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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石录》引言 泽人 
上海本滨海斥卤之地，其文化史迹，远不及邻近诸地如苏州、杭州之丰富与悠久。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公元一二九〇年）上海立县迄今不过六百余年，其踏入于地理志之历史可谓至为短暂。故古代之金石，上海绝无仅有，相传旧静安寺有赤乌碑系吴赤乌中石刻，乃上海金石志之第一目，然称碑石久圮于江中，不仅碑中所记为何事何物，一无可考，究竟有无此石刻，亦属疑问。岂仅秦、汉金石为上海所无有，即唐、宋之遗物，亦稀如凤毛麟角，故若就年代之古远而言，上海金石诚无足称述。然上海之运命，乃因世界之变化而突变，于过去之百年间，上海竟一跃而为中国经济文化之重心，其发展之途径不论其为如何畸形，其发展之历史不论其为如何复杂，上海之从一滨海渔村而成为世界之一大都市则已无否定之余地。上海简短而复杂之历史，乃具有世界的意义。上海金石故虽少骨董之薰香，而于文献价值，则反较苏杭各地高出万倍。举例言之，驰誉世界之上海静安寺路因静安寺而得名，其英文路名则为沸泉井路，盖因静安寺前之沸泉井也，静安寺与沸泉井于是均成为上海史实溯源察流之研究资料。上海金石之从骨董意义转变为文献资料，是诚从来金石考古家所梦想不到者也。上海志书之于金石，素不甚注意。同治上海县志金石附于艺文志中，存目一百七十八条。上海县续志金石志存目五十五条，两者合计亦不过二百三十三条而已，其记录之稀少可见；且对于金石之认识，亦未能摆脱传统观念骨董意味，虽则同治志之编辑时代已在十九世纪之末，而续志之完成且在民国建立之后矣。即就骨董趣味而言，同治志与续志之纪录，亦不能使人满意。例如北山董佥宪保障上海县碑，同治志作“嘉靖五十五年丙辰十一月”，嘉靖无五十五年。然拓本所纪年月确为五十五年。编者依拓本纪录，若可不负责任。实则不然。同书兵防志名、名宦志均有记述董邦政者。董字克平，山东阳信人，以贡授六合县，善骑射，有廉武声。嘉靖三十二年督府使帅兵讨倭寇，擢按察司佥事，领海防道驻沪，时城始建，贼掩至，穴民楼俯瞰城内，邦政登陴，詈且跃，用神枪手，一当百者。贼惧解去。三十四年捣川沙贼巢，旋会兵击贼于苏州吴林庙，转战横金镇，俘斩甚众。三十五年与任环合歼倭于界觜，击新庄贼及于沈庄，又败诸清水洼灭之，论功加四品服俸。名宦志中所记如此，而兵防中所记亦复如此。且三十五年秋后倭寇不复入上海。同治志之编者未将拓本加以审查考据，即贸然抄录，未免草率。况细察拓片五十五年等字，即可发见二“五”字书法不同，第一“五”字乃顽童以“三”字改刻耳。若稍用心，此种错误自然可免。又若县学，素为士人所最注重，同治志收县学石刻十三种，其中十种均据府志补，其实碑石尚存，采访者不欲实地采访耳。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一七六五年）曾立有“重建上海县学碑记”，同治志金石中失载，续志补正之，而作乾隆三十三年。此皆编志者之漫不经心有以致之。余留意于上海金石为时已久，初则搜集拓本，登记目录，继则以所得拓本与志书相对证，以为史料之研究。春秋佳日复赴上海各地作实地调查，颇以为乐。至民国二十八年春，始拟编录所得金石拓片，惟录碑一事，不同钞书，颇为麻烦，拓片巨大，书案狭小，不能摊置，只有铺陈地上，边读边钞，极其费力，一也；碑文虽多为楷书，而书家有时喜用古体，钤录时即须照样摹写，二也；碑石漫漶，字迹模糊，更费精神，三也；且又以金石之学为不急之务，何必孜孜工作，乃旋作旋辍，一无所成。顷者感于上海文献史迹之摧毁殆尽，所谓金石行将荡然无存，今日所仅存之断简残编，且将成为珍品，则就所见所知之上海金石加以记录，贡献当世，原亦非无聊之事矣，于是尽二十日之力，将所得资料整理之，排比之，分类之，而成上海金石录初稿一编。所录计三百九十四条，较同治志及续志二书所收，约多百六十余种。遗漏尚多，则须待他日之补正。排列方法依时代之先后，然如墓志排比较难，今依同治志人物次序为标准。误列之处，仍所难免。每一金石若钞录全文，则将成一巨帙，此时殊无印刷之机会，惟有选录一法。今所录者并非均属最要，就旧时钞就之件择其足资研究者采登耳。上海为商埠，故本稿中会馆公所较多钞录，或为读者所需乎。至于分类，乃为便利检查。旧日纪录一地金石，少见分类者，盖分类困难，每易失当。本稿分类计十二门：（一）建置：（1）城池，（2）衙署，（3）仓庾，（4）善堂，（5）会馆公所；（二）学校：（1）县学，（2）镇学，社学，义学，书院；（三）水利：（1）濬河，（2）海运（3）津渡，（4）堤防；（四）政绩；（五）祠祀；（六）名绩；（七）寺观；（八）钟彝；（九）仙佛经咒；（十）墓石传记；（十一）御笔；（十二）法书。此种分类，失当之处，想必不少，至先后次序，略就笔者主观以文献价值之轻重而定，二者均待指正者也。至文中金石称尚存者，均指八一三（笔者按：指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前之状况，现状如何，则不可得知矣。*本文载《学林》1941年第十辑抽印本。 笔者注释： 1、徐蔚南著《上海金石录》是民国时期唯一记载上海金石文献的著作，因此，当代上海地方志研究机构及图书馆将这本著作升格为上海市金石专志，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辑的《上海方志资料考录》将其列入乙编第九目，作为市级专志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该考录简述如下：【简述】此书所录计394条，较同治《上海县志》及民国《续志》二书所收金石条目，约多160余种。凡重要碑记均选录其全文。分为：建置（城池、衙署、仓庾、善堂、会馆公所）、学校（县学、镇学、社学、义塾、书院）、水利（浚河、海运、津渡、堤防）、政绩、祠祀、名绩、寺观、钟彝、仙佛经咒、墓石传记、御笔、法书等十二门。 
《上海方志资料考录》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 2005年《上海方志提要》将其编入第四编“市级专志”第五组“其他市级专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在提要中写道：【提要】民国《上海金石录》徐蔚南辑。徐曾任上海通志馆编辑、副馆长，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主任。笔名泽人。是书设建置、学校、水利、政绩、祠祀、名迹、寺观、仙佛经咒、墓石传记、御笔、书法12门，辑有394条。重要碑记选录全文，不录全文者则注明出处。同时纠正了同治、民国上海县县志中的一些差错。（笔者注：该提要漏记“钟彝”一门）。
《上海方志提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上海方志提要》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共收录全市各类志书1261种，其中建国前397种，（内含宋代8种、元代6种、明代59种、清代223种、民国101种）；建国后至本书出版前共864种。全部志书分官修与私撰两类，官修为976种，占77.4%，私撰285种，占22.6%。而私撰志书所收录者，则须基本符合方志体例。2、徐蔚南在金石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过去极少为人关注，直到现在，除博物馆研究者、上海方志编纂者外，几乎无人提及。笔者找寻到几篇有关的记述，现择要摘录如下：——徐蔚南是第一位留心搜集上海石刻的近代学者，撰有《上海金石录》，以“泽人”的笔名发表于1941年第10期《学林》杂志，陈乃乾谓有“开创之功”。其引言称“上海金石故虽少古董之薰香，而于文献价值，则反较苏杭各地高出万倍”，因此将所收碑帖作为史料，根据上海历史演进的特点分为十二大类编制目录，全书共著录碑帖394条，其中有亲自目验 的，也有依据史志转录的，在提要中分别注明。部分重要的碑帖史料，全文或择要过录，颇遵志书体例。（张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文献源流述略，《都会遗踪》2020年第2期）——龚定庵说：“但恨金石南天贫”。南方本来是金石贫乏的区域，何况上海一隅。前辈金石家著录，以宋末为断。元明以后，等诸自鄫。上海设县，已在元初，建筑城池，尚在明代中叶以后，那里谈得到金石？但用历史家的眼光来看，则不问古今，凡是有图案或文字的彝器和石刻，都是宝贵史料。钱竹汀、王述庵诸人单知考据经典古史，没有顾到现实，因此忽略了明清两朝的石刻。就上海说，在元以后几百篇碑文里，便包涵着许多民俗和掌故的史料，如果丢开碑文而讲上海文献，无论你讲得若何详尽，也只能得到一点粗浅的轮廓。以前十次修上海县志，都没有注意到金石的重要性，总是在艺文志后面附载著几行碑石的名称，连名称也是挂一漏万，真是遗憾。直到“八一三”后，徐蔚南先生搜罗拓本，考订旧志，写成一篇具体的上海金石志（载《学林》1941年第十期），分别门类，显示各碑的意义，造成了金石书的创格。（节录自《石刻脞谈》，载《中央日报》文物周刊第35期，1947年5月21日）。
——上海四明医院为今天上海曙光医院前身，原为上海四明公所的附设机构。上海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是旅沪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徐蔚南在《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中指出：“该公所不仅是以一府所组织的会馆的典型，其规模的巨大，势力的旺盛，可以说是上海各同乡会馆的翘楚”。在宁波同乡会所办的各项社会事业中，“四明医院”无疑值得一记。四明公所兴办医务事业，开始于1905年8月，最初在公所设施医局，为同乡延医施诊，同乡的贫病者免费供给药物。第二年设病院，凡同乡的贫病者得保送进医院治疗，药物饮食悉免费供给。由于病人越来越多，1921年拓建病院。1922年四明医院正式成立。上海四明医院的拓建，得益于“数十贤人君子率作兴事”。这数十贤人君子是谁呢？在徐蔚南著《上海金石录》所录的碑拓《上海四明公所新建南厂北厂东厂暨医院之碑记》中，可以找到他们的名字。（胡宝芳：从几份碑帖看慈善事业背后的近代上海实业家，《都会遗踪》2014年第2期）
徐蔚南著《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上，《大晚报》1936年4月13日
3、除了《上海金石录》外，徐蔚南另著有《石刻图像拓本丛话》（刊《学林》杂志1941年第8期），显示他不仅注意收集上海本地历代石刻碑帖，还长期热衷收集全国各地的石刻图像拓本。他在文章导言中说：“余每至一地，辄喜蒐集各种石刻图像拓片，十年之间，略有所得。七七之后，余在安徽、南京等地所得之图像拓片全部葬送于南京，后武汉所得者，则仍纷失于汉口，即幸存迄今者亦已有为鼠啮而告粉碎矣，更有不知遗置何处遍觅不得者矣。编目既不成，姑就手头现存者略为分类，稍加叙述。”他把抗战后幸存下来的图像拓片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汉代图像；第二类是北朝造像；第三类是杂类，其中又分装饰图案、人像、宗教图像、地理名胜图像、历代故事图像。书中开列并解读汉代图像有22种，北朝造像17种，装饰图案8种，人像38种，宗教图像42种，地理名胜图像12种，历代故事图像6种。每种石像的地理位置、尺寸、造型、图案特征、题款等都一一标注，年代和石刻手法也都加以考证；尤其对故事图像，不惜笔墨，详加叙述，娓娓道来，引人联想从而产生艺术享受。
《汉车骑像》，载徐蔚南著《石刻图像拓本丛话》 
《天龙造像》，载徐蔚南著《石刻图像拓本丛话》 此外，徐蔚南还曾辑录《历代石刻画家拓片目录》、《泽人堂汉画集藏目》二部，可惜未曾成书，仅存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馆藏于中国古籍总目·史部/金石考古类/石之属。（董振声、潘丽敏主编：《吴江艺文志》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2月）。徐蔚南不仅是近代文学家，还是一位被研究者公认的“有开创之功”（著名版本学家陈乃乾语）的“近代学者”（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霞语）。写于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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