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寻衅滋事罪，最高法迈出了关键一步

过去几年，有关寻衅滋事罪的讨论不时成为热点，既有人大代表呼吁废除该罪，也有网红法学老师（比如罗翔老师）一再提出该罪沦为“口袋罪”的风险。8月16日，《人民法院报》在第四版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时代农村刑事犯罪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暨“寻衅滋事行为的刑事规制”课题在浙江、福建的调研报告》，署名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该调研报告因涉及寻衅滋事罪，很快引发关注。

文章开篇呈明了这份调研报告的缘起——2023年5至6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滕伟先后在浙江省金华市、绍兴市和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就“新时代农村刑事犯罪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寻衅滋事行为的刑事规制”课题进行了调研，通过实地考察“枫桥经验”“龙山经验”发源地、生态文明司法实践创新基地，走访基层法庭，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基层司法人员座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以此材料为基础，形成了这份调研报告。

该调研报告由两部分组成，外界普遍关注的是第二部分，也即与寻衅滋事有关的部分。该报告写道，寻衅滋事罪是实践中常见多发犯罪，近年来该罪名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为准确适用法律，对该罪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

过去十年中，浙闽两地农村寻衅滋事案件数量均排在各类罪名的前列。被告人绝大部分系年轻人，其中又以外来务工人员或无正当职业者居多，因酒后肇事、赌博引发的犯罪常见多发。因违法上访而被以该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调研中发现，该罪认定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被告人的主观动机难把握，容易陷入客观归责；二是对违法信访行为能否以本罪论处认识不一；三是因边界不清导致容易被泛化适用的倾向明显；四是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区分较难；五是行刑衔接不畅，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拔高作为刑事犯罪处理。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建议，要加大对寻衅滋事犯罪案件的审判指导，以司法文件或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审慎处理因信访、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

要知道，最高法首次提及寻衅滋事罪“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以及点明该罪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寻衅滋事罪”是从“流氓罪”分化而来，流氓罪是 1979 年《刑法》第 160 条规定的一种罪行。因为流氓罪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务中难以界定，刑法幅度过宽，极容易造成量刑时畸轻畸重，严重影响到司法适用的准确性，也违反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所以1997 年修订的刑法将对流氓罪进行了拆分，分为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

拆分出来的寻衅滋事罪，也并没有能避免“流氓罪”本身的模糊性，进而产生被滥用、“口袋化”的倾向。比如2019年广西柳州一韦姓男子，因将户口本上儿子的名字改为“韦我独尊”并发送朋友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行为予以行政拘留；再如，2018年山西运城一女子因拍摄城管列队行进视频，配了据称不合时宜的音乐并上传抖音，也被认定为寻衅滋事；还有2022年苏州女孩因穿和服而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带回派出所，并进行长达五个小时的批评教育、写了书面检查后才被放回；而那些因多次上访或在网上发帖、在公共场所涂鸦或展示标语等，被确认为寻衅滋事的，更不在少数。

面对民众反应强烈的这一问题，这一次，最高法无疑迈出了关键一步。本号之前也很多次发文呼吁过，比如《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苏州三问》等，希望以此作为第一步，能不断优化、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