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老师 作者：周碧华 前言： 师恩难忘。我们这代人，父母大都没有文化，有的甚至是文盲，影响我们人生的是老师。我的初中和小学老师都是本村的民办老师，高中老师虽然领着工资，学历也不太高。无论这些老师的水平如何，他们都是有恩于我的人。我是个严重偏科的学生，今天记叙的大都是教语文和有特殊印象的老师。迟至今天才写老师，实为遗憾，因为大多数老师已不在人世。今天谨以此文，向天下所有教育工作者致以敬意！ 小学阶段 启蒙老师周德林 我6岁半发蒙，是属于春天入学的那届学生。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叫周德林，他也教算术。那时应该不到30岁，但像个慈祥的妈妈。他始终带着笑意，即使严肃，那也是装出来的，因为眼睛依然在笑。我很庆幸他带了我们5年，现在回首人生，我觉得一个慈祥的老师对学生良好性格的养成是极有益的。 村小就是一长排茅草房，一届一个班一间教室，而我们春季入学的这届小学生还没有教室，是在附近生产队的牛棚里开班的，尽管打扫干净了，空气中依然有牛粪味。 牛棚里当然没有厕所，附近住着一户老人，我们班就在他家的厕所里大小便。那时乡下的厕所极简陋，一口缸上放两块木板，可是有块木板很短，常有女生滑到粪缸里，哇哇大哭。听到哭声，周老师就跑出去抱起女生到水沟里清洗，早春尚寒，周老师燃一堆稻草火，帮女生烘鞋和裤子。 犹记得他教“十”这个字时，许多同学习惯用方言念“泡”，他不厌其烦地帮大家纠正，即使有些同学改不过来，他也不发火，有时还被同学们绕进去也念“泡”，然后自己也就笑了。 周老师看上去胖胖的，患有一种什么“老鼠打洞”的病，大人们也不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反正他常因这种病状态不佳，这时，他就要我带领同学们诵读课文，我后来只要站在讲台上就神采飞扬，是不是与这时候的历练有一定关系呢？ 体育老师熊×辉 原谅我没有记全熊老师的名字，因为只教我一学期。 说来可怜，我们村小的体育课纯是摆设，因为没有体育老师也没有体育器材，体育课基本上是搞劳动或自由玩耍，印象中只一二年级时有过队列训练，然后是扔“手榴弹”、挖防空洞。 但我还是幸运地遇上了较正规的体育课。 那时小学五年制，我说过我们那届因为人多是春季入学，为了与下届秋季入学的同学同步，不得不读一个“延长五年级”，即比历届多读一学期，那教材也是临时印刷的，可惜没保留下来，不然是文物了。 本村两个班还是人多了，怎么办？公社做出重大决策，我所在村（那时称大队）紧邻黄市嘴村的两个生产队的本届学生，分流到黄市嘴学校就读。 我就是属于紧邻黄市嘴村的生产队的学生，可是我的父母当年学孟母三迁，将家搬到村小边，仅隔着操场，是学校边唯一一户人家。我可以因为这个理由不转学，但我向往黄市嘴学校，那所学校有初中，相当于现在的中心学校，还有吃国家粮的学生（黄市嘴集镇）。 所以我宁愿多走5里路也要转学。到该校的第一天，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见一色的砖瓦房，还有好几个运动场，我第一次看到了篮球架和排球网、跳远的沙坑等体育设施。 就这样相遇了体育老师熊老师。 熊老师一脸的麻子，精瘦，威严，在校内名气很大，而且富有传奇色彩。据说他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侦察兵，一次被米军抓住后，他装疯卖傻，敌人就叫他吃粪便，他真的吃了，于是放了他。 熊老师上课俨然把我们当成了兵，他教我们体育，谁若站姿不挺直，他就用脚踢。即使他总把“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中的“蝇”读成“绳”，“未”读成“末”，我们也是不能笑的。 表演老师徐师傅 他不是学校老师，却必须写一下，因为他永远也只有我这么写他一下——他是个具有多项才艺的贫苦农民。 村里人都叫他“齐师傅”，后来才明白他实际姓徐，只因我们公社存在湘方言和西南官话两种方言，他就是操湘方言的，我们那里管湘方言为“南乡话”，所以“徐”的发音听上去似“齐”。 徐师傅长相实在不敢恭维，眼似蛇眼，牙外突且黄，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在村里老人们看来就是一个“邪神”。但他不知怎么吹拉弹唱加表演，样样行，这在当时就算奇才了。 他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但只要听得哪里有锣鼓声响起，他必扔了农具就跑。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徐师傅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我们学校竟然要排一台湘剧《园丁之歌》。 徐师傅当了总导演兼乐队总指挥，那两个月他不用下田干活，还由大队给他记双倍工分，他走路都是跳跃着走的，到学校就换上他唯一没有补丁的衣服。 两个月内，他要教会几个同学敲大锣、小锣、钹，吹笛子，难度可想而知，二胡由他亲自拉。 我扮演男主角“小淘气”，每一个动作都由徐师傅手把手教，他还刀砍斧削为我制作了一个道具“小火车头”，那车轮是他找村里女人们搜集来的线团轴。 他为我们村及学校挣了大面子，两个月后，校长“率团”慰问修筑大堤的全公社民工，寒冷的冬夜，舞台搭在田里，数千民工坐在堤坡上，黑压压一片。表演前，我第一次看到徐师傅紧张的神情。但我们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次日，公社冬修指挥部特地奖励我们吃肉，我分得了一块一寸见方的猪肉，一口咬下去油就流到嘴边了，我连忙用舌头将油舔回去。 返回村里时，10几里路，徐师傅身上挂着所有的乐器，我们这些孩子光手光脚地走，不见徐师傅喊累，他一路哼着小调。 中学阶段 语文老师何家伏 在黄市嘴学校读完延长五年级后，咱们村也开办初中了，于是回村读初中，初中语文老师叫何家伏，也是班主任。 何老师个子挺高，脸色总泛红，烟瘾大，嘴皮都变了色。据说生了四五个孩子，家庭负担重，把课上完就回家干农活去了。 老师们中，他是文章写得最好的人，打油诗脱口而出，有次一个叫姜天清的同学上课不听讲，他就手敲着讲台：姜天清啦姜天清，上课就分神，窗外飞过麻雀，公母都分得清！ 同学们就哈哈大笑。 这样的老师，上课就当然生动，而且，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投稿”这个词，他对我们说，邻村的曹东岳老师发表过10万字。10万字！把我们这些没有见识的乡下孩子吓了一跳。 于是，我知道了投稿不用花钱，就是将信封右上角剪去一角，我马上试了一次，将写小秋收的作文投了出去，信封上写着“湖南工农兵文艺收”，当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无论怎样，说明老师的一句话是可以深深影响学生的。而且我后来喜欢上写作，肯定与何老师有关系。 有一次写作文，何老师并未在课堂上讲授，而是将班上同学分为两个排，先让一个排的同学潜入河滩上的树林里，再让另一个排的同学前去捕捉。他要求我们仔细观察，留意细节，然后写一篇作文。同学们感到格外的新奇甚至兴奋，那个下午在树林里“交战”十分激烈。 事后，我写了篇作文名为《树林战》，何老师大加赞赏，当范文念了。这样的教学改革意识，在那时已是相当前卫了。 我考上大学后，曾邀几个初中同学去他家看他，他正在田里干活，听说学生来了，格外激动，见了我们后又马上跑开了，不久就从池塘里捉了一条几斤重的鱼来：“家里再寒酸，也不能亏待学生啦！”我们美滋滋地吃着鱼，他却不让自己的孩子上桌，如今想起都有些心酸。
大约七八年前，何家伏老师（左二）周德林老师（右二）与作者相聚于常德城 语文老师张湘来 自我们那届起，上高中需考试了，以往靠推荐，公社中学设在三仙嘴，离家七华里，那时上学只能步行，风雨无阻。 教我语文的老师是张湘来先生，书香门第出身，春秋冬季喜欢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帽子也是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帽，洗得多了，帽沿是软的，一条白色围巾更透出他的书卷气。 如果说我第一次知道投稿是初中语文老师何家伏教的，那么知道“笔名”这回事儿则是从张老师始。学校有次出宣传墙报，能吟诗作赋的老师都有作品，署的真名，唯有一首七律的作者署名“长弓”，这对于我们乡下学生来说绝对是件新鲜事儿，大家纷纷猜测“长老师”是谁，学校没有姓长的呀。最后还是张湘来老师自己揭开谜底，那是他的笔名，将“张”字拆开了，同学们一下来了兴趣，都给自己取笔名，我从李白诗句中选了两个字取笔名“轻舟” 。 后来才知道，张老师的父亲曾在反右中遭批判，张老师也便变得谨慎起来，基本上没听他谈论过时事，在校园里行走也是轻手轻脚的。他很少呵斥学生，每遇调皮捣蛋的学生干扰上课，他就停下来，紧抿着嘴，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学生，直盯得教室里安静下来了，他才继续讲课。 “你们是愿意穿皮鞋还是愿意穿草鞋？”这是张老师常对我们说的励志语，我们当然愿意穿皮鞋，那时都没见过皮鞋哩。可是绝大多数同学都知道自己是考不起的，甚至希望早点毕业回家务农，那时务农并非不光彩的事，不像现在。 这样，张老师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几个成绩稍好的同学身上，将他们编排在前几排座位，有时他都懒得对坐在后面的调皮学生生气了，只面对几个成绩好的同学讲课。 我无疑是张老师寄予厚望的老师，他曾到我家家访，给我父母亲树立信心，说我的背影都透着秀才气，“这伢儿不能让他落在农村里”，他对我父母反复叮嘱。记得放春插假了，我正准备收拾课本回家去插田，张老师却将五六个同学留下来说，“你们照常上课”。这让我大吃一惊，我对张老师说：“不行啦老师，生产队会扣我们家工分的。” 张老师安慰道：“学校会给你们每个人的大队书记打电话的，这不是以前了。”于是我们几个惴惴不安地仍照常上课，当时谓之“开小灶”，没有补课费之类。 张老师的偏爱，让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21岁时创作选入全国中师语文课本的文章《一杆教鞭》时，文中的“张老师”便是以他为原型的。 音乐老师胡鄂平 直到上高中，我都不会读音乐符号“1234”（多来米发），因为在村里读小学和初中，没有真正的音乐课。考上高中，遇到胡鄂平老师，才算真正与音乐课相遇了。 胡老师是县城里的人，那时似乎还没有谈对象，小巧玲珑，皮肤白晳，走路如旧时小姐莲步轻摇，声音轻柔。 全校两个年级的音乐课都是她教的，她还教过一阵子化学课。教音乐课时，大家当然聚精会神，可是她上化学课时，教室里就不一定安静了，有的看小说，有的吵闹。每当有人吵闹时，胡老师望着空中，翻一下白眼，小嘴儿一噘：“又是哪个在放氨气？”最初不知是啥意思，后来明白了，同学们就哈哈大笑。 她这一招比男老师拍桌子管用，同学间互相取笑都是“你别放氨气好不”。她也没收过一些同学的小说，但她明明看见我也在偷看小说，不知为什么从不没收我的，也许在她心中我将来就不是个读理科的料吧。 学校有学农基地，离学校有六七里路，我们那时经常去基地干活。有一次去学农基地挑土，我们刚抵达，我正要挑第一担土，这时学校里的一个干事骑自行车来了，他对着几百人大喊道：“文艺宣传队的马上回学校排练！”在其他同学羡慕加嫉妒的目光中，我们几个马上扔了扁担和铁锹，朝学校飞奔，当时真有一种被解放的快感。 回到学校，我们去找胡老师，只见胡老师端着茶杯，轻吹着热气，淡淡地说：“今天不排练，我是担心你们太累，受不了。”原来她编了个理由骗了校长，让我们免除了一次重体力活，我们当时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放寒假前的文艺汇演，胡老师亲自为我们化妆，10几个人，这可是件累人的事儿。我那时个子与胡老师相近，她为我描眉、敷粉，她吐气如兰，让我这个15岁的少年感到莫名的心慌。 胡老师教我一年，后来再无缘相会了，据说后来她定居长沙了。我很想告诉她，我上大学后在中文系演话剧，我能帮几个人化妆，这应该就是她教的成果。
后排站立者左一为张湘来老师，右一为胡鄂平老师。右三为作者 语文老师李元成 叔祖父在津市五交化公司当经理，他见农村中学条件差，就把我弄到了津市二中。津市当时有“小南京”之称，是我见到的第一座城市。 语文老师李元成兼班主任，应该只有四十出头，但不修边幅，显老，头发乱糟糟的，嘴上留一撮小胡子。他很少笑，我在二中读一年书，班上不曾响起过歌声。 有一天，只见他径直从教室门口走向讲台，然后突然前倾大声问大家：朋友，你到过天山吗？ 这太突然了，按程序应是“上课、起立、坐下”，同学们楞了片刻，突然爆发出震天大笑，而李老师依然不笑。 见李老师不笑，大部分同学都止住了笑，可唯独我身后有个俗称“笑猪儿”的同学，仍吃吃地笑，他笑，周围几个也就忍不住，尽量压抑着笑声，肩一耸一耸的，全班同学都朝我们几个望着。 李老师突然在黑板上板书了一个字：獭。然后叫我们这几个仍在笑的同学站起来读，他们三个人都念“赖”，李老师没让他们坐下，最后叫我，我明白他们肯定读错了，便老实地摇摇头表示不认识。李老师这时用鄙夷的目光射向我们几个：“还以为你们几个蛮牛哩，就这水平沙！”我们站了半节课，这也是我读书生涯中唯一一次罚站。 原来李老师这节课要给我们上碧野先生的《天山景物记》，他想让教学方式灵活点，而我们毫无心理准备。 李老师对男生与女生的关系监督甚严，似乎男女生关系走近了，就会直接影响高考。有一次，有个男生扭头问后面的女生一个题目，李老师发现了，将粉笔头朝他砸去：“你怎么不问旁边的男同学呀，非得问女同学？！” 期中考语文时，我很快将第一张试卷做完了，不料，一阵风将我的第二张试卷吹到另一组的女生座位下，隔着走廊，我不敢去拿，就那么傻坐了半小时。那个女生叫洪军，其实她发现了我的试卷吹到了她座位底下，她也不敢拿，我现在永远记得她，是因为她终于鼓足勇气帮助我，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胀得更红，她一边假装着在做试卷，一边用脚轻轻地扒拉那张试卷，终于将试卷从她座位下扒拉到了走廊上，我趁李老师转身的刹那，飞快地拾起试卷。若干年后我去津市采访，想请这位女同学吃饭，不料她早已病故。
右为善良的洪军同学，图片由李智同学（左）提供。那时的女生为迎战高考，都剪成短发。 我是乡下来的，多少有些自卑，在那种环境下几乎没有与人交流，包括老师。有一天，李老师却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冷冷地问：“最近怎么样？” 我不知如何回答，绝对一脸懵逼地瞧了瞧他，然后低下头。 他接着说，“你拿镜子瞧瞧！”他指了指墙上挂的一面镜子。我那时还没有照镜子的意识，每天都是用手指草草地拢头发。我就真的面对镜子瞧了瞧，然后又对李老师摇了摇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李老师一脸寒霜，突然走到我面前揉着我的头发说：“你还烫发，心思歪了呀！” 我恍然大悟，原来李老师误会我了，我的头发蓄长后，就自然卷曲了。从李老师办公室出来后，我越想越气，就到理发室剃了个小平头。 那年湖南高考首次实行预考，先刷掉一半考生，我幸运地在预考中获得津市地区文科第二名，但必须回原籍安乡县去参加高考。我离开津市时，意想不到的是李老师竟然送我去船码头，我在前走，他跟在后面，师生一路无话。 就在我踏上船板那一刻，李老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信，像个小孩害羞似地对我说：“嘻嘻，这是你的信，一个女孩写的。” 我木然地接过信件，上了船许久才端详那些信件，它们全部被撕开了，我只觉得受到了一种侮辱，也不想弄清楚究竟是谁写的，便将那一叠信扔到澧水河里了，难怪李老师见我头发卷曲是“心思歪了”。 高考后我隔几天就往公社邮政所跑，看有通知书没有。有一次正低头匆匆而行，猛然感觉前面站了一个人，抬起头来，是原公社中学低我一届的一个女生，全校公认的美女才女，只见她用哀怨的目光盯着我，说：“我给你写了六封信，为什么不回我？”我大吃一惊，心突突地狂跳，原来李老师拦截的是她的信！我没有回答，心虚地离开了。人生中有可能发生的第一段情事，就这样被李老师掐灭了，不知是该感谢他呢，还是该埋怨他？ 大学阶段 现代汉语教授吴启主 1980年，我幸运地以超过重点本科线13分的成绩被湖南师院中文系（今湖南师大）录取，当年安昌公社就考取我一个本科生。 在大学上的第一门课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中文系的主课之一，给我们授课的是吴启主教授，他个子不高，显胖，头发稀疏，语速不快。如今百度他的成果，《现代汉语“构件”语法》、《句型和句型选择》、《连动句兼语句》、《现代汉语教程》、《实用汉语篇章学》等，够得上称国内知名语言学家了。 吴教授给我们讲授语音时，谈到“约定俗成”现象，他在黑板上板书了一个“汛”字，问“班上有安乡籍同学没有？”咱们是两个班合在一起上课，那届考中文系的安乡籍学生只有两个，都在这两个班。咱班长反应快，手朝我一指：“周碧华是安乡的！” 于是，我不得不站了起来。 吴教授和蔼地看着我：“请你读一读这个字。” 我当然能读出这个字，可吴教授笑了笑说：“不，你用安乡老乡们的读法读。” 我的脸就红了，我知道咱安乡人民一直将这个字读成Fan，“防汛”读成“防汎”，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这样读的。 我就按吴教授的要求轻轻地读出Fan音，同学们哈哈地笑了。 吴教授做了一个让我坐下的手势，对全体同学说：“同学们不要笑，在安乡，你若将防讯说成防xun，反而会被人耻笑，这就是约定俗成。” 吴教授因为这事儿将我记得牢牢的，记得毕业10几年后，我出差长沙，在街头的人流中，他竟然主动叫我，揽着我的肩走了一段路，问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让我好生感动。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学术精神。 1984年7月初的一天，毕业了的我们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而且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经离校了，这时，满头大汗的吴启主教授找到我们班的吕建国同学，叫他马上通知还在学校的同学，到中文系阶梯教室301去补课，我们尚未离校的同学一头雾水，但还是去了，本届200多人到了三四十人。 原来，吴启主教授刚刚参加全国重要学术会议回来，他是重大课题的参与者，他要将还没有公开的重大成果教给我们，而他本来只教一年级的现代汉语课。“你们毕业了，这最新的成果不知何年才会接触到，所以我不能让你们带着遗憾离开母校！” 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吴启主教授讲完后，抹了下汗水，仿佛完成了一项光荣使命，而我们全体同学自发地站起，眼含感激的泪水，为吴教授长时间鼓掌。 吴教授给我们补的课正是现代汉语语法第五次修正草案，在后来的工作中，这堂课真的让我受益了。 1993年上半年，我在常德日报社任副刊编辑，连续几个月我扣的差错钱最多，这让我感到不解，于是去总编室找编务，编务搬出记录，原来副刊作品中常用“像……一样”，此前一直使用“象……一样”，而我将所有“象……一样”改成了“像……一样”，终审及总编室的领导就认定我写了错别字。 我大呼冤枉！我说现代汉语语法第五次修正版早公布了，是你们一直在错！就这样，自那以后，常德日报上的“象……一样”就成了“像……一样”，这与其说是我纠正的，不如说是吴教授纠正的！ 美学教授杨安仑 在接触美学之前，我和当时大部分的国人是从不知道有这门学科存在的，那个时候只要吃饱饭就不错了，谁还有心思去思考美呢？ 所以这门课很吸引我，授课的是杨安仑教授，而教材就是他自己的著作《美学初论》，这更让我们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 杨教授不苟言笑，嗜烟如命，这似乎与他授的课形成强烈反差。每次上课，先点上一支烟，抽上几口，返身板书后，就将那只抽几口的烟摁灭在烟缸里，然后又点上一支，如此反复，一节课下来就要抽掉一包烟，不，是浪费掉一包烟，因为每支烟只抽了三分之一。 坐在前排的女生受不了，每次上他的课都找中后排的位置，将讲台前的座位留给抽烟的男生。杨教授咳个不停，当时我就隐隐担忧他的生命健康，奇怪的是，他活了79岁，仙逝于大洋彼岸。 曾有胆子大的同学与杨教授探讨，您上课时抽烟是否美呢？杨教授并不生气，淡淡地说：“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审美结果，如果是一个抽烟的男生，他甚至会迷恋我抽烟的姿势。” 但我当时的思考是，杨教授这是狡辩，但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杨教授的课实际上是美学的基础理论课，大部分时间在讲授“什么是美”，这与大二时另外的老师讲授《西方美学史》不同，《西方美学史》重在鉴赏，生动些。所以杨教授的课多少显得有些乏味，但这又是美学绕不开的内容。 从杨教授的口中，我们还了解到了美学前辈陈望道、蔡仪先生，我那时省吃俭用，将两位先生的著作都买下来了，据说杨教授还是蔡仪先生的女婿。 杨教授的课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开始思考人的价值及人所 创造的一切的价值，“美即生活”的概念影响我至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