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定名的历史考察

李平东方明珠 2023-09-0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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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　顾圣莹

[摘要]“支部”是从日本引入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原义为“分支机构”。在民初政党文化的影响下，支部成为中共早期一种习惯性的组织称谓，但未被正式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中共四大在总结建党以来组织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參考青年团二大章程，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奠定了党的支部制度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支部;党支部;基本组织;中共四大

[作者简介]黄明，中共四大纪念馆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6;顾圣莹，中共四大纪念馆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6。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2）04-0015-03

《现代汉语词典》中“支部”词条的解释：“1.某些党派、团体的基层组织。2.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支部只用作团体组织的分支机构和政党的地方分部。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形式，始于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目前学界对这一史实已有较多关注和分析，但鲜有深入探讨其原因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支部”一词的源流以及党、团早期组织建设实践，试图厘清党支部定名的历史逻辑。

一、“支部”一词从日本引入

支部是一个纯粹日语来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①，原义为“分支机构”②。明治时代早期，日本一些团体和机构中开始出现以支部命名的组织，如“赤十字社支部”“正金银行支部”“宪兵分队支部”等等。同时，日本一些政党，如自由党、立宪改进党、宪政党等也将其地方分部称作“某地支部”。③

甲午战争时期，支部开始出现在中文报刊中。1895年6月11日《申报》载：“五月初一日，日本民政支部讯明，抢劫兰姓等家盗犯桂林、常某、姜拙臣、刘住四犯，押至市曹，斩首号令。”此处所谓“民政支部”，即日本在中国东北、山东等地军事占领区内建立的管理民政事务的侵略机关。

甲午战后，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支部”一词被引入国内，作为一种组织名称。

第一类，效仿日本创建的新式组织机构。清政府推行新政后，曾派遣载泽、徐世昌、绍英等人赴日本考察，效仿日本建立宪兵制度。前文提及，日本宪兵中设有“分队支部”等组织。清政府在引进日本宪兵制度的同时，也采用了“支部”这一组织名称。

第二类，受日本政党文化影响的党派、政治团体。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率先采用日本政党“本部—支部”的组织体系，其总章规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④1908年，北京宪政研究会成立，设总裁、副总裁主持会务，于各地设立支部，由支部干事长负责地方党务。

此外，在清末的一些民间组织乃至译文、小说中也可见“支部”的使用。1907年11月11日《申报》登载《血泪痕传奇》，其中有这样一段对白：“〔旦〕官人立的民意会。现在曾否已有端倪。〔生〕一切布置。均已周妥。只有各处支部。尚未设立。只好随后陆续添设罢。”

民国初年，由于党禁开放，中国政坛出现组党热潮，上百个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多数采用了“本部—支分部”的组织体系。比如，民主党为“本部—支部—分部”，其党章规定：“本党设本部于国都，综理全国党务，统辖各支分部及交通处。各省省会设支部一所，综理各省党务，指挥各分部。各府厅州县设分部一所，掌管各地党务。”公民急进党为“本部—分部—支部”，其章程规定：“本党立本部于上海，置机构于国都，设分部于省会、置支部于各行政区域。”中国国民党、进步党、社会党、共和党、工党以及奉直鲁协会、福州国民协会等党派、团体都设有支部组织。

综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支部作为“分部”“分支机构”，已被广泛应用于军政机关、民间团体和政党组织中。

二、“支部”成为中共早期一种习惯性组织称谓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受民初政党文化的影响，在党的组织尚未健全和规范时，习惯性将某些地方党组织称作“支部”或“地方支部”，甚至党自称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⑤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初称“社会共产党”，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⑥其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别称“共产党北京支部”“共产党湖南支部”“共产党武汉支部”和“共产党广东支部”。⑦中共一大召开后，北京、武汉两地按照《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⑧的规定，成立了地方委员会。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迟亦须于明年能够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⑨1922年5月，湖南、广东两地党员人数达到要求，分别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党务发展计划，第一条便是“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⑩此处的支部应为党的地方组织，即地方委员会。此外，中共二大、三大党章中也有组、小组“隶属地方支部”的表述。所谓“地方支部”，即地方执行委员会。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后，各地党组织已开始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建立党的组织，其中不乏以“支部”命名者。比如1921年至1922年北京党组织建立的北京大学支部、中法大学支部、长辛店机厂支部等;1922年春至1923年夏，湖南党组织在长沙、衡阳、安源、水口山、平江、岳阳的学校、铁路、工矿和手工行业中建立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如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支部、长沙泥木工人支部、粤汉铁路新河支部、长沙缝纫工人支部、水口山支部、安源路矿支部等;中共四大前，广东地执委、区执委下属基层组织有粤汉铁路支部、黄埔军校支部、广三铁路支部、广州妇女支部、顺德县支部、东莞支部等。⑪

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开始规范党的基层组织，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上海、武汉等地党组织按党章规定，将其所属基层组织命名为“组”。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按地域或单位组建上海大学组、商务印书馆组、虹口组、西门组、法界组、吴淞特别组等。⑫随着“组”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多，有的地方党组织则将其改组为“支部”。比如，1921年7月后，北京地委先后派何孟雄、张隐韬等人到张家口从事工人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他们先后介绍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李泽如、李连生和周振声三人入党，于1922年6月成立了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始称工运小组）。随着党员人数增加和工作开展，1923年2月建立了中共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支部。再比如，1922年3月、4月，武汉区执委在大冶地区建立了大冶钢铁厂组、大冶铁矿组、大冶富源煤矿组等;6月，在各组的基础上组建了（黄石）港（石灰）窑（袁家）湖地方支部。⑬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旅外组织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支部——中共旅莫支部（又称旅莫C.P.支部）。1921年冬，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罗亦农、刘少奇、卜士奇、吴芳、彭述之等由团转党，组成中共旅莫支部。直到1925年1月，中共旅莫支部才改组为中共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

三、青年团先于党将“组”改组为“支部”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是一种全新的政党组织类型。每一个党员必须参加建立在社会基层单位与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的基层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现代政党鲜明的组织特征。因此，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创建党的组织时，他们在传统组织文化和民初政党文化中都找不到一个与“基层党组织”相对应的概念。例如，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第一号刊载了一篇署名李穆的英译文章《共产党同他的组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系统介绍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中文文献，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支部组织大纲”。除支部外，文章还使用了“组织”“团体”“支部团体”等词汇来翻译基层党组织名称。⑭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附录“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其中第九条规定“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在工团、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工人群众的组织里面，必须从事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运动，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使一切工团都共产主义化”。⑮

目前所见正式文件中，最早将Nuclei翻译为“支部”的是青年团二大文件。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制定了正式的章程，规定“各工厂、各学校、各乡村及其他足资活动之机关中，有团员三人以上，即须组织小团体”。⑯随后，团中央发出通告，解释新党章中的“小团体”：“这种小团体，就是本团的基本单位，为便利称呼起见，我们当一律叫这种小团体为'组’。每组人数限定三人以上，五人以下。”⑰这与稍后制定的中共二大党章中关于党的基本组织的设置和名称是一致的。中共三大后，1923年8月，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附有两份重要文件——《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与共产少年运动决议案”摘译》和《少年国际“关于工厂支部（Nuclei）运动决议案”》。《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与共产少年运动决议案”摘译》指出，“在國际的范围内，政治上的指导及影响，只能属之于共产国际;而在各国内，则属之于各本国的共产国际之分部（Section即各国共产党）”。《少年国际“关于工厂支部（Nuclei）运动决议案”》是1922年12月少共国际三大通过的文件（青年团以英文版为底本、参考俄文版译为中文），要求各国青年团将“支部”作为“团的新基本位”，改组地方执行委员会，“从以地域关系而定的地方团变更到以职业关系形成支部而成的地方团”。据此，大会通过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农村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团员三人以上者，即当组织支部;支部之下，得按三人至五人分组小组”。⑱这样，在中共四大召开前，青年团已将其基本组织由“组”改组为“支部”，为党的改组提供了参考。

四、中共四大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

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主要表现为一个秘密的宣传小团体，党员人数少，组织规模有限。为便于组织的秘密活动，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党员三至五人为一组，一个机关内党员超过五人则分为多组，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干部，秘密指挥机关的工作。中共三大对党章作了第一次修正，规定“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超过十人则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组”和“小组”都有人数上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党在创建时期发展党员的“严守”态度和“闭关主义”⑲倾向。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受党内右倾思想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党员以国民革命为目前全部工作，“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⑳中共党员忙于为国民党建立发展组织，而忽视了自身组织建设。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开始改变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策略，强调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要求“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必须按照章程，凡有可能时从地域的组织进于产业的组织”。中共四大召开前夕，维经斯基致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人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议决案，全面部署了加强党对群众运动领导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则从组织上为加强群众工作、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保障，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

为适应党的现时任务和组织发展要求，中共四大将党的基本组织由“小组”改为“支部”，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人数不设上限，“人数过多时，得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此外，大会还对党支部的设置原则、职责任务、领导方式、组织活动作出具体规定，初步奠定了党的支部制度基础。

[注释]

①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82.

②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405.

③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s：//dl.ndl.go.jp/.

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商务印书馆，1944：41.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4.

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4.

⑦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93，374，494，582.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0.

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2.

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00-101，379-381，589-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