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失控，是个体对利益选择的必然结果

罗马历史学家认为，奢侈品的扩散，引起了罗马的衰亡。这感觉像一个经济领域的消费问题，引起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变局。

实际上，通过赫希曼对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深入研究，引起确实发现了这种变局的某种逻辑自洽性。

同时，这种对政治的微视角的侵入，其实也与经济决定政治的通用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只是，这个视角，却是普通人都可以真切明白，并对自身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能够提供清晰样本的。

可以说，世界上的所有的理论、概念、定义等等，不过都是在为身在局中的人们，提供一点看清生存环境的一种尝试性路径。因此，那些冠以学术之名却无丝毫现实意义的论著，实在是沽名钓誉。

关于奢侈品引起罗马衰亡的论断，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秩序为何走向失控的统治命题。

01

个体利益选择，最底层因素就是产品分化。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经济问题。但是，在帝国时代，这种产品的分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是通过对某些产品实行特殊规制，比如某些产品只有某些特殊群体能使用，而未被允许的群体使用，就可能面临各种不同的惩罚机制。

因此，在帝国时代，产品使用群体的分化，实际上是群体等级的分化。

当越来越多的未被允许的个体，希望获得这种使用，并以使用这种产品作为某种有别于自身所处等级群体的区别，而使用不同时段，迎合那些特殊群体的时候，并不是特殊群体放开了“进入”的门禁，而是与这些希望获得的个体形成了一种交互机制。很多时候，潜规则、腐败就这么产生了。

当获得这种“允许”的个体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产生两个结果：

第一、那些分化的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原初时的那种制度意味了。也就是，它通过“贩卖”，自行解构了自己的权威属性。

第二、没有条件“进入”的个体，就会陷入到一种蔑视和不满的情绪之中。

蔑视的是，原来这种高高在上的产品，本质也不过是一件商品。不满的是，为什么有人可以购买，而我不行？这种消费差距，实际上是最容易被发现社会分配差距问题的。

在不同群体中，对某种产品的购买能力分化越大，那么，分配差距就越大。

同时，当大部分人的购买能力，都被集中到某个产品时，那么，个体对整体的私人生活的满意度一定是很低的。

为了实现对某种产品的支付，而牺牲掉其它许多能给私人生活带来满意度的支付，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产品已经成为了罗马时代的奢侈品。它对于处于分配优势地位的个体而言，不过是一件商品，而对于处于分配劣势地位的个体而言，却成为了不堪重负的奢侈品。

这种产品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化，是最容易激起普通群体对私人生活的不满的，而这种不满，就一定会让越来越多的个体，在一定时候，放弃个体利益而走向公共行为。

02

参与公共行为的成本，往往是大于个体在公共行为中的收益的。

因此，要个体走向集体行动，这是一件很难，也很复杂的事。因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

第一、个体对私人生活完全失望，因此，已经不在乎走向集体行动到底有没有收益。也就是个体已经进入不计成本的阶段。

第二、走向集体行动的动力之一，一定是有一个基本的改变原本秩序的目标。只有有一个改变的动力，集体行动才可能真正进入到一种基本的一致性中。并且，这种一致性在作为行动逻辑的时候，个体的行动不会被视为是一种可能掺有私人目的的行动。

至少，从历史长河看，仅达到这两个条件就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起到作用的因素，就是个体对利益的选择倾向。

当个体对私人生活的满意度超过走向集体行动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身份价值等的成本时，那么，个体一定会选择私人生活的利益，而坚决不会动公共生活有过多的关注。

这种选择的底层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社会的分配运行中，大多数个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皆顾。

反之，当产品的制度性分化越大，或者说购买力分化越大，那么，个体的私人生活满意度就面临着巨大的破坏，他们不断的失望，就会转向对公共生活的关注，以期获得失望的解释，以及可能的集体行动以改变失望的状态。

03

或者，从赫希曼的公共行动理论来看孔子的大同世界，所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也不过是描述了一种个体私人生活的高满意度，是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幼有所依，是安静平和地过着有常的岁月。

任何时代，群体的分化，都是从产品分化开始的，因为，产品是最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

所谓的奢侈品引起了罗马的衰亡，第一是群体分化的显现，第二是本来用以促进分配的资源，却可能进入了用以取悦高阶群体的奢侈之用，因此，这是加剧了分化，并形成了资源的浪费。

这一点赫希曼的《转变参与》给出了比较好的解释，但是，译本的水平太差，就不推荐了。我也是原本与译本参照着看，阅读障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