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点：意会性、模糊性、板块性

下面，我们要研究的是，中国近代正统派士大夫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他们是把西方事物的刺激通过同化的方式吸收、包容于自己固有的概念系统中，还是采取对其固有的认知结构予以自我更新的顺化方式，来实现对西方异源事物的认识呢？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十分关键的问题。在分析和论证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范畴是比概念更大的概念，即在外延上范畴比概念更大，更为抽象一些）及语词体系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中国传统的理论范畴与概念，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的意会（或领会、体会、领悟）性。

所谓意会性，就是说，人们并不是通过对某一概念的严格逻辑定义和界说，来把握和认识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换言之，人们不是通过抽象思维的方法，而是通过对该概念的上下文加以直观领会的方法，来潜移默化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实际涵义，而且一旦领悟了该概念的涵义，人们仍然不是经由概括的理论语言来对这一概念加以界说和定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与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

例如，“仁”“礼”，是孔子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范畴，但孔子却从来没有对“仁”“礼”这些中心概念的意义进行过任何规定和界说。尽管如此，人们却可以从《论语》语录中数十次出现的“仁”“礼”的相关表述，通过对这些行文的内容加以具体体验。便可以大体上意会到“仁”“礼”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

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克己复礼曰仁”等等，大体上都从不同侧面把“仁”的内涵展现和勾勒了出来。通过对这些不同侧面的有机整合，我们就可以意会到“仁”的基本意义。

同样，人们也只能运用意会的方法去把握“道”“气”“理”这一类范畴的含义。我们的古代祖先似乎从理性萌芽时期开始，就善于从对具体运动中的自然万物的直观形象的感受中，去把握高妙深奥的宇宙运动的哲理；然后，又借助于寓意、形象和比喻，直接表述和抒发自己对这种哲理的体验。

有些学者曾指出，中国古人的理论思维方法是从直观体验开始，跳跃过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抽象思维阶段，而直接升华为直觉，达到对人生哲理的顿悟。①传统中国人没有充分发展起以概念元素的精密分解与综合为特点的理论思维，但直觉性的意会性思维却超常发达。同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可意会”与“不可言传”乃是古代中国人思维传统中两个互为因果的特点。

中国传统的理论范畴概念及思维方法的意会性，导致中国传统概念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内涵与外延的非确指性或模糊性。由于概念缺乏逻辑意义上的确指性和规定性，以致出现在后代人看来颇为奇怪的思想现象，即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家和学者，都可以凭自己主观上的意会，在不同意义上来使用“理”“气”“道”“性”“命”“心”“体用”“格物致知”等这类基本哲学范畴。他们完全不必顾忌旁人和前人是在什么意义上来使用上述概念的。各人使用这些术语时，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赋予这些术语以新的，前人所没有用过的意义。同时，却又不必对自己使用的术语加以重新定义和界说，指出自己的用法与前人的区别何在，仍然可以让别人读完自己的论著后，从上下文中意会该术语的指谓。

例如，在中国传统术语中，“气”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古人根据蒸气和烟雾的游移飘忽、时聚时散的流动状态所产生的联想，来比喻哲理意义上的某种变幻的、游离性的运动状态，除了这种游离性的形象特征外，“气”这一哲学术语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俗成的内容上的规定性。因此，任何一个中国传统思想家，都可以把自己认为具有游离状态的流动不居的某种事物，用“气”这一术语来表征之。

在孟子那里，“浩然之气”中的“气”，指的是人的内心中潜养着的、能给人以智慧和聪明的道德力量。在董仲舒那里，“气”是神秘的天的意志的表现。在炼丹方士那里。“气”又用来指谓人类身体内的无形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以自由出人于人的身体。在《荀子》《淮南子》那里，“气”指的又是构成物质性的天地万物的原材料。在张载、朱熹那里，“气”必须与“理”结合，才能产生宇宙万物。人们对“气”的涵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正是因为传统范畴“气”的内涵和外延本身是模糊的、缺乏规定性的。

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赋子它们以新的意义，而无须另外创造其他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简化为一个公式。自两汉到明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可以利用这个神圣的公式作为发挥和闸述自己思想的方便的理论框架。②因为“三纲八目”中的“大学之道”“明德”“亲民”“至善”“天命之性”等这类范畴和概念所固有的语义模糊性和意会性，给予人们以充分广阔的解释幅度。以注经方法表达各人不同的思想意念，几乎是古代哲学家们的传统习惯和固有权利。

中国传统的理论范畴与概念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不可离析性或“板块性”。既然一般传统的抽象概念是由一些带直观感性意义的名词通过借喻而演变过来的（例如“道”，即从“道路”中引申过来；“理”是从木纹上的条纹、条理中引申过来；“气”从气雾流动状态中引申过来），因此中国传统的概念术语，往往具有不可分割的“板块”性质，这种“板块”既不能进一步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子概念，也不能与其他概念综合为新概念。正如蒸气、木纹、道路这些形象用语很难进行概念元索的分解一样。

中国传统概念的直觉性很强，这一特点，使传统中国人要表征某一新异事物时，或表达自己思想中某一新观念时，往往不能通过建构新概念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而只能从原有的概念术语的库存中去寻找相近的术语，近似地表达自己的新观念。因此，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袭用古老的、模糊度很大的木语，并用意会的方法赋予旧的术语以新的涵义，以表达新的思想和表征新异事物就不能不成为传统中国人表述和认识新异事物的基本手段。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概念一般具有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确指性）、板块性（不可离析性）这三个基本特点。千百年来，中国人生活在以这样一种概念体系为思维手段的文化环境中。人们运用形象而精巧的比喻，同样可以把最深奥复杂的思想，以意会的方式加以表达。

例如，朱熹为了让人们理解“理”虽为一，然其具体表现形态却有千千万万这一复杂的命题，就把“理”比作悬在空中的山间的月亮，其光泽却可遍及万水千山。这个关于“月映万川，理一分殊”的著名比喻，足以使最缺乏抽象思辨能力的头脑借此领悟到高妙的哲理真谛，从而领悟圣贤昭示的微言大义。从人们进入私塾的第一天起，“子曰诗云”就从此不绝于耳。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反复吟诵之后，其中深奥的圣人哲理，竟会到一定时候一通百通，豁然开朗，最后竟能出口成章，写出文章也不会出什么文法错误，所谓“读时不求甚解，会心在牝牡骊黄之外”。意会性的学习与思维方法，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纪树立先生在1984年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讨论会”的发言中提出这一见解。

②侯外庐：《明道编》序，载《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

摘自：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山西出版集团，2022年，第4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