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碑、传拓、考鉴，金石学研究三步曲以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关系研究为主陶喻之 东方早报2013-10-21C11版、10-28C10版 两宋以来，所有治学严谨的金石学家均经历过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头考订、鉴藏这几道必由之路。同时，鉴于金石学载体以传拓印刷品形式出现，随着不同版本拓片，促进并加强了各地无缘经历访碑、椎拓这几重学术境界。本文以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关系研究为主， 追忆并见证历史上这段金石前缘。
《郙阁颂》拓本（局部）
中国金石学肇始两宋，繁盛于清中晚期，向为传统学术重要领域；而访碑、椎拓和考鉴，乃该学科开展与发展基础方法与研究手段，大抵两宋以来所有治学严谨的金石学家，无不经历过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头考订、鉴藏这几道必由之路。古代金石学之所以兴盛，很大程度上跟饱学善鉴之士这种游学历练有关。因身临其境踏访览胜，往往是鞍马劳顿或案牍劳形之余精神调剂，由此唤起学术兴奋，足以使认知、发现有所收获、突破。同时，鉴于金石学载体以传拓印刷品形式出现，故随着不同版本（包括不同拓工、早晚拓制）拓片，或附带学人研究结晶题跋拓本流通，促进并加强了各地无缘经历访碑、椎拓这几重学术境界，却有志于金石文本、史实、书法等方面求真、释证学者间的交流，进而推动整个学科繁荣、进步。本文以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关系研究为主， 追忆并见证历史上这段金石前缘。
两宋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 ” 在古代信息相对闭塞情况下，金石学发展常常与交通畅通成正比关系。唐末孙樵《兴元（汉中）新路记》发现褒斜道北段西晋太康元年（280）《修栈道记》摩崖，就跟旅途椎拓、记录有关。试想他若依旧沿古道南下而非由新路达汉中的话，以其好古之心，或许会对褒谷石门石刻也记录在案，而这恰恰为今人所不甚了解。好在两宋特别抗金期间，蜀道军事地位大为凸显，位于出入秦蜀沿线“汉三颂”摩崖因居地利优势广受注目，像并列“唐宋八大家”的金石学鼻祖欧阳修和受其奖掖的曾巩，就分别通过当地宦游朋侪获得“三颂”拓本； 特别曾巩所得东汉建宁四年（171）《西狭颂》和次年《郙阁颂》拓本，有确凿证据表明来自宦游兴州（汉中略阳）地方官晁仲约奉送；而事后曾巩对拓本认真校勘，甚至纠正了欧阳修将《西狭颂》本事主人公李翕误为“李会”之讹。随后，晁仲约还向到访的墨竹画家文同贶赠“地方文化特产”——《郙阁颂》拓本，文同《丹渊集》卷十七“梁洋诗”《拙诗六韵奉寄兴州分判诚之蒲兄》遂有记录：“乳柱石窟寺，不辨文字古。主人好事者，乃我诗酒侣”，自注：“郙阁汉铭。” 南宋北伐时期，秦岭南麓出师部队多军旅文人，由此给沿途汉魏蜀道石刻研究带来契机。时金石学家洪适为撰《隶释》、《隶续》，曾致函山南前线蜀士员兴宗“咨以川蜀两汉碑墨之所出及古文奇字”。员氏《九华集》卷十二《答洪丞相问隶碑书》遂详尽作答，如介绍《郙阁颂》“碑立于波，夷江对，至今犹俨然。” 可当初“回视渔关（《郙阁颂》原址上游），不知其高几里，皆终岁漕饷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浅深，自滟滪逆数至渔关之药水，号名滩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兽奔者，又崎岖杂乱于诸滩之间。米舟相衔，且尽犯险，率破大竹，为百丈之篾缆，有力者十百为群，皆负而进，滩怒水激，号呼相应。” 地处纤道要冲《郙阁颂》摩崖饱受逆水行舟纤绳磨损。绍定三年（1230），沔州（略阳）知州、山东临沂田克仁赴治北原址访碑，鉴于原刻“岁久昏蚀，殆不可读”，遂以“开禧间得旧墨本于京口，勘之欧阳公《集古录》、洪氏《隶释》及郡志所载亡缺差少。来守是邦，因勒诸灵岩寺之石壁，以永其传。” 同年，田还异地摹刻位于金源沦陷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墓前宋哲宗御书“忠清粹德之碑”于治南灵岩寺， 足见他宦游略阳前即癖好金石学且留意收藏有价值拓本。 相对《郙阁颂》摩崖所在地军事和漕运位置紧要的嘉陵江航运，位于汉水支流褒水河谷汉中《石门颂》、《石门铭》等汉魏摩崖，因受东汉开凿人工穿山隧洞——石门天然屏蔽，兼以自古为蜀道干线——褒斜栈必经，景致壮丽，向为古人溯舟郊游理想场所，故文同诗题曰《自斜谷第一堰沂舟上观石门两岸奇峰最为佳绝》；而其《寄褒城宰》诗“滟滟清波泻石门，茂林高巘夹烟昏。何当画舫载明月，共醉江心白玉盆”及自注：“物五斗，诗溷滑可爱。故云江中有大白石穴，壳然如盆可撼”云云，即指今名列“石门汉魏十三品”摩崖之一“玉盆”。而石门隧洞及玉盆周围山崖遍布留题，尤以两宋题刻居多，有所谓“石门题名十八段”和“玉盆题名十二段”。故清倪兰畹《石门道记》碑、潘矩墉《石门游记》碑分别有“来游题名几满，皆宋人手笔”和“汉魏颂铭左右列，独无唐人遗迹，南宋题名甚夥”之载。而在这些题名摩崖中就不乏以访碑为目的者，诸如：“庆元丙辰（1196）暮春止余三日，赵公茂、宋□志、张寿卿……同来观汉刻，三酌于此。”“成都宋积之摄褒中令，广汉章以初、彭城贾公肃……从公所约访之，为石门之游。……摩挲石门汉刻，酌酒修禊，于此尽醉而返……庆元丁巳夏四月……”“纪国赵彦呐敏若视堰修禊事，阆中龙隆之景南、普慈刘炳光远……同徕。……登石门，拂古翰，从容瀹茗而去。宝庆丙戌（1226）前熟食五日。” 另据汉中南郑县令、山东临淄晏袤释识东汉永平六年（63）《大开通》（即《 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曰：“绍熙甲寅（1194）三月甲子，南郑令晏袤以堰□□□至褒谷，获此刻于石门西南险侧断崖中。先是癸丑夏秋积雨，苔藓剥落，至是字画始见。□法奇劲，古意有余，与光武中元二年（57）《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远，故字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而同时娄机《汉隶字源》跋《大开通》曰：“碑在兴元（即汉中），绍熙甲寅帅章德茂得之于褒斜道中。”案，章德茂即乾道八年（1172）爱国诗人陆游投笔从戎到汉中幕中朋僚章森， 绍熙五年三到汉中任郡守。因晏系其下属，或因“实董其事” 治理确保军屯山河堰水利工程而意外在上游石门附近发现《大开通》，后以拓本相赠也未可知。尤以其隶书《山河堰落成记》，作《大开通》和西晋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三国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之举等，似乎都表明他比章森更熟谙石门汉隶刻石。此外，近年新发现《西狭颂》所在地陇南成县乾道八年《仙崖王公德政记》摩崖，不但隶书完全摹自《西狭颂》，且述前太守德政致降甘露本事，亦“与汉武都守李翕所纪颇同”；甚至邻壁画人托盘作承露状及附楷书布局均与《西狭颂》之“五瑞图”绘相仿佛。凡此，显系书者、四川宦游成县令王康临习辖境《西狭颂》汉隶而熟能生巧使然。
清代中叶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 清代宦游蜀道学人跟“汉三颂”的关系，随着乾隆、嘉庆时期金石学重兴，已由单纯访碑、椎拓和著录、收藏，发展到有鉴选地梳理庋藏等研究层面；对拓片要求已不满足今拓，更追求旧拓、宋拓善本；著录则不单抄存文字，更有类似摄影存档的写真；学人间交流趋于密切，研究深度较之欧、赵、晏袤时期更为专业，唯一不变的是从事相关研究者身份依然以富有学养宦游学人为主。像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替汉中历史名人墓碑隶书之余，还以所得包括“汉三颂”在内约八百通三秦碑拓编纂《关中金石记》； 而嘉庆十九年（1814）略阳县令山东诸城王森文编纂《石门碑释》，堪称事关汉中石门石刻群首部研究专著。 此著特点以拓本为据一一摹绘，从而保留石门石刻群当初面貌，而对《郙阁颂》研究更见深入，这自与其宦游褒城特别略阳的业余金石学探访爱好有关。据回忆：“李君吉人宰褒城，余委听褒城讼，暇日李君为觅舟出城东门，溯褒水”访碑，事毕，“舍舟入城觅拓工，增其价值，令加工遍拓，……因疏其颠末，以纪游观之获；更依各碑行字、款式，别写释文一册，以备嗜古者考证焉。” 另据时人陆绍文跋东汉永寿元年(155)《右扶风丞李君石刻考》载，同年秋，王还在石门隧洞西壁“石门”大字以南发现《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刻石。而《石门碑释》所附《郙阁铭摩岩碑考》，则是次年春天逆水行舟访《郙阁颂》原址后于“嘉陵舟中作”，同年夏再赴灵岩寺访南宋田克仁异地仿刻《郙阁颂》摩崖后追记。足见王注重脚踏实地调查精神之可贵，亦难怪陆跋将他跟上述南宋嗜好汉隶的晏袤相提并论曰：“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李君表》）；王之嗜古，亦晏南郑之流与。”而由王为学缜密反观于田仿刻《郙阁颂》左上角残缺部位擅加补刻，书文俱陋却标榜一手“重刻”的明万历年间略阳知县申如埙拙劣之举，后者委实胸无点墨，附庸风雅且掠田之美的好事者流, 故不赘述其添足始末。 王森文摹绘石门石刻似乎对稍后另一位山东诸城金石学家，嘉庆、道光年间陕西延榆绥道、四川按察使刘喜海以很大启迪， 他于道光廿六年（1846）入蜀“访碑……取道于五丁担侧（汉中金牛道）……持节西川”， 著录反映蜀中历代碑刻的《金石苑》，同样以拓片摹写而保留诸多至今散佚的四川石刻史料。尽管刘氏宦游过陕南是否赴石门访碑不得其详，但他寓目、收藏多本东汉建和二年(148)《石门颂》却有案可查。如上海博物馆晚清书家李瑞清旧藏《石门颂》，即刘道光廿五年购于西安，次年秋装裱于陕南商州。此外，上海博物馆尚有刘旧藏《郙阁颂》、《石门铭》拓本等；另据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载，刘还藏传未经洗凿绝旧本《石门颂》。 值得一提的是，《石门碑释》问世，精鉴赏、居浙北海宁诸生蒋光煦于嘉兴金石学家张廷济处获观，道光廿七年“偶于旧书肆获褒斜石刻，为王令《碑释》所无者凡十余纸”， 遂于翌夏追加缩摹附王本后，一并辑入其校刻《别下斋丛书》之《涉闻梓旧》，遂为石门石刻研究增添、保留一段史料。因抵今见诸王、蒋缩临大部分摩崖，除“汉魏十三品”于上世纪60年代末被从原址切割整体搬迁汉中博物馆陈列外，其他百余种摩崖俱已没于石门故址水库，故王、蒋摹绘出版《石门碑释》足为后世备考而功德无量。 同样，咸丰二年（1852）至五年，湖南籍书家何绍基任四川学政登临连云、金牛栈出入秦蜀，虽也不见他顺道访问石门石刻记录； 但何专注《石门颂》拓本鉴藏却是不争的事实。据自跋一本系于乐山知府署斋见“插架书帖甚富，浏览之余，快为题记。见余心赏是拓，临别遂以持赠”。而同治二年（1863）追记已藏三本。又据其《东洲草堂金石诗》之《借钩杨又云继振所藏〈娄寿碑〉即题碑后》有“林张二宝倘并到，何惜十指松煤黔”之咏，自注：“桂相国藏华山碑，张松屏藏宋拓《石门颂》，俱欲借钩。”表达的是希望观摩并摹宋拓本的迫切心愿。而《朱时斋杨旭斋来看〈石门颂〉因追述癸未甲申旧游……》、《〈石门颂〉者藉书园所藏旧拓共四幅流落散失陈晋卿得第四幅留置吾斋既而杨旭斋以首二幅来李子青以第三幅来遂成全璧余于乙酉春得奚林和尚所藏〈石门颂〉……》诗，道及同寅共赏情趣，亦足见鉴藏精深之一斑。其实，限于主客观、自然条件等无法设身处地访碑、椎拓而改求旧拓、善本，一定意义上讲，也应被视为金石学家另一番行为方式的访碑、考察，同样值得肯定。而何绍基对《石门颂》隶书的喜爱还表现在反复揣摩临摹上，抵今存世作品就有咸丰十一、二年临本。许是基于何藏、摹《石门颂》在同道间颇有名望，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后起金石学翘楚山东潍县陈介祺致函另一位金石学家吴云同时寄上《石门颂》拓本，特转请闲居吴门的何题书金石诗。此外，何就《西狭颂》隶书也曾用功临摹，据上海博物馆清端方旧藏《西狭颂》跋，何既庋藏《西狭颂》旧拓，且曾临书达上百通之多。■ ■ 晚清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
吴大澂所书“石门访碑记”
（接上期）晚清宦游汉南尤其亲历交通闭塞，不在蜀道干线陇南西狭访碑的金石学大家，是继王森文后一个甲子的陕甘学政吴大澂。据《恒轩日记》自述1870年他已随湖广总督李鸿章幕西行入陕；而《吴愙斋自订年谱》载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一正式受任，九月十三日，雅好金石的他以手绘古器图请同时学人李慈铭题诗为其视学秦陇壮行。李有“当代论金石，潘（祖荫）陈（介祺）古癖推。翰林谁继起，吾子擅清才”和“百二秦关启，山河接陇凉。此邦多古迹，余事及缣缃”之咏。与此同时，陈介祺致函古币专家鲍康艳羡：闻清卿兄视学陕甘，可喜之至，好古而即得游古地，真为有福。又曰：“张孝达（之洞）留视蜀学，当亦可得金石，与清卿各树一帜矣。”光绪十年（1884）署名“笏盫”者题识被誉为“甲骨之父”山东福山金石学家王懿荣《天壤阁杂记》也说：“今时谈金石者，首推潍县陈学士介祺，次则吾家少保公张香涛制军之洞。若吴丈清卿，王君廉生两家，亦广收博采。地不爱宝，日出不穷，较阮相国、吴子苾、刘燕廷当时增之十倍。”值得注意的是，同治末年既是以陈介祺为首金石学家学谊渐趋活跃的重要时间结点， 且涉及蜀道访碑、椎拓与鉴藏等金石学活动，也恰好围绕陈、吴、王诸人展开。其中吴因公按试秦陇，王则以私于光绪四年入蜀省亲；虽王亦无暇造访石门摩崖，但犹留心一路古物，《天壤阁杂记》遂有“过褒城，见一路古砖在人家墙上，不得取”，“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等载。 就陈函请吴访碑、委托椎拓并寄交王代为转达等金石学互动情况掌握，学术界主要借重其交往半世纪后出版《簠斋尺牍》、《吴愙斋尺牍》等予考察，而三人当年亦凭借对彼此声誉、信誉的了解，完全依靠书信切磋学问，并未当面促膝请益；像陈、王仅有一面之缘，而陈、吴缘悭分浅，终陈一生，碌碌宦游各地的吴竟从未跟闲居齐鲁通信密切的金石学领袖相谋面。至于作为晚辈后学的王、吴结交当时久负盛名的陈而与之频通尺牍缘起，均始于同治十二年与陈书信热络的鲍康和潘祖荫引荐。于是，就在吴上任后四日，陈即递送手札感谢吴托鲍转赠其长孙婚礼贺联，又赞“久于伯寅少农（金石学家潘祖荫）书中得闻风雅，复于攀古楼款识刻得读大著，已深向往”，并称于鲍函“欣闻荣膺新命，视学三秦”，表达了希望成为金石契友而互通有无心愿，所谓“惟乞古缘所遇，不忘远人。羡有奇之必搜，企有副之必惠，当悉拓敝藏以报也”，最后话锋一转，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石门颂》诸汉刻，均望洗剔，以绵料厚纸先扑墨后拭墨精拓之，水用芨胶去矾。拓费必当即缴，切勿从赐。收拓必详其目，免有遗复。”而陈、王往来也始于同年馈赠金石拓片，直至光绪十年几每函必伴拓片。 正是基于三人同好书法古文字的金石之缘，终于促成其为“三颂”访碑、椎拓而合作的三角关系。 至于陈之所以关注“三颂”等汉魏蜀道摩崖，似乎跟他受前辈金石学家刘喜海、何绍基就此倾注大量精力鉴藏、摹写等影响有关。前已论及，同治十一年秋，陈已寄《石门颂》托吴云请何题诗，说明弆藏并不迟于何、刘；而刘无论家族背景、人际关系还是鉴藏、治学精神， 尤其搜集蜀中石刻拓本兴趣，同样让他印象深刻而挥之不去。此时适值宦游三秦之吴投联问路，自然正中陈怀，遂拟乘此了却夙愿，因有相互两年多直接或经王间接转达、寄交石刻拓片的金石学通信。以下着重提炼其间重要研究信息加以探讨。 吴大澂同治十三年重阳“按临汉中试事，碌碌四十余日，疲精耗神，与京华故人音问疏阔。”深感“僻处秦中，无可与语。京华故人，惟王廉生农部邃于金石之学，相契最深，别后数月曾未得其手书；孝达入蜀懒于作札，偶有所见无可质证。倘蒙不弃，时惠尺书，以慰岑寂，片楮之赐，珍逾拱璧，欣幸何如。关中自兵燹以后，寒士荒经，文风久已不振，輶车所及，与诸生苦口劝勉，有善必奖，有弊必惩，冀于士风稍有裨益。所愧根底浅薄，不足为士林表率，时滋惶悚。山林隐逸之士，讲求正学者，当有数人。近今俗当以时艺相衔，敦本励行，目为迂儒，不得不稍示激扬，以为通经明理者劝”，幸到汉中遇两位金石学知音——褒城教谕罗秀书和椎拓技师张懋功，始解其谈艺寂寥，且对此行完成陈介祺嘱托亦良多帮助。 关中罗秀书同治十年前后宦游汉中即与同道数至石门，“剥苔封，洗尘泥，历数月始将模糊之字考证明确，岩石间仿佛有字者，皆搜括而出之，因录集一册，以便携览。” 因慕吴大澂金石学盛名，遂于其来汉试毕“遣舟来迎” 赴石门访碑遂其宿愿。据罗透露：“甲戌冬，吴学宪将文（《李君表》）理考全，拟翻刻一石未果”。但此行吴对罗于此乱世之秋犹沉浸于金石之学已刮目相看，故当罗旋呈其考镜褒谷全境而较之《石门碑释》更见周全研究专著《褒谷古迹辑略》，吴欣然命笔题签并署“同治甲戌孟冬吴大澂观于汉南试院”以示褒奖。而石门拓工张懋功似乎也由罗荐于吴遂成其在陕南、陇南按陈介祺函授精拓摩崖刻石的专职技师。因据咸丰八年罗撰隶书《汉忠武侯诸葛公八阵图注说》碑载：“张子懋功，性嗜古，问阵图说，故书此。”表明罗、张在吴来汉前已结识并过从甚密。另据光绪八年潘矩墉《游石门记》碑载：“邑人张茂功，精音律，能毡腊，善与人交。家在石门对岸，茅屋数椽，树木周匝，殊觉幽雅。约往少憩，具鸡黍饷客，更出琵琶而侑酒，虽非流水高山，然亦足以移情矣。” 由此可见张并非悟性全无等闲之辈，而是勤学善思有头脑的能工巧匠。 而由陈、吴通信可知陈对石刻拓本精度近乎求全责备，特别就以往拓工不屑碑额需求极大，如嘱“若古石则须厚棉纸先扑后拭不妨墨重，方见笔画。……栈道日下其上颇有汉刻，近蜀处可访之，并可语孝达学使也”，“《褒斜开》后一行、《惠安西表》四字额、《五瑞图》小字一行，乞勿遗，《耿勋》亦乞精拓。”再如“《石门》额乞早寄此间”，“《石门颂》、《西狭颂》多求精拓五六份，额皆倍之，切切乞乞。”但当年陕西椎拓技术普遍低劣，为此，吴致陈函多次提及“秦中刷手甚劣”，“此间拓手多自以为是，又不耐烦，以速为贵。教以先扑墨后拭墨之法多不听从。幕友家人中，亦能拓而不能精。汉中如有良工，当令精拓石门诸刻。安得瑯瑘拓手遍拓三秦碑碣耶？”“此间拓手之不精，即此可见《唐公房》碑阴尚有数十字，嘱其一并椎拓，仅拓得一份，其意以为寥寥数行，殊不愿拓，亦属可笑。”而罗荐张匠经吴点拨、栽培、演示和监拓却颇能入陈门径，故深得吴所倚重，遂于“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一路逆水行舟、跋涉登攀进褒谷甚至夜宿张家，观风雪满山，听“江声如吼，终夕潺潺不绝”。次日由罗、张等陪同“游石门，风雪中攀萝附葛，访得永寿刻石数行及《君开通褒斜》刻石尾段残字，亦一快事，惟嘱打碑人先拓数纸”，此“打碑人”即后受吴全权委托遍拓陕南、陇南重要摩崖而谊称莫逆之张懋功，故其姓名迭见吴致陈函如“成县距褒城七百里，《西狭颂》、《五瑞图》、《耿勋碑》均遣石门张懋功于明春二三月间往拓……《西狭颂》有二刻，天井摩崖想亦不致剥蚀……明年当嘱张懋功就近访之，未识有此奇缘否？”“明年当遣张懋功拓之，必可稍精。褒城距城固不远，略阳《郙阁颂》，亦当遣拓。石门工价向不甚昂，给以倍价，尚听指挥……”“艰登陟为劳，遂以舁石事属张懋功，不及手自摩挲……”“顷由褒城寄到石门汉魏诸刻，纸墨之精，万不如尊处，拓工较寻常帖估所货，略有一二可取……李苞题名残字两行刻在石门洞外高崖处，下临深涧，游者须至崖畔极险处仄足而立仰视方见。拓工于洞内立架施一长板用绳捆身转面向里，方可上纸，故仅拓数本……潘、韩题字亦竟无获，访碑之不易如此。拓工已赴成县，《西狭》、《耿勋》，须秋初方到手……”“拓工自成县回，携到《西狭》、《耿勋》并略阳《郙阁颂》，较胜常拓。《西狭》有额并有下段题名三行，《耿勋》额甚高，不易拓，石有流泉，纸湿难干，各寄一本奉呈赏鉴。”陈得吴撰《石门访碑记》暨其称张拓制技术了得起初疑信参半，故回函：“读书及《访碑记》，如身历石门，唯无好拓手，仍似辜负此游耳。”及得吴寄张拓，始对拓片质量表示认可并提出更严格要求：“张茂功拓墨已异俗工，未知是先扑后拭否，拓不到则多不可见，拓过重则可见者又有微茫处，参之则可精到。《石门颂》尚欲再精拓一二纸并额四五纸；《杨淮表》表字上似宜有字，何不多拓数寸，其拓似初上墨时太干。”“闻得访石门诸刻，务并额及汉时题字记精拓之，额尤须多拓，拓者细心解事，当不减秦石之有新获也。” 众所周知，吴氏治学本侧重案头研究三代彝器，自称“于汉隶源流，茫无所知”。经历此番跋山涉水访碑暨与陈介祺尺牍往还，对汉魏摩崖石刻研究甚至拓制技艺均有长进，这从《石门访碑记》后长篇考稽文字足见一斑。他既亲临石门石刻群更是绝无仅有涉足西狭谷地考察沿途汉代摩崖的晚近重要金石学家； 而张懋功乃陈、吴金石学思想的忠实、具体执行与实践者，陈、吴及其朋侪所获“汉三颂”等相关石刻拓本就均出其手，故后吴替张题“松鹤齐年”一匾以示谢忱与交谊； 而张氏椎拓绝技绵延数代，后继有人，像四代孙张忠发就曾是汉中博物馆特聘“石门十三品”首席椎拓技师，抵今张门犹有传人继承祖传手艺， 并已通过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核，正申报国家级“非遗”资格认证。 发生在晚清这次以椎拓高质量、大数额石刻拓片兼带一定商业性质的金石学活动， 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陈授、吴访、张拓碑帖的流通、互市、递藏，虽然是否确信经光绪年间东渡扶桑金石学家杨守敬携往日本，尚有待作进一步鉴证， 但“汉三颂”拓本不乏为东瀛金石学家收藏显系不争事实。像日本知名金石学家中村不折就庋藏有传为宋拓，实属乾隆五十年前后石门所在地汉中褒城知县倪学洙募工椎拓《大开通》； 全日本书道联盟副理事长锺谷善舟亦弆藏大量石门摩崖拓本， 他不但三赴汉中参拜，1985年3月甚至即席挥毫题书“汉中石门，日本之师”，以示东邻书法、金石学界对汉中石门暨“汉三颂”摩崖的高山仰止。翌年四月，日本书法界泰斗、著名汉学家中田勇次郎也来汉上访碑，并即兴题诗一首云:蜀道摩崖隶草奇，天然古秀入神技。春潭千丈绿依旧，移得巉岩中外知。兹后，如牛丸好一、西林昭一等众多日本金石书法界代表团纷至沓来，驾临石门、西狭访碑、临习， 几络绎不绝于途，一时竟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
赘语 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研究，乃中国传统金石学发展一段缩影。古人前缘既结，来者怎续后缘，是摆在当今金石学人面前无法回避的沉重学术命题，尤其在友邦学人竞相来华访碑问道日益频繁形势下，这一现状更是耐金石学创始暨“汉三颂”所在国学人寻味深省的议题。笔者结合本文主题，特将目前金石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征候开列如下，权作重振金石学研究刍议，深望学界同寅暨有识之士就此疑难杂症共同把脉会诊，对症下药，以祈有千余年历史的华夏金石学回春振兴，重新崛起，是所至祷。 一、人心不古，风雅不再。金石学研究需有一颗好古之心，这一心态表现在研究层面是锲而不舍的探究，包括排除万难勘察访碑，千方百计求索旧拓善本，反复比对校勘研究等。而另一层面是自觉保护古迹以传之后人。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古来深受宦游学人保护的《郙阁颂》、《石门颂》摩崖在上世纪60年代末叶遭毁灭性人为破坏。《郙阁颂》竟因无任何级别文物保护资格，被无知莽汉修路爆破炸毁；尽管事后有识之士搜集残石异地拼合粘接安置于灵岩寺，与田克仁仿刻相毗邻，但整方摩崖几如遭毁容般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二、行业萎缩，人才不济，出版冲击。碑帖行业低迷、萎缩早隐现于施蛰存先生上世纪60年代中叶《闲寂日记》； 而如今民间类似吴大澂时代张懋功般拓工、裱工、碑估已如凤毛麟角，严重断档，经营千年拓、贩、销售一条龙业务几近终结，仅有北京琉璃厂的庆云堂和中国书店，以及上海的朵云轩和上海书店屈指可数，而其经营部门也以库存老本坐吃山空。 复兴金石学动议虽好但任重道远，以上笔者梳理历代宦游蜀道学人跟“汉三颂”研究关系，特别是陈介祺与吴大澂为“三颂”访碑、传拓、研究而进行的一系列金石学通信，目的正是使一切有志于金石学事业（不啻古之宦游）的学界同寅胸怀使命感，对远去的盛况，低迷的现状和不甚明朗的前景认识、了解得更加自觉、警醒和紧迫，进而谋求解决计划、措施与方案，逐步实现金石学由施蛰存先生笔底“闲寂”而达“昭苏”的既定目标与良好愿景。(编者注：赘语部分有删节。）■ （本文撰写过程中，荷蒙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童衍方先生指教，谨致谢忱。）录入编辑：薛冬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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