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暑假都是四川省索玛花基金会工作人员最繁忙的时候。为了实地探访潜在资助对象家，过去两个月，他们分成6组，走遍大凉山的430个村，完成1444次家访。
初秋9月，第九个99公益日前夕，我参与了腾讯公益发起的“公益真探”计划，在四川凉山美姑县，见到了这群在这里开展助学、支教工作已经超过十年的公益人。公益机构如何开展工作？大众的捐助能成为“助人自助”的力量吗？支教老师们有怎样的体爱与怕？像99公益日这样的互联网公益活动能为当地带来什么？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偏远乡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我也借这次美姑之行解答了很多关于公益助学与支教方面的疑问，收获了很多感动。希望更多普通捐赠人和公众，能有机会去到项目实地，跟公益组织深度交流，建立信任，大家一起了解公益，参与公益！
阿尼村的四个大学生美姑县位于大凉山腹地，从县城到我所居住的重庆沙坪坝需要13小时。2023年9月2日，我在日出日落之间完成了这段旅程，在疲惫中入睡，梦里，仍然是双脚踩在湿滑的泥地里几乎要摔倒的感觉。这是我去探访凉山州美姑县井叶特西乡阿尼村的四个学生家时获得的最直接的感觉。学生把我们从村口引到他们的家中。即使穿着拖鞋，他们也能在雨后湿滑的坡地和泥路上健步如飞。而我则小心翼翼地掌握着重心，踉踉跄跄生怕摔倒，路程不远，但到家里时，我的鞋和裤腿上都沾满了泥。 （走泥路是家常便饭）
在村口，我们遇到了今年高中毕业的恩扎格呷，还有6天就要去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报到的他，正在帮家里挖土豆。得知我们是索玛基金会的老师来村里家访，他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他的家。一路上，他向我们介绍了阿尼村今年考上大学的四个学生，并叫来了另外两个男生吉黑木洛和吉黑为古，他们分别考上了西昌学院的动物科学专业和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社会体育专业。他们三人曾是小学同班同学。阿尼村小学，在距离他们走路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像现在一样，这所村小最高只有三年级，从四年级起他们就要到乡中心小学住校学习。吉黑木洛和从初中起，吉黑为古和恩扎格呷从高中起成为四川索玛基金会的资助学生。 （在村口偶遇恩扎格呷）
恩扎格呷的家是一座传统的彝族老屋。门口张贴的彝文报纸，把时间定格在了2007年，也显示出16年前，这是一个难得的家里有人识字的彝族家庭。围坐在彝族传统的锅庄前，恩扎格呷的父亲拿着吹火筒为我们烧火烤洋芋，恩扎格呷则不容拒绝地要切煮腊肉来招待我们。在随后探访的三个学生家里，学生和家长都不顾我们已经吃过午饭，仍然拉着我们吃这个吃那个，百般谢绝之下还是要在手里塞满洋芋和核桃。
（门口的彝文报纸）  （在锅庄前烤火）
作为阿尼村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承载着发展自身也带动家庭、社区、家族乃至民族一起发展的希望；不过同时，他们也承担着诸多压力。除了学业和社会融合等方面的压力，最直接的压力来自钱。在交谈中，当吉黑为古得知去大学读书，每个月的生活费要600-1000元时，我们看到他的眼光从惊讶转为暗淡。而在我们最后探访的女生吉侯约西那里，之前未曾受到任何资助的她，如何开始自己在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生活，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阿尼村的四个大学生） 在了解了吉侯约西的情况之后，同行的索玛基金会工作人员立刻为她登记了信息。她将和其他三位学生一样，在大学期间获得每年5000元的资助。像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潜在资助对象的家中进行实地的家访，单在刚刚过去的7-8月，索玛基金会的理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就完成了1444次。他们分成6组，开着小轿车、越野车、皮卡车、摩托车……走遍了大凉山美姑县、昭觉县、木里县的102个乡，430个村。许多学生的家在公路无法到达的地方，他们就下车徒步，有的时候需要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 (家访之路)
索玛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告诉我其中的原因有三：首先，以亲身到达的方式去了解学生的处境，调研学生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和需求，获得最真实的一手信息，是慈善项目得以开展的基础；其次，实际探访也是机构建立公信力，获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持续信任的根本；最后，这种实际的探访对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情感支持，尤其对于地处偏远的学生来说，这体现了一种公平精神，社会各界的爱心以钱的形式捐赠给我们，我们要把它们转化为面对面的温度，克服“最后一公里”的困难来到他们身边，这是基金会的使命。 （索玛花爱心助学情况调查表）
“美姑县的所有乡我都去过至少三次。” 副理事长骄傲地说。他刚刚自掏腰包为基金会捐赠了一辆性能强劲的北京牌BJ40越野车，主要用于家访。“有了这车之后心里有底气和安全感，没有我们去不到的学生家！”。这位生于河北承德的六零后副理事长，自从2012年开始参与大凉山地区的慈善事业，如今已经能用一些标准的彝语和老乡交流了。而他身上的那件索玛基金会的绿色工作马甲，也已然成为了一张名片，所到之处总是能获得信任和欢迎。自2011年至今，索玛基金会助学项目已经资助学生超过48000人次。而家访，是占据基金会工作计划所有月份的一项日常基础工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被资助学生利用自己的假期时间，作为向导和彝语翻译，带着“索玛花爱心助学情况调查表”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家访中的受资助大学生志愿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 爱的循环十多年来，索玛花的助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愈加能被人切身感受到的“爱的循环”之中——曾经的受益人，成为了今天的志愿者；曾经受到资助的“索玛学生”，现在当了老师，成为全部由索玛学生组成的索玛班的班主任。8月31日，在美姑县的牛牛坝中学开学前报到的日子，我来到了这所只有一名汉族学生，其余全部是彝族学生的初中。这所中学有分布在三个年级的8个索玛班（之前有5个索玛班已经毕业），每个索玛班有50名左右的受资助的索玛学生。在八年级的索玛班，我遇到一位藏族班主任扎西娜姆，简短的交谈中，我得知她也曾经是受到资助的索玛学生。她刚刚以超过县平均水平一倍的优异成绩将前一届索玛班带至毕业，就继续投入到了新一届索玛班的教学工作。在这个班级里，老师和学生都是“索玛学生”，这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联结感，将他们凝聚成一个更加坚实有力的教学乃至命运的共同体。 （美姑县牛牛坝中学八年级索玛班合影，最后排左二为班主任扎西娜姆老师）
目前，已经大学毕业的索玛学生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想必假以时日，随着越来越多的索玛学生长大成才，他们将会成为索玛花的教育事业以至于本地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实力量。“助人自助”“授人以渔”这些社会工作者挂在嘴边的发展理念，正在通过教育这一长期被验证有效的方式，不仅仅在个人身上，也在一个社区、民族和地域的层面上一步步照进现实。在扎西娜姆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助学”与“支教”是怎样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而相比于扎西娜姆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作在乡镇一级的中心学校，索玛花还有大量的支教老师工作在村一级的小学以至于更小的教学点中。如果说以“家访-经济资助”为基础孕育的“助学项目”是索玛花教育事业中偏重物资支持的一侧的话，那么以“教学-送教下村”为基础孕育的“支教项目”就是索玛花教育事业中偏重精神启蒙的另外一侧。而在一个学生发展的时间维度上——从幼儿园、村小到中心校、初中、高中、大学——我们也可以看到索玛花的支教与助学之间的接续关系。在支教一侧，索玛花目前的主科教学支教点11个都是村级小学（有一些设置有幼儿园和学前班）。在今年8月30日完成培训的48名新支教老师，将融入总数104人的支教老师大军，而这其中有101名老师将被分配到村级小学的教学岗位上（另外3名中学老师每人负责两所中学索玛班的生活教育工作）。而在助学项目中，大约80%的资助都开始于初中阶段之后，这是因为在初中之后大多数学生都面临住校的独立生活，而在高中和大学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尚未明显改善的学生来说，又成为了一项增加的开支。
（索玛花2023年秋季支教志愿者培训现场） 在中学阶段“重资助、轻支教”，而在小学阶段“重支教、轻资助”的模式恰恰体现出了公益慈善组织对政府工作的协同与补充作用。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接连出台“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政策；但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存在，2001年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的强大惯性仍在，村一级的小学乃至更偏远的教学点严重缺乏教师，难以恢复。所以在像大凉山地区这样的偏远乡村，如果不依赖支教老师恢复在村小的教学工作，三年级以下的孩子就将面临要么失学要么在过小的年纪就到中心学校长期住校等等一系列风险。而支教学校在乡村的生活和生态之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社区文化上的中心与精神上的希望。我们如何想象一幅幅现代乡村振兴的图景里没有一个个生机蓬勃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呢？正如一个国家在呼唤伟大的大学，一个村、一个社区也在呼唤蓬勃的小学；也正如一所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一所小学之蓬勃也在于教师之蓬勃。千哈村信煜雯小学，坐落在海拔2600米的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有包括幼儿园和学前班在内的7个年级7个班，全校205名学生都是彝族，由13名支教老师负责全部的管理和教学工作。2015年建校时，这里只有两个班，随着教学规模扩大，学生和老师不得不在操场上的板房里甚至铁棚下上课。2021年，一位普通的国企职工将自己与亡妻的积蓄合并捐出总计约100万元，为这所小学建立了综合楼，此后这所小学以捐赠人妻子之名冠名。
（千哈村信煜雯小学名字背后的故事） 32岁来自广东的陈冠，在这里支教、生活已经快6年了。6年来，他见证了这里的变化：在政府的主导下，村里通了公路，信号和WiFi；爱心人士捐资修缮了校舍；各类慈善公益组织翻修操场，送来教学物资…… 而他也从一个会被学生家长打的“外地人”，成为了村里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时间是最重要的。家长总以为我下个学期不回来了。头几年，他们会觉得我说的很多话都只是说说而已，不相信。” 2021年，村上的一名女孩因病生命垂危，陈冠几经辗转拯救了孩子的生命，也因此获得了老乡更深的信任和认可。而这只是这6年的漫长时间里，作为外地人的陈冠，通过学校与本地社区互动、融合的一个事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陈冠骄傲地说“我在微信群里说要5个家长来帮忙，会过来20个家长！”，而这背后却是爱心、耐心、恒心和决心在经受的无数的考验与挑战。
（千哈小学获得的各种荣誉，下方是丰婷婷老师带领学生制作的彝族浮雕） 这种考验与挑战绝非个例，也绝不只发生在老师们支教的项目地。在索玛花支教老师的报名条件中，除了对教育和公益事业充满热忱、吃苦耐劳、尊重当地民俗之外，还有一条叫“家人同意”。从这简短的四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支教老师另一个面向的压力。家人的不理解只是这种压力的表象，其背后则体现出支教老师在经济收入、生活保障、职业发展、社会情感等等方面塌陷式的匮乏。同样在千哈村信煜雯小学支教的上海女孩丰婷婷，就面临着这些挑战。已经支教一年半的她，做出再次回到千哈村的决定是艰难的。面对父母的质疑，同辈的压力和个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剪辑了一个名为《致亲友：我很好》的视频来回应。陈冠校长在向我介绍学校和支教老师的时候给我播放了这个视频。他对我说：“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支教老师，同时也是我们所有支教老师的心声”。我为这则视频动容，首先是为了视频中所体现出的善良与坚定，随后我感受到，为了实践这份善良与坚定，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我在学校找到了丰婷婷老师，并简短地采访了她。我了解到她热爱画画，想在美术方面有所深造，但是她不知道以自己当下的学历、经验和经济收入，这个理想能否在未来实现。而当我问到眼下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她思索良久跟我说，“这里的冬天实在太冷了… 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披着毯子跺着脚上课”。
（作者采访丰婷婷老师）为众人抱薪者，岂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老师托举起了学生，谁来托举老师呢？与其问支教老师如何留下，不如问支教老师在留下的同时，如何能够获得自身的保障和发展，获得信心和力量去面对未来。教师，是教育事业的支点。没有蓬勃的教师就没有蓬勃的学生和教育。把不少于对学生的关注和支持，给到我们的支教老师，不仅仅是一种在策略上的选择，也是教育、发展和公益本有的题中之义。任何教育、发展和公益都不能绕过成就其从业者本身而获得自洽。这也是当下已然深扎在大凉山深处的陈冠思考的问题，作为千哈村小的校长，他在和我的交谈中多次提到要把学校作为一个“平台”，通过整合各种资源，让学生、老师、村民和社区获得发展，以至于成为一种模式，为更多村小，也是更多具体的人带去希望。同时他也希望支教的工作能带给孩子们对自己民族和家乡更多的了解与认同，这样不管未来他们在哪，都不会失去对家的亲近感。而家乡的发展，最终也还是要依赖他们的学成和归来。时下的千哈村小已经成为一所远近闻名的明星小学。而相比于这里集中着各种机构捐赠的硬件设施，以及展柜上摆放的大小奖状，我更注意到办公室的书桌上放着的两本书——一本书跨越了百年的时空，另一本则是几乎同时在贵州遵义正安县兴隆村的另一所村小的教学理念与实践。看到这两本书出现在这里，我不禁感叹，“这里有教育家”。（千哈小学教师办公桌上的两本书） 让我们回到故事最开始的地方，还记得现在已经考上了大学的恩扎格呷、吉黑木洛和吉黑为古吗？十多年前，他们是阿尼村小的同班同学，他们正是从这里走出，去中心校，随后获得资助去读初中、高中、大学。如今，刚刚接通自来水的阿尼村小也是索玛基金会的11个支教点之一。在这所小学，我还见到了一位我的东北老乡，已经49岁的他已经在此支教两年多了。而在图片中的两位支教老师，男生高广里，支教6年，现在是学校负责人；女生张元，支教8年，现在教三年级的语文课，他们是一对新婚的夫妻。 （阿尼村小的一对支教夫妻） 索玛慈善基金会2022年的收入与支出都在2000多万元。与企业的营利行为不同，像索玛慈善基金会这样具有公募资质的非营利机构的“收入”，大多数来自爱心企业和普通公众的捐赠。随着中国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基金会的筹资工作也全面开展到了线上。（基金会筹资发展部为99公益日制定的工作计划） “我们基金会开设了很多线上筹资的渠道，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过来的筹资占绝对的大头，估计有70%左右”，索玛慈善基金会筹资发展部的负责人卢宇向我介绍，“而在我们年度筹资工作计划中，99公益日无疑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今年，基金会在99公益日期间的筹款目标是400万元，这是机构全年筹资目标的1/5。2015年就参与了首次99公益日的索玛慈善基金会，为此做足了准备：常年支持基金会的企业动员起了自己的员工，过去的捐赠人也等待在这几天成为机构和项目的代言人发起一起捐，在基金会项目工作中触及的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转发劝捐，在西昌万达和成都锦里的两个线下募捐点也做好了准备。（设在成都锦里线下劝募现场） “借由99公益日的契机，我看到了我们的项目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卢宇说。就算有些人没有实际捐赠，但他们也看见了这个项目，看见就是一切的开始。“我们有好几个支教老师，比如索玛花小学的花宏珍老师和兰希黎村小的张立老师，最开始就是从99公益日和腾讯公益平台了解到我们的项目，最后决心成为我们的支教老师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腾讯公益平台的作用在于募集善心，而资金捐赠只是表达善心的一种方式，劝捐触发了看见和更深度的参与。99公益日除了给基金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捐赠人和支持者，也成了每年一度老捐赠人与基金会建立更深一层联系的机会。一方面，基金会在发展老捐赠人（或企业）成为劝募主力军时，必然要把自己的使命愿景、工作方法和成果更进一步地与捐赠人沟通；另一方面，老捐赠人通过向他人介绍、解释自己支持的项目，并最终成就自己支持的项目，这增强了老捐赠人与基金会的联结和黏性。“虽然最开始跟捐赠人或者企业沟通参加99公益日时，他们也会觉得麻烦。但过了这个坎，他们不仅更了解我们，也能通过劝募更多人支持我们获得成就感。现在，每年快到99公益日时，我们就有很多企业和捐赠人，还没等我找他，他就先来找我了！”卢宇感慨地说，“尤其是那些捐赠后又来探访过的，都成了我们的铁杆粉丝。”（爱心企业动员员工参加99公益日） “捐赠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最希望获得的还是更多人的信任和参与。特别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在捐赠之余，也能到我们大凉山来实地的看一看。我们从不求这份事业能成爆款，我们相信兢兢业业、口碑相传的力量。”探访三天来一直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基金会副理事长这样说，他建议我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我做这事不图名，我跟大家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爱心人士。”对于索玛慈善基金会来说，参加99公益日，始于劝募和看见，终于信任和参与。而这也正是腾讯公益设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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