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失败？有人说是“船坚炮利”，有人说是“落后挨打”。茅海建早年曾在东海舰队当兵，1980年投入陈旭麓门下，写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本文从军事学的角度，对中英双方的兵力进行了对比，从总兵力相比，清军占据绝对优势。但每次战役，英军与清军的兵力差却相当，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体制的原因，也有装备和财政方面的原因。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
茅海建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一个拥有80万军队的庞大帝国，为什么会惨败于一支起先不过数千、后来也只有近两万人的英国远征军？笔者拟用具体数字进行对比分析，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战斗中双方兵力强弱，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鸦片战争中，较大的战斗共12次。这里，将军事对抗中中英双方各自投入兵力具体数字分述于下：
一、第一次定海之战（1840年7月5日） 清军在定海额设兵丁2600余名，而当时可用于对阵者仅1000余名[19]。英军战舰5艘：威厘士厘号（炮74门）、康威号（炮28门）、鳄鱼号（炮28门）、巡洋号（炮18门）、阿尔及林号（炮10门）；运输船10艘；登陆作战陆军为皇家第18团一部、马德拉斯炮兵等，人数不详[20]。
二、沙角、大角之战（1841年1月7日） 清军兵力无确切数。琦善奏称沙角炮台曾得增兵400名[21]，林则徐称英军登陆时沙角守兵仅600余名[22]。大角炮台小于沙角，守兵亦不会超过沙角。琦善、奕山又奏此战清军伤亡757名[23]。据此估计，沙角、大角守兵共约1000余名。进攻沙角的英军为战舰3艘：加略普号（炮26门）、海阿新号（炮18门）、拉恩号（炮18门）；武装蒸汽船4艘：皇后号、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进取号；登陆作战英军共1461名。进攻大角的英军为战舰4艘：都鲁壹号（炮44门）、萨马兰号（炮26门）、摩底士底号（炮18门）、哥伦拜恩号（炮18门）[24]。
三、虎门之战（1841年2月26日） 虎门靖远等6座炮台兵丁及山后驻守雇勇共8000余名[25]。其中关天培镇守之靖远炮台兵弁共253名[26]；威远炮台兵弁327名，雇勇91名[27]；各炮台守兵仅数百名[28]。山后驻守雇勇5800名。[29] 英军为战舰10艘：威厘士厘号（炮74门）、伯兰汉号（炮74门）、麦尔威厘号（炮74门）、都鲁壹号（炮42门）、加略普号（炮26门）、萨马兰号（炮26门）、先锋号（炮26门）、鳄鱼号（炮26门）、摩底士底号（炮18门）、硫磺号（炮8门）；武装蒸汽船3艘：皇后号、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运输船只；登陆作战英军为第26团、第49团的分遣队，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炮兵、工兵及大舰上的水兵、海员，人数不详。[30]
四、乌涌之战（1841年2月27日）清驻守乌涌炮台有广东防兵700名，湖南援兵900名，共1600名。[31] 英军为战舰5艘：加略普号（炮26门）、先锋号（炮26门）、鳄鱼号（炮26门）、摩底士底号（炮18门）、硫磺号（炮8门）；武装蒸汽船2艘：复仇神号和马答加斯加号。[32]
五、广州之战（1841年5月22至27日）广州此时已到外省援军16000名，驻防八旗及驻守广州的督抚各标、广州协兵约1万余名。[33] 英军为战舰12艘：摩底士底号（炮18门）、卑拉底士号（炮18门）、鳄鱼号（炮26门）、先锋号（炮26门）、纳姆罗号（炮26门）、海阿新号（炮18门）、巡洋号（炮18门）、哥伦拜恩号（炮16门）、路易莎号（炮16门）、阿尔及林号（炮10门）、硫磺号（炮8门）、司塔林号（炮8门）；武装蒸汽船2艘：复仇神号和阿特兰特号。登陆作战英军为：左纵队360名，进攻商馆；右纵队分成四旅，共2395人，进攻广州。[34]
六、厦门之战（1841年8月26日）清军兵力约5000余名。闽浙总督颜伯焘于战前奏称，厦门防务共部署兵丁4509名，战后怡良所奏相同，只是少报一处驻兵；颜伯焘于战后又奏称收回水陆原兵5000余名，受道光帝面谕驰往密查的户部右侍郎端华奏称，陆路原调厦门3000名，水师原调厦门2680名，共收回原兵5356名。[35] 英军为战舰10艘：威厘士厘号（炮72门）、伯兰汉号（炮72门）、布郎底号（炮44门）、都鲁壹号（炮44门）、摩底士底号（炮18门）、卑拉底士号（炮18门）、巡洋号（炮16门）、哥伦拜恩号（炮16门）、阿尔及林号（炮10门）、班廷克号（炮10门）；武装蒸汽船4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运输船多只；参战之英陆军包括第18团、第26团、第49团、第55团等，共计2519名。[36]
七、第二次定海之战（1841年10月1日）清军包括定海镇额兵2600名，浙江本省调防兵2000名，安徽寿春镇兵1200名，共计5600余名。[37] 英军为战舰5艘：威厘士厘号（炮72门）、布郎底号（炮44门）、巡洋号（炮16门）、摩底士底号（炮18门）、哥伦拜恩号（炮16门）；武装蒸汽船3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登陆作战英军分为两纵队，第一纵队约1500名，第二纵队由第49团、水兵和海员组成，人数不详。[38]
八、镇海之战（1841年10月10日）清军包括镇海本营兵1000余名，浙江本省调防兵2400名，江苏徐州镇援兵1000名，收留浙江黄岩镇因定海失陷未能行动之水师百余名，收回定海战败溃兵三四百名，共约5000名。[39] 英军为战舰7艘：威厘士厘号（炮72门）、伯兰汉号（炮72门）、布郎底号（炮44门）、摩底士底号（炮18门）、巡洋号（炮16门）、班廷克号（炮10门）；武装蒸汽船4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运输船多只；登陆作战英军分成三个纵队，左纵队1061名，中央纵队465名，右纵队767名。[40]
九、浙东之战（1842年3月10至15日）清军进攻宁波兵1900名，勇400名；进攻镇海兵1400名，勇500名；进攻定海为崇明、川沙、定海各处水勇义勇，人数不详。在梅墟一带策应的为各地雇勇共3900名。奕经统兵1350名驻曹江。文蔚统兵2000驻长溪岭，该处后遭英军的反攻。[41] 当清军进攻宁波、镇海、宁海三城时，受攻击英军当为全体驻在各该处海、陆军。英海军有战舰9艘、武装蒸汽船1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多艘；英陆军约2000余名。[42] 英军向长溪岭、慈溪一带反攻时，出动兵力为1200余名。[43]
十、乍浦之战（1842年5月18日）清军包括乍浦驻防1841名，乍浦绿营及浙江本省调防兵1800余名，陕甘援兵1000名；山东雇勇1500名，乍浦本地勇700名，共计约7000名。[44] 英军为战舰7艘：皋华丽号（炮72门）、布郎底号（炮42门）、摩底士底号（炮16门）、哥伦拜恩号（炮16门）、阿尔及林号（炮10门）、司塔林号（炮6门）、伯劳弗号（炮6门）；武装蒸汽船4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运输船多只；登陆作战英军分成三个纵队，右纵队969名，中央纵队378名，左纵队863名，共计2210名。[45]
十一、吴淞、宝山之战（1842年6月16日）清军在吴淞、宝山及邻近上海一带共约七八千名；在英军重点进攻的陈化成督守的吴淞西炮台仅有兵1000余名。[46] 英军为战舰7艘：皋华丽号（炮72门）、布郎底号（炮42门）、北极星号（炮26门）、摩底士底号（炮16门）、哥伦拜恩号（炮16门）、克里欧号（炮16门）、阿尔及林号（炮10门）；武装蒸汽船6艘：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伯鲁多号（Pluto）、谭那萨林号（Tennassarim）、麦都萨号（Medusa）；登陆作战英军人数不详。[47]
十二、镇江之战（1842年7月21日）清军包括镇江驻防旗营1183名，青州旗营援兵400名。（城外又有齐慎统带之四川兵530名，广西兵200名，江西兵1000名；刘允孝统带之湖北兵1000名，共2800余名，但英军一开炮，未经接仗，便逃至四十五里外之新丰镇。） [48] 英军共分4旅，炮兵旅602名，第一旅2318名，第二旅1832名，第三旅2155名，共6997名。[49]
由全国而各战区、而各次战斗，中英双方兵力对比的差距不断在缩小。从总兵力看来，清军兵力雄厚，占有数十比一甚至百余比一的绝对优势；而到每一具体战斗时，这种优势便消失了。上述12次战斗的双方兵力对比说明，清军除广州之战、浙东之战在数量上占了相当的优势外，在大多数战斗中，双方兵力相距不远，而在第一次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和镇江之战中，反是英军占了优势。就是在虎门和吴淞，英军至少在其重点进攻的区域中是占优势的。
仔细分析在军事对抗中的中英兵力对比，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英军每战都投入其总兵力的相当部分，这使得他们人数不多的远征军，每战都保持了一定的兵力，从而避免了兵力相差太远的困境。在战争中，他们为了发动新的攻势，甚至放弃他们已经夺占的城市。二、与此相反，清军每战投入的兵力只是其总兵力的极小部分，相对其额设兵丁的数量来说，战场上的兵力少得可怜。由此而产生疑问：为什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直接参战只能是其额设兵丁的一小部分？为什么四省驻兵众多却可直接参战数量很少，因不敷运用而需要大调外省援军？为什么外省援兵参加各次战斗的部队并不为多？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清军为什么不能集中兵力，为什么在总兵力占绝对优势而在战场上不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关于军制
清军虽有80万之众，但没有一支机动性强、比较集中的部队，而是分散设防于各地。八旗绿营虽为国家军队，但除了出征作战的职能外，平日担负的各种勤务差役十分繁重。这些都是清代军制的重要特点。分析清代的军制，下列五点值得重视：
一、京师八旗和巡捕五营共10余万，但相当大部分用以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五营及一部分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为了守卫京师，这些部队难以抽调。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
二、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不过数千，除日常官府勤务外，又有守城之责。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调出不多。
三、各省督抚直接辖有督标、抚标，人数不多。这些部队虽无明确的守土之责，但所担负的各种官府勤务是很繁重的。提督为一省军事首领，所辖提标虽较督标、抚标为多，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守土之责。
四、清军的主要兵力是由镇而协而营，最后以营为基础分驻各地。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等官书，清军除在一些较大城市驻有两三营或更多一些外，各地通常只有一营或不足一营。他们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洋面，无城守之责”为理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50]
五、分驻在各地的清军，不是整营整营地驻处在一起，而是分成更小的单位散在城、汛、哨、卡，多则数百人，少则数人。最为分散者，有如湖南镇筸镇，额设兵丁4107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51]
清军布防驻守如此分散，担负勤务差役如此繁多，自有其原委。
清朝长时期是没有警察的，警察事务由军队承当。看守仓狱要地、各处值班派差、解送钱粮罪犯、维持地方治安成了清军平日的主要任务。从鸦片战争时期一些将军督抚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抵达白河口时奏称：
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况现值空重漕船，往来络绎，防范稽查，在在需人。[52]
盛京将军耆英称：
……省城西额兵五千二百余名，其各项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边外卡伦，看守围场封堆等项，每年共需兵九百余名，均应按季轮流派往。[53]
福州将军保昌等称：
省城旗绿营兵，除向例各处值班外，实存兵一千零四十名。[54]
除此之外，就是“弹压地方”，镇压遍于全国时起时落的人民反抗斗争。清军承担的这些任务，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造成的运兵困难，客观上要求它分散驻守。从另一方面来看，强兵悍卒始终是封建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分散布防更有利于维持其统治。龙汝霖奏山西清军时称：
除抚标及两镇额设兵丁外，分成四十余营，再分州县之城守汛塘，以为协守城池、监狱及查办拿盗贼、护送粮饷、递解人犯、传递营中公文之用。立法之初，原以为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防，使无照顾不及之虞。其用意至深且远。[55]
清代的军制明白地说明了清军利于分散“治民”，难以集中御外。封建统治者在制定军制时，着意于“防民防贼”，并未留有大批机动部队随时应付大规模的对外征战。清立国后历次战争，除康熙年间与俄罗斯外，皆为国内战争。此类战争的结果不是军队的集中，而是更加分散，“弹压”之军遍于全国，即所谓防患于未然。事实上，这些分散的小部队对下级官吏很有用，使他们能有一定的武力来维持其统治。英国等西方列强东来，最初引起的不是军事冲突。西“夷”的坚船利炮肆虐于中国大地，还是第一次。
清军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一、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征战，清军额设兵丁同派调出征的防兵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二、清政府调不出一支完整的部队，酌量抽调是调集兵力的唯一办法。鸦片战争中，调派的援军遍及全国，除新疆、蒙古外，各地都派出了部队。从大的方面来看，战区四省及天津、安徽等地所得援兵是从各省各将军都统属下数百上千地合成一军；从小的方面来看，一地援军也是从各标营汛卡数百数十甚至数人拼凑而成，没有整个建制单位全部调出的。
问题还在于，既然只能是抽调其中的一部分，那么，鸦片战争时期，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用这种抽调的方式，究竟能抽调出多少呢？
先看沿海数省的情况。英军在沿海各省侵扰，清政府三次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口防务：第一次是定海失守后，而英军从天津南退后下令撤防；第二次是虎门失守后，而奕山广州战败谎报军情，再次下令撤防；第三次是厦门失守后。沿海各省从本省非交战区抽调兵力加强海口防务的兵数，可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沿海各省除原在海口部署之兵外，抽调非战区的兵丁最多不过占额兵的四分之一强。上述数字可视为最大抽调兵丁之数，因为各该督抚在抽调了上述兵丁后纷纷奏称“实无一兵可调”。抽调比率最低者为山东，而山东巡抚于1842年1月28日奏称：
一切巡防盗贼，护卫商旅，以及催趱空重粮船，递解饷鞘人犯，在在均资兵力。今岁夷船未经北驶，故各口岸调防弁兵止于三千余名，在沿海尚形单薄，在腹地已涉空虚。……而冬令撤防之际，正内陆缉匪紧要之时，沿海虚设多兵，徒令坐食，而腹地处处兵单，不敷差遣。臣通盘筹计，惟有仍循旧制，就现在额兵，择近酌调，分年换防，庶可稍节糜费而均劳逸，且于海疆腹地，亦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56]
山东抽调兵仅占额设六分之一，就无法维持地方治安，只得调回一些来。沿海各省额设兵丁虽多而不敷用，原因正在于此。
再看内陆各省的情况。内陆各省因本省无战事，能够抽调的兵丁要多于沿海。鸦片战争时期，内陆各省抽调兵数合计为51200名， [57] 占各省额设兵丁比率1.25％至36.83％不等。比率高者，多为邻近战区省份，如安徽抽调援兵3500名，占额设兵丁的36.83％；湖北抽调7300名，占35.3％；江西抽调4000名，占31.83％；河南抽调4000名，占25.82％。其后为陕西抽调5700名，占22.8％；四川抽调7000名，占22％。抽调比率较低的有下列省份：广西抽调3000名，占13.26％；湖南抽调2500名，占9.16％；贵州抽调2500名，占6.18％；山西抽调1500名，占6.53％；甘肃抽调3700名，占5.34％；云南抽调500名，占1.25％。这些省份抽调比率低，原因既不在路途遥远，湖南、广西距广东，毕竟比四川、湖北近得多；也不在于该省兵丁不够骁勇，乌涌之战，湘兵最能战，陕、甘兵丁则以技勇闻名。这是因为清政府在这些省份大量驻兵，目的在于监视当时清帝国内部的苗、蒙、回等少数民族。此外，吉林、黑龙江、察哈尔也各抽兵2000名。当然，不能认为内陆各省抽兵五万余名，是清政府所能达到的最高数字。这个数字虽还能增加一些，但要数倍地增加则是难以办到的。裕谦曾于1841年9月20日奏称：“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58] 由此而论，安徽、江西等省最大抽调比率不过三分之一强。若内陆各省皆达到这个比率，也不过再加抽调七万余名。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山西、甘肃因少数民族问题，抽调比率还要打一折扣。京畿清军难动，东三省、各地驻防还可抽出一些。若如此，清政府不过能再抽调八万余名。
必须说明，上述调兵最大限额是以封建统治秩序不受损害为先决条件的。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因地方吏治腐败，无统治秩序可言，抽兵比率要大得多。衰败没落的统治集团不会也不可能以全部力量来对抗打着通商、赔款、割地旗号的侵略者，因为这些侵略要求并不会立即冲垮专制统治。而他们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以武力来建立和维持统治秩序。因此，他们宁可与外来侵略者妥协，也不愿发生国内危机。
清军落后的军制使清军束缚于各地，难以调动集中。从清军的军制来考察，就不难理解，数量庞大的军队，调兵并非易事。
（二）关于装备
除了必须握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和明确的战略思想指导外，集中兵力还要求：一、预定战场；二、快速运兵。预定战场是为了决定集中兵力的方向、地点。快速运兵即调兵速度是集中兵力的重要保证。这两点都与装备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当时的中外记载来看，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的装备与清开国初年差不多，与英国侵略军比较，差距甚远，水师尤甚。1840年8月13日，祁寯藻、黄爵滋、邓廷桢等奏称：
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于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59]
这样的舰船无法与“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相抗衡。除颜伯焘外，几乎所有清军将领都认为，若在海上交锋，是以英军之长击己之短，绝无胜利希望。因此，他们制定的战略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收缩水师，加强沿海炮台，在陆路与英军交战。
这种被迫采用的以守待攻的战略使清军丧失了主动权，无法预定战场。英军倚仗着坚船利炮，在海上任意往来，他们决定了战争的时间、方向、规模。他们愿意在什么时候打，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打；愿意在哪儿打，就可以在哪儿打。兵力集中十分容易。清军因无得力舰船，无法在海上主动交战，只得处处设防。英舰船一出动，千里海防线，几十个重要海口都必须加强防守。这样，经过努力而从各地抽调来的增援部队不可能集中抗敌，而只能分散到各个海口去。裕谦的话，正说明这一点：
浙省防兵，统计虽有一万五千余名，系连各该处额设官兵之请给盐菜者一并计算。实在镇海、定海二处，除去本营额设官兵外，各止调派外营外省兵三千余名。乍浦地方，除驻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调防兵八百余名。其余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至数百名不等，本形单薄。现在逆夷四出纷扰，处处吃重，据各该地方官纷纷禀请添兵策应，固属实在情形。但奴才通盘筹画，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且该逆游魂海上，朝东暮西，飘忽不定，设我闻警调派，水陆奔驰，尚未行抵该处，而该逆又顾而之他，徒然疲于奔命，适堕其术。[60]
处处吃紧、处处把守、处处兵单。浙江重要之地有三处，定海、镇海、乍浦；海口有十余处。万余援兵分散派防，各处仍不足恃。这就是说，清军每战都保持与英军相等的兵力，就得将几十倍于英军的兵力分散布置在沿海数省几十个重要海口上，而绝不能将这些兵力集中调往一地与英军决战。装备落后导致清军无法预定战场，难以集中兵力。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作战手段，同时也是运输手段。它能快速地开赴一地，并把陆军也运往该地。这使得英军的机动性强，兵力集中速度快，在战争中兵力重复使用次数多。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的一些海军舰船和陆军团队几乎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所有战役。一艘军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加两次战斗等于两名。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调动很大程度上靠步行。由于道路狭窄和船只车马数量有限，一两千军队都不能集团行动，而要分成数起，每起二三百人，隔日行走。装备如此之差，依靠两条腿跨越数省甚至半个中国，速度之慢不难想象。笔者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林则徐日记》等书，统计了20起援兵速度，仅举几例：
一、1841年1月6日道光帝命湖南、贵州各调兵1000名，四川2000名往广州。湖南兵51天后到达，贵州兵47天后到达，四川兵79天后到达。
二、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下令四川调兵2000名往浙江，96天后，到达头起380名，以后各起陆续到达，110天后，末起300名尚未到达。
三、1841年11月16日道光帝下令陕西、甘肃各调兵1000名往浙江。74天后，到达头起380名，89天后，末起250名尚未到达。
以上仅是一些例子，从笔者所作的统计中，可以推算清军大概的调兵速度：邻省约三四十天，隔一二省约50余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则在90天以上。上述时间仅为道光帝下令至该兵到达为止，如果从各该将军、督抚由于战局吃紧而请求救援起算，时间就更长了。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国本土的有利条件。当时英国海军的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开往香港，只需60天左右；从印度开来只需三四十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开来也只有四五个月。蒸汽机的使用，汽船的出现，又大大加快了英军进军的速度。璞鼎查从英国到孟买只用了32天，而从孟买到香港只航行了25天。由此推算，假如英侵略军在舟山派汽船到印度去调集援军和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从四川调兵到广东或从陕甘调兵到江浙。方便快速的舰船使英军漫长的补给线缩短了；而装备落后则延长了清军援兵的路程。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清军的调兵速度，跟不上英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英军第一次从广东水域出发，攻陷定海，兵临白河，只花了35天；第二次从香港出发，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数城，只费了53天。而清军呢？举广东战局为例，早在沙角、大角之战前，道光帝就命调兵4000名，得知沙角、大角失守后又调兵8000名，到50天后虎门之战时，援兵仅到2000名，1841年3月英军兵临广州城下，援兵开到只3000名。这样的调兵速度又谈何集中兵力、抓住战机呢？再如浙江战局，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浙江吃紧的消息后，便陆续调兵浙江，而到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沦陷时，援兵仅到裕谦所调江宁旗兵800名，其余什么时候到达渺无音讯。杭州将军奇明保、浙江巡抚刘韵珂焦虑万分地奏道：“惟浙省此时，无一兵可调，……历次奏调之寿春、江西、湖北等处官兵，均尚未到”，表示对战局的胜利毫无信心。道光帝阅此朱批：
览至此，汝五中如焚，朕已洞悉。虽业有命将调兵之旨，以辰下而言，总在两月内外方能抵浙。思及此，朕焦急何堪！汝其殚厥心力，设法保守省城，定能仰邀天佑，转危为安，以待大兵之至也。[61]
君臣一筹莫展，只得坐待援军。
还须注意的是，在战争后期，战区邻近省份的军队已抽调得差不多了，如果清政府还要再抽调兵力，则须从遥远的西北和西南调，时间要在70天以上。江宁将军德珠布、参赞大臣特依顺都曾要求调拨西安、宁夏满营救援，皆被道光帝以“道路遥远，缓不济急”而拒绝了。奕经在浙江惨败、江苏危急时承认：
逆船乘风扬帆，虽数百里瞬息可到。我兵调拨接引，陆路则狭窄难行，水路则河狭船小，行走亦复迟滞。彼处之救兵未来，而此处之守兵已溃，其势有必然者。
他也提不出别的办法，还是要求道光帝从陕甘再调“劲兵二三千”，道光帝批道：“正所谓缓不济急，梦呓之谈耳。” [62]
（三）关于财政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困难，限制了战争的规模，也影响清军兵力的集中。
嘉庆年间，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前后凡十二年，耗去军费约两亿两。[63]从此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道光年间，财政收入常不足额。1839年7月16日，道光帝在上谕中称：“据户部查明，积年渐久，延欠频仍，综计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准其分别展缓外，其余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之多。”[64] 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约占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三。1840年的户部银库存银，从雍正、乾隆年间的六七千万两下降到10349975两，次年又减少44％，为6796037两。[65]
财用匮乏对调兵行动影响极大。清军的调动，用费浩繁，这些费用，主要有三项。一、整装银（出征营伍整顿行装费），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规定：调派京营满洲出征，官弁整装银按俸一年或两年，兵丁整装银40两；东三省满营，官弁银80至350两不等，兵丁银30两；各省驻防满洲、蒙古，官弁按俸一年，兵丁银10至20两；各省绿营，官弁按俸一年，兵丁银6至10两。二、盐菜口粮（盐菜银为出征官兵的菜金），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官弁按品级大小，每员每日支盐菜银1.5两至12两不等，兵丁则满洲每月银2.5两，蒙古银1.5两，绿营银1.3两；口粮则不论官兵，每人每日支口粮米八合三勺。官又可按品级大小，每员随带跟役2至60名不等，兵丁为满洲、蒙古每两名合给跟役1名，绿营每10人合给3名。跟役每名每月支给盐菜银5钱（绿营军官之跟役不支），口粮米与官兵同。三、车船行粮路费等银。[66] 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仅广东一省，从1841年2月14日到1843年3月16日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花去战费银3902879两。此后留外省官兵4840名，调本省官兵2670名，再雇勇26000名，每月需银139200两。[67] 整个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共花战费约2000余万两。[68]
部库支绌，军费浩繁。鸦片战争已与康、乾年间的征战不同。征调之际，统治者不得不认真考虑用费。财政困难是导致道光帝忽战忽和的重要因素。因此，统治者总是尽可能地少抽调一些兵丁，尽可能地晚一些抽调。缓慢的调兵速度并未使清政府提前准备，在战前两三个月将援兵调赴海口，使援兵能不误战机；一旦战局有所和缓，道光帝就下令撤防。1840年9月29日道光帝获悉白河口的英舰队已退过山东洋面，便不顾英军仍霸占定海，且大批集结于广东海面，下令沿海各省撤防。在道光帝的命令下，苏、浙、粤等沿海省份纷纷撤军，林则徐也被迫将驻守虎门的兵勇裁撤2000名。三个月后，广东局势日趋危急，道光帝只得再下令加强海口防务。1841年7月21日，道光帝在接到奕山所谓“洋务大定”的假报告后，第二次下令沿海各省撤防。山东、直隶、奉天等省遵令裁撤防兵。而裕谦接到两广总督祁贡的咨文，得知英军“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齐集，即赴浙江”，向道光帝要求江苏、浙江两省调防兵缓撤，结果遭到驳斥，道光帝批道：“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69] 1842年9月道光帝得知和议已成，便命北方撤兵，次月，沿海七省形成撤兵的高潮，所有外省及本省调防兵在此时都奉命撤回营伍。而在此同时，英军只是退出长江，逐步南下香港，军事威胁并未解除。从道光帝和各将军督抚的言论来看，这三次撤兵的目的只是一个——“以节糜费”。
四、结论
从兵力总数来看，清军比英国远征军多几十倍，在战争初期，甚至多达百倍，但它驻防分散，机动作战能力差，兵力集中十分困难。鸦片战争时期清军调兵总数仅占其总兵力的八分之一左右（包括沿海、内陆各省抽调支援海口的兵力），已经使清政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清军的军制、装备和清王朝的财政困难，又使清政府难于再及时抽调大批军队应战。从地理上的距离来看，英军远离后方，自然给兵员补充造成种种困难，但清军因装备落后和交通条件恶劣，使它面临的困难甚于英军。这样，在总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到实际作战时，就难以保持其在兵力上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
清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它对付揭竿而起、组织涣散、缺乏作战经验的人民反抗斗争颇有经验，而与西方近代化的军队较量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兵力上从优势到失去优势，英军兵力虽少而在作战时并不处于劣势，正展示了中土与泰西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在探索清军如何丧失兵力上的优势时，又可以看出政治制度与经济因素是其最终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