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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迟子建写出了许多以女性视角为主的系列作品，而正如她所说，女性作家身份的标签其实一直隐秘地贴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如影随形。在她看来，女性作家笔端的文字，如水一般柔软，她们让文学的审美像清凉的钟声一样弥散。她们的笔游走在天上是彩虹，游走在大地是晨雾，游走在地下是暗河。她们的笔端流淌着人世的柔情。  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日女作家作品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以女作家名义召开的会议。当时我丈夫还跟我开玩笑，“原来我老婆是一女作家呀”。我说：“可不是，我也没想到自己是一女作家。”在写作上，我一直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 后来，因为个人生活的变故，我不知不觉间写出了以女性视角为主的系列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晚安玫瑰》等，所以时隔12年后，当金泰成先生邀请我去韩国参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女作家论坛时，我欣然应允。从这两个会议的时间跨度上可以看出，女性作家身份的标签其实一直隐秘地贴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如影随形，只不过我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关于女作家的写作，就有研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回望自己的阅读史，客观地说，我欣赏的作家，无论中外，还是以男性居多。像英国的莎士比亚、毛姆和乔治·奥威尔，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美国的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海明威和爱伦·坡，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德国的海涅，澳大利亚的亨利·劳森，中国的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和鲁迅，日本的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等。如果再这样罗列下去，那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名单。  尽管如此，我喜欢的女作家也是大有人在的。如法国的乔治·桑和尤瑟纳尔，英国的勃朗特三姐妹和“侦探小说之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德国的克里斯塔·沃尔夫，美国的斯托夫人、玛格丽特·米切尔、奥康纳、托妮·莫里森和安妮·普鲁，澳大利亚的考琳·麦卡洛，加拿大的阿特伍德，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瑞典的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以及中国宋代的词人李清照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紫式部。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她们的作品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天空熠熠生辉。 记得2010年在罗马举行的首届中国意大利文学论坛上，我曾做了一个《月亮的妹妹》的发言，谈的就是女性写作。在我眼里，女作家就像月亮的妹妹。月亮在天上，月亮的妹妹在大地上。月亮没有尘埃，但月亮的妹妹在尘世中，所以女作家的呐喊，皆是因蒙尘而生的忧伤。由于女性天性的慈悲，她们笔端流淌的文字，不管多么粗粝豪放，质地都如水一般柔软。她们的文学，也就更接近于天籁之音。比如投水而亡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抱的是河流，而河流是月亮在人间的摇篮；再比如法国的乔治·桑和波伏娃，不管她们是民主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不管她们在世人的心目中多么叛逆，多么犀利，多么落拓不羁，她们的文本透视出的仍然是无边的水汽，惆怅忧伤，如梦似幻，湿漉漉，雾蒙蒙。英国的勃朗特姐妹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瑰宝。很奇怪，我喜欢的一些女作家，生命都像朝露一样短暂。夏洛蒂·勃朗特活了39岁，艾米莉·勃朗特不过30岁，美国的奥康纳活了39岁，中国的萧红活了31岁，而风靡全球的《随风而逝》（中文版翻译为《飘》）的作者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49岁死于车祸。她们更像是月亮的妹妹，将尘世的苦难与哀愁、欢欣与忧伤抒写到极致，就去拥抱月亮了。  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来看，文学正被商业浪潮裹挟着，在弥漫全球的空虚中，陷入迷航。为了畅销，以抒写暴力、丑陋、变态的性为要素的作品纷纷出笼，而这样的作品极少有出自天性喜洁的女作家之手。女作家们还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独处一隅，守护着文学的尊严，让文学的审美像清凉的钟声一样弥散。 其实稍微回顾一下女性写作历史，一些女作家早就用艺术实践拥抱了这个主题。像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德国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和《卡珊德拉》、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我儿子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国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印度年轻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等，从种族歧视、民族矛盾、战争等不同层面，阐释了自由、平等、民主对于构建人类美好生活家园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进入了21世纪，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局部战争引起的硝烟、流血冲突并没有止息。 文学这时能做什么？女作家能做什么？我还记得2001年9月我在北京参加中日女作家研讨会期间，“9·11”事件让整个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在会上探讨的人性、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等，在那一刻被无形地击碎了，心中有股说不出的痛楚。文学不能拯救世界，但它能给人的心灵世界注入泉水，让人活得安宁，而安宁可以带来宗教般的情怀，让世上少些作孽的人。
2005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写到了一个鄂温克族女人在迷山时遭遇黑熊，怕黑熊袭击，她脱掉上衣。在传说中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罪被上天贬成兽，而熊是不伤害在它面前露出乳房的女人的。在那一刻，熊不是野蛮的兽，而是满怀慈悲的山林教主，它最终放过了鄂温克女人。女作家生性惧怕流血，惧怕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她们对和平有着更热切的渴望。 世界上除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习，男人一般是不留长发的，而女人喜欢留长发。可是中国有句俗话，“头发长见识短”。那么女人头发长，见识果然少吗？至少从我列举的女作家的文学实践来说并非如此，而且，女性还成了这世界民间神话和传说的有力传播者。那些祖辈的人们，也许不识几个字，可脑子里装满了故事。那故事中的人是星辰的化身，那故事中的动物能开口说话，那故事中的蘑菇变成了房屋，那故事中的石头居然流出眼泪，那故事中的枕头插上了翅膀，那故事中的葫芦里藏着金娃娃。我们童年的长夜，就是被这样的故事照亮的。 这些故事从哪里来？显然不从书本中来，它们被口耳相传了不知多少个世纪，如一条隐秘的岁月之河，悄悄流过我们的心田，滋润和照耀着我们。这样的故事也不都是欢欣的，它也有恐怖，有离愁，有悲苦，但因为讲故事的多为老年女性，在传承过程中，她们那历经沧桑的悲悯、满月似的慈祥不知不觉与故事融合，让我们看到了光，看到了暴风雨后的彩虹。女作家的写作，同这些没有拿起笔来的民间神话传承人一样，柔情备至。 女性的这种美好情怀从哪里来？也许秘密就埋藏在她们的长发里。这难以割舍的长发，更多地接受了阳光和月光的照拂，更多地接受了清风和雨露的滋润，更多地接受了男人的爱抚，更多地接受了婴儿的抓挠，更多地感受了植物生长的气息，也更多地听到了大地深处的叹息。所以女作家进入写作时，这有着丰富感知的长发，不知不觉做了她们的笔。这笔游走在天上是彩虹，游走在大地是晨雾，游走在地下是暗河。
原载《群言》2021年第7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用十年时间准备，重返东北三省作为伪满洲国存在的那十四年（1932—1945），在七十万字的篇幅里，迟子建秉承以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形式上采用编年体，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于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让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具象可观。全书出场人物有上百位，从“康德皇帝”溥仪到抗日将领杨靖宇，从俄国商人到日本“满洲移民”，从婉容福贵人到影星李香兰，但是贯穿全书却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迟子建以从容的笔调，描摹着他们在那段岁月中的生活，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真挚缤纷的情感世界，而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也在他们的故事里得以完整的重现。  这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迟子建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这部小说是根据1910年冬至1911年春在东北哈尔滨爆发鼠疫的史实创作的。小说描写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鼠疫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特别着力于王春申、翟芳桂、翟役生、于晴秀、喜岁等普通民众的描写，官员于驷兴、医生伍连德等人物也都很有特色。小说内容密集、丰富，不张不扬、徐徐道来，如一幅晕染的风情图，充满小人物的悲欢哀乐。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写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弱小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的挤压下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风情。本书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过了凛冽的寒冬，南下的候鸟就要北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瓦城里的人像候鸟一样爱上了迁徙。一场疑似禽流感的风波爆发，令候鸟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瓦城人看来候鸟怕冷又怕热，是个十足的孬种。可如今，人们却开始称赞候鸟的勇敢。小城看似平静安逸，却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都未曾远离俗世，动物和人类在各自的利益链中，浮沉烟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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