索性将该篇启蒙性质的TOP5文章做出详细解读。关于该文的两位作者，1.Nancy Qian在意大利EIEF访问时的交流, 她在MIT的三位博导都是诺奖得主，2.诺奖夫妇的中国学生, “DID小公主”的成名之作, 茶叶价格与中国失踪女性之谜！3.连续DID如何做? 一篇关于土豆的经典文献, 让这一方法在国内外大放异彩，4.北大姚洋耗时15年的AER文章详细解读！5.关于DID的所有解读, 资料, 程序, 数据, 文献和各种变形都在这里，6.QJE新任主编AER上"非洲奴隶贸易与不信任的起源", 一篇堪称经典的截面数据实证论文，7.QJE上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必读作品细致解读, 非洲奴隶贸易的长远影响，8.到底控制什么层面的固定效应? 最低, 最高, or随意？9.计量经济学实证论文写作全解析，力推之作 正文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周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通信邮箱：zlzlalien@163.com Nathan Nunn, Nancy Qian, 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26, Issue 2, May 2011, Pages 593–650.We exploit regional variation in suitability for cultivating potatoes, together with time variation arising from their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World from the America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potatoes on Old World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tato was responsible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observed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ccording to our most conservative estim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tato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one-quarter of the growth in Old World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between 1700 and 1900.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within-country comparisons of city populations and adult heights also confirms the cross-country findings. 《土豆对人口和城市化的贡献：来自历史实验证据》 目 录 本文利用种植马铃薯的区域适宜性差异和从美洲引入旧世界（Old World）的时间变化差异，估计马铃薯对旧世界的人口和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马铃薯的引进是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重要原因。根据我们的保守估计，马铃薯的引进约导致了旧世界从1700-1900年间1/4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另外还有国内的城市人口和成人身高的其他类似证据也证实了上述跨国研究结果。一、 引言在1000-1900年间，全球人口从3亿人涨至16亿人，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4倍，从2%涨至超过9%。如图1，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后期。这个现象的决定性因素引起了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历史学家的兴趣（Galor and Weil (2000), Jones (2003), and Voigtl¨ander and Voth (2006). Cutler, Deaton, and Lleras-Muney (2006).）。本文适用国家层面的人口和城市化历史数据实证研究人口增长有多大程度是马铃薯从新世界（New World）引入旧世界（Old World，指东半球）的原因。马铃薯相较于其他主要作物（staple crops），单位面积土地产出能够提供更多热量、维生素、营养物质。马铃薯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例如，历史学家William Langer (1963, p. 14)认为，在欧洲，马铃薯培养的传播同人口增长一致，马铃薯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力并提供相较于旧世界主要作物更多的热量和营养。在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亚当·斯密推崇（extol）十分马铃薯，认为马铃薯比小麦更好，没有其他食物能够提供比马铃薯营养价值更好、更适合人体体质的证据(Smith 1776, pp. 67–68)。一些历史学家赋予了马铃薯更重要的意义，McNeill(1999, p. 67)认为马铃薯带来的人口增长让欧洲人在1750-1950年间统治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让德国1848年后成为工业化和军事实力领先的国家，让俄罗斯在1891年后能偶威胁德国东部边境。Christoph vonF¨urer-Haimendorf(1964)发现尼泊尔引进马铃薯极大增加了食物生产和农产品剩余，人口增长同马铃薯的引进和传播一致（coincided with）。日本学者Takano Chˆoei在其专著中提出马铃薯的广泛种植可以缓解人口增长的食物需求，从而解决许多社会问题(Laufer 1938, p. 83)。 已有描述马铃薯好处的定性证据，实证证据则很缺乏。因为种植马铃薯（potato adoption）具有内生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反向因果（reverse causality），马铃薯种植可以引起人口增长，但潜在的人口压力和食物需求也会引起马铃薯种植。大量历史学家讨论了后者因果关系(e.g., Salaman 1949; Connell 1962; Cullen 1968)。第二个问题是joint determination，人口增长和新的农业技术的采纳可能是第三个未被观测因素影响的结果。 目前的实证研究是Joel Mokyr (1981)检验了1845年爱尔兰人口增长和马铃薯种植的关系，他用2SLS估计两个方程的系统解决内生性问题，用人均收入（衡量马铃薯需求）、资本-劳动比（衡量肥料供给）、海拔标准差、未被耕作土地可改善比例来衡量马铃薯种植。他发现马铃薯种植显著导致了人口增长，没有发现反向因果。还有研究发现来自马铃薯产量更高地区的囚犯身高更高Baten and Murray (2000)。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严格定量分析了历史上马铃薯在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中的作用。本文扩大了Joel Mokyr的研究范围，检验整个旧世界18和19世纪马铃薯对城市化、城市增长（city growth）、成人身高的影响。Our estimation strategy exploits two sources of variation，一是马铃薯引进旧世界作为大田作物（field crop）的时间变异（time variation），二是各国种植马铃薯适宜度的差异。本文的识别策略依赖于两种变异的交互作用，只有交互作用可以被解释为外生的。识别策略同DID相似，比较适宜种植马铃薯和不适宜种植马铃薯国家在引进马铃薯前后的人口和城市化水平差异。 本文的识别策略具有DID的大部分优点和缺点，一方面可以控制国家和时期固定效应，国家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如：地理、食物偏好、机构）、长期变化（如：全球健康和卫生系统改善、技术进步等）均被控制。另一方面，要求在马铃薯引进的同一时间没有会影响种植马铃薯适宜性的其他冲击，通过控制随时间变化和随国家变化的变量来解决这一识别问题。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重要特征变量，每个特征变量与时期变量进行交互，这允许每个特征变量的影响随时间可变。这些特征变量包括种植小麦稻谷的适宜性和三个与种植马铃薯适宜度有关的地理特征（地形、海拔、热带气候）。还控制了影响人口增长和发展的其他重要因素。 文章发现，旧世界适宜马铃薯种植的区域在种植马铃薯后经历了更快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在一系列敏感性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此外，大洲内的国家差异检验也有相似的结果。结果显示，本文不仅仅是发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重要因素，还包括欧洲相较于世界其余地区的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计算旧世界1700-1900年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有多少由马铃薯解释。基准回归显示人口增长的25-26%和城市化的27-34%可以由马铃薯解释。 为了证明跨国研究结果，用相同的方法检验了国家内部城市人口增长和成人身高受到的影响。马铃薯种植刺激了城市人口增长：更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地区在引进马铃薯后人口增长更快。适用17和18世纪出生的法国士兵记录数据，发现马铃薯有益于身高增加。研究发现，适宜种植马铃薯的村庄的成人身高高出0.5英寸。 【贡献】第一，补充了关于营养改善对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的重要性的讨论(e.g., Fogel 1984, 1994, 2004; McKeown 1976; Livi-Bacci 1991)。第二，促进关于农业生产力和总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因为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导致识别农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较困难。第三，补充了关于the Columbian Exchange对旧世界生存标准的重要性的讨论。传统观点认为，新大陆（New World）的发现带来的全球化时代对旧世界生存标准在19世纪以前都没有影响(e.g., O’Rourke and Williamson 2002).。最近的研究认为16世纪英国大西洋商人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加速增长，糖、茶叶、咖啡、烟草等贸易品增加使19世纪以前英国人口福利增长(Hersh and Voth 2009)。本文的发现同最近的研究观点一致。 二、 背景1. Virtues of the Potato从营养角度，马铃薯比已有的其他主要作物都更好，只需要再加上奶制品就能满足人体营养需求。马铃薯富含维生素C，能够防治坏血病（scurvy）。还富含钾、维生素B6\B1\B2、叶酸、、烟酸、镁、磷、铁、锌等，带皮马铃薯的纤维含量和小麦等谷物相似。 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可以用比传统大田作物更少土地生产相同热量的热量，单位面积的马铃薯是小麦、大麦、燕麦的十多倍产量，三倍热量。 尽管认为可以用更少土地种植相同热量的马铃薯已形成共识，但种植马铃薯相较于其他作物的劳动力更多还是更少还不够明确。Turner (1996, Ch. 6)报告了1837-1885年爱尔兰农户劳动力数据，发现单位面积的马铃薯是小麦、燕麦或大麦劳动力投入的2.5倍。考虑到产量，马铃薯仍然优于其他谷物。 马铃薯的另一个益处是不需要放弃已有作物，可以在两个生长季之间种植。缺点是与三亚从和豆类作物不同，没有增加农业系统的氮元素，会限制农业生产力。 马铃薯也会提供一些间接益处，益于储存，喂养牲畜等。2. The Potato’s Diffusion from the New World to the Old World马铃薯的传播考古证据显示马铃薯是7千到1万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出现Turner (1996, Ch. 6)。前哥伦布时期的马铃薯种植在现在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北部(Glendinning 1983, pp. 79–80)。 马铃薯是在新大陆发现后被发现。在欧洲首先出现在1573年西班牙塞维利亚，然后1586出现在意大利、1596出现在英国、1601出现在德国(Salaman 1949, pp. 68–69) (Brown 1993, pp. 363–364)。 马铃薯不是在发现后立即广泛传播，这与马铃薯的植物特性有关。第一，马铃薯属于有有毒的茄科茄属植物，第二，土豆凹凸不平和变色的外形和麻风病患者的皮肤相似，人们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Brown1993; Langer1975)，第三，马铃薯的特殊生长方式是陌生的，是从茎块生长而不是种子。 欧洲马铃薯的种植最早在17世纪末期的爱尔兰、Flanders and Alsace，18世纪早期出现在苏格兰高地、英格兰和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种植滞后于其他欧洲国家，瑞典和挪威在18世纪中期种植。 水手再把马铃薯从欧洲带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在17世纪通过几条路径传播到中国。1603年荷兰人在澎湖岛种植马铃薯，1624-1662年荷兰人把马铃薯引入台湾，然后通过贸易进入中国大陆沿海省份。1800年左右中国西南地区开始种植马铃薯和玉米。印度在欧洲引进马铃薯后很快由英国人或葡萄牙人引进马铃薯，最早的记录是1670年代。非洲引进马铃薯较晚，在19世纪末期。埃塞俄比亚1858年由一个德国移民引入马铃薯，然后逐渐扩散。 综上，将1700年以后作为处理时间，包括1750年、1800年、1850年、1900年。因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也是在1700年后开始的。 3. Other New World Staple Crops还有一些其他品种同马铃薯一起传播，包括玉米、木薯、西红柿、辣椒和青椒、可可、向日葵和甘薯(Grennes 2007; Nunn and Qian 2010)，在旧世界成为主食的是玉米、木薯、甘薯。玉米的营养和热量比不上马铃薯；旧世界引入甘薯之前已有类似作物：山药；木薯的营养比不上马铃薯。在控制了这些作物对人口和城市化的影响后，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三、 基本概念农业生产力提高对人口的影响是直观的：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提升，从而生育率（fertility）和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增加，从而人口增加。 马铃薯对城市化的影响有多个途径。 一是马铃薯引进带来农业生产力改变，从而改变农业和工业的相对回报率，从而影响农业部门人数。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理解： 二是马铃薯通过影响城市化和人均收入的关系来影响城市化。马铃薯引进带来的农业生产力增加，同时增加人均收入。Galor and Weil (2000)提供了一个框架分析马铃薯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分别分析Malthusian period、post-Malthusian regime、modern regime三个时期。在Malthusian period（到19世纪），农业生产力增长被生育率增长抵消，长期看，人均收入不变，人口增长。在post-Malthusian regime（19世纪和20世纪初开始），生产力增长不完全被生育率增长抵消，因此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在modern regime（欧洲开始于19世纪末期，拉美和亚洲开始于20世纪末），生产力提高负向影响生育率和人口。综上，不能混合分析三个时期，因此本文的研究时期截止到1900年。四、 数据1. Crop Suitability使用的数据来自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s Global Agro-Ecological Zones (GAEZ)。FAO的GAEZ数据库通过两步构建。首先是收集154种作物信息，用于确定不同作物种植的环境条件。FAO将全球划分为220万个栅格单元，每个单元是0.5°×0.5°，约56km×56km，主要是使用来自the Climate ResearchUnit at theUniversityof East Anglia的气候数据，主要包括9个变量：precipitation, frequency of wet days, mean temperature, diurnal (i.e.,daily) temperature range, vapor pressure, cloud cover, sunshine,ground-frost frequency, and wind speed。第二组特征变量是耕地特征，数据来自FAO’s Digital Soil Map of the World，第三组特征变量是土壤坡度，数据来自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美国地质调查局) EROS Data Center.的GTOPO30 Database。在假定作物管理水平和投入水平下，FAO通过整合每个栅格单元的环境特征，结合作物生长条件，计算了每个栅格单元、每种作物的潜在产量。接下来简要总结一下这个过程：首先，FAO是被每个栅格单元、满足每种作物水分和温度要求的天数，确定每个栅格单元、每种作物生育期的长度（length of growing period）。由此可以对每个栅格单元和作物的关系进行初步分类，如果栅格单元的气候不能满足作物生长，则该栅格单元不适宜种植，如果满足，则适宜种植，继续进行第二步。第二步，对于每种作物，无约束的潜在产量已经确定，将其作为基准，计算每个栅格单元作物产量，用基准产量的百分数表示。由此形成了一个栅格文件，包含每个栅格单元种植每种作物的适宜性程度数据。进一步，FAO构建了国家层面的数据库，把适宜性程度分为五类（0-20%、20-40%、40-60%、60-80%、80-100%），报告每个国家五类土地的比例。为了尽量接近历史条件，本文使用的变量构建自假定雨养条件和中等投入强度计算的适宜性数据。同时，将40-100%适宜性程度定义为“suitable”，在进一步讨论中，也将60-100%和20-100%组别定义为“suitable”，结果是相似的。表II描绘了旧世界种植马铃薯的适宜度。适宜种植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由于西欧地区在1700年后独立于其他地区，如果导致独立的原因与马铃薯种植相关，则可能对估计马铃薯引进与人口和城市化的影响产生偏误。本文采取了多种措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控制了可能是西欧独立的决定性因素。其次，通过控制大陆-时间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还考虑了马铃薯种植对城市层面人口的影响。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FAO在1990年代计算的适宜性数据是否在200年前也适用。实际上，计算适宜性使用的天气特征变量等没有显著变化，所以计算是可靠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马铃薯品种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例如，马铃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种植，这样导致反向因果。历史证据表明，新品种发展的重点不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开发新品种。马铃薯品种更新有两个过程，一是19世纪马铃薯的抗病性增强，二是20世纪商业种植者开发吸引消费者的品种。均没有发现新品种与人口快速增长地区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FAO计算适宜性的马铃薯品种不是常见品种或特定品种，而是在不同环境都可以种植的不同品种。文章仍然检验了马铃薯的影响结果不是由马铃薯品种的选择性育种驱动的。通过计算一国的马铃薯种植适宜性同历史上马铃薯生产的相关性，检验适宜性指标的可靠性。结果显示是显著正相关的，说明指标计算合理。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作物的适宜性特征。 2.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Data人口数据来自McEvedy and Jones (1978) 城市化是由一国的城市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数据来自Chandler (1987), Bairoch (1988), and Modelski (2003).由于人均收入数据仅由1500年以后的，因此寻找人均收入的代理变量，发现人均收入与城市化显著强正相关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因此以城市化作为代理变量。本文的研究范围是从1000-1900年，分别使用1000、1100、1200、1300、1400、1500、1600、1700、1750、1800、1850、1900共12个时间段。在辅助回归中，研究了欧洲人口数在1000人以上的城市的变化，数据来自Bairoch, Batou, and Ch`evre (1988) and DeVries (1984)；还检验了法国成人身高的变化，数据来自Komlos (2005)。由于时间跨度大，数据准确性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误差。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可以捕捉这种系统误差。 五、 实证策略及结果1. Empirical Strategy采用的方法是DID估计，比较了种植马铃薯前后人口和城市化的变化与没有种植马铃薯地区前后的人口和城市化的变化。由于不同地区引进马铃薯的日期可能是由潜在人口需求等内生因素驱动，所以对所有国家引进马铃薯的时间采用了同一个时间，这也具有历史证据，因为大多数地区引进马铃薯都在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早期。因此，在计量模型中，将1700及以前时间定义为the preadoption periods，1700以后（1750-1900）定义为处理后时间。选择1700作为截断时间是经过检验的，且更换截断时间后结果仍然稳健（见第六部分）。本文依赖于一个假定：在控制变量之外，1700年作用没有影响人口和城市化的变量。这个假定将在后续详细讨论。2. Flexible Estimates虽然历史证据表明大部分地区引进马铃薯的时间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所以文章设定1700年作为引进马铃薯的时间节点。但是仍然需要对该设定进行检验：式（4）的回归结果见表2，列（1）-（3）是人口模型，列（4）-（6）是城市化模型。列（1）和列（4）包含时点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没有控制变量。列（2）和（5）控制了种植适宜性的对数与时点交互的固定效应，可以确保马铃薯引进的影响不会同其他作物混杂。列（3）和（6）在列（2）（5）基础上还控制了国家平均海拔的自然对数、崎岖度的自然对数同时点的交互固定效应。还控制了一个国家出于热带气候的土地的自然对数。从表2可以清楚看到1000-1700间参数变化较小，但1750-1900间参数显著增加。发现了一下几点：第一，在引进马铃薯之前没有交互性的趋势变化（ ）。第二，在引进马铃薯后，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地区比不适宜地区人口增长更快，城市化增长受到的影响之后与人口增长50-100年，可能的解释由第三部分的Galor and Weil (2000)分析框架解释，即在post-Malthusian regime（19世纪和20世纪初开始）时期，人均收入才增长，城市化才加快。文章仍然以1700年作为引进马铃薯的节点时间，在分析马铃薯引进对城市化的影响时如果使用更晚时间作为节点时间，结果会更显著。3. Rolling Estimates对时间节点的选择进行检验，方法同testing for structural breaks类似。使用的是式（3）。预期参数在引进马铃薯的时间节点之前接近0，得到的时间节点同历史证据基本一致。结果见表3，列（1）（2）是利用1200-1500样本回归，假定1200-1300年没有引进马铃薯（ =0），1400-1500年引进了马铃薯（ =1），由于历史上马铃薯引进的真实事件是17世纪末，所以该模型可以被视为安慰剂检验。列（3）-（6）同理。（7）（8）列的引进时间指示变量（）同真实时间部分一致，参数不显著，（9）（10）列的引进时间指示变量（）同真实时间一致，参数显著，（11）（12）列的引进时间指示变量（）同真实时间一致，参数显著。上述研究论证了选择1700作为引进马铃薯节点时间的合理性，选择1750作为时间节点也可以，结果是相似的。4. Baseline Estimates表4是式（3）的估计结果。列（1）-（3）和列（6）-（8）是同表2相同的控制变量形式，第一种模型仅包括国家和时点固定效应；第二个模型还包括适宜性与时点交互项的固定效应；第三个模型是基准形式，进一步控制了崎岖度、海拔、热带气候范围，均和时点交互成固定效应。计算了马铃薯引进对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增加带来多少贡献。计算旧世界在1900年如果没有引进马铃薯的反事实人口数，发现马铃薯引进带来1700-1900年的人口增长贡献了26%，对城市化增长贡献了34%。列（4）（5）和（9）（10）是稳健性检验。一个替换适宜性的控制变量是生产任意作物的土地适宜性。文章还对变量设定进行了敏感性检验。一是变更postadoption date，二是变更适宜性的门槛。同样基于式（3）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每行是不同的postadoption date，每列是不同的适宜性门槛定义。结果是相似且显著的。列（3）（4）（7）（8）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正如第四部分讨论的，人口增长较高地区更可能培育高产马铃薯品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构造了一种新的衡量适宜性的方法，计算一个国家能够种植马铃薯的总面积，而不需要考虑产出强度，结果见列（3）（7），结果是稳健的。六、 稳健性ROBUSTNESS1. Controlling for Additional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考虑额外的因素（每个因素都同时点成交互项），控制变量选择基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第一组控制变量捕捉基线回归的地理控制变量无法捕捉的地理差异，例如，控制了到赤道的距离（取自然对数，因为已有研究发现到赤道的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还控制了疟疾指数（捕捉由于殖民对国内的影响）。另外控制了捕捉国家法律机构演变差异的协变量，例如识别国家合法来源的指示变量（British, French, German, and Socialist，其余分类是Scandinavian），识别殖民身份的指示变量（British, Portuguese, French, Spanish, and other European，其余类型是没有殖民的国家）。另一组控制变量捕捉了过去三百年西欧国家崛起的影响因素。例如，是否有大西洋商人、是否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是否大多数是新教徒，这三个因素被认为是欧洲崛起的重要原因（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Jones (1981) and Landes (1998)，Jones (1981) and Landes (1998)）。最后两个变量控制了全球化时代和海外贸易中马铃薯的传播，用一个国家到冰海岸的平均距离衡量一国的海外贸易自然开放程度，还控制了非洲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在18世纪达到顶峰，与马铃薯引进是同一时代，如果那些不太适合种植马铃薯的国家同时是由于奴隶贸易导致人口减少的国家，则这个因素会影响估计结果，因此控制了两个时点之间的奴隶数量。结果仍然稳健。同样计算马铃薯引进对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贡献，分别贡献了25%和27%。由于担心仍然存在遗漏的地理特征变量，因此进行了敏感性检验。对FAO构建适宜性指标时使用的气候约束、土壤约束和地形坡度约束与时点构造交互项进行控制，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2. Examining within Continent Variation虽然欧洲大陆更适宜种植马铃薯，但是欧洲人口和城市化发展不同于其他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引进马铃薯的原因。此前只控制了欧洲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影响因素，接下来用大陆内的变异进行估计，使用大陆（Europe, Asia, Africa, and Oceania）×时点交互项作为基准回归，则关注的参数β识别的是大陆内部差异。结果仍然稳健。 3. City Populations作为研究一个大陆内不同国家的差异的一种替代方法，本文还研究了城市人口的差异。由于马铃薯体积大、易变质的特征，很难进行远距离贸易，但是可以进行短距离贸易。因此文章在计算城市种植马铃薯适宜度时考虑的范围是城市中心100km以内的区域，计算该区域内时候马铃薯种植土地的自然对数。结果仍然是稳健的。4. Adult Soldier Heights within France最后，检验法国1658-170年间出生的士兵的身高受到的影响。数据来自Komlos (2005)，可以精确到每个士兵的出生村庄。为了计算法国村庄种植马铃薯的适宜性，以25km为半径进行计算。结果显示，马铃薯引进有利于身高增加。七、 结论CONCLUSIONS本研究探讨了18-19世纪马铃薯的引入对旧世界人口和城市化的影响。使用类似于双重差分的策略来估计马铃薯的可用性对人口和城市化的因果影响。根据我们的估计，马铃薯的引入解释了1700-1900年间旧世界人口增长的25-26%和城市化增长的27-34%。来自城市人口和成人身高的额外证据证实了跨国研究结果。在一个国家内，马铃薯扩散后，较适宜的地点经历了较快的相对人口增长。通过对17、18世纪出生的法国士兵进行人体测量，发现马铃薯引进增加了成人的身高。本文对过去三百年营养改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历史争论进行了补充，证明了营养的重要性。由于城市化率和成人身高是经济发展的指标，本文还说明了马铃薯在18和19世纪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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