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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三体》与“当代文学”的“边界” 张泰旗 摘要 本文以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为讨论中心，指出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文学”的标准和解读范式无法真正认识这部作品的价值。《三体》以科幻的方式与时代展开着深刻的互动，通向了一种“开放的文学性”，并在宇宙的维度展现出大写的“人”的精神面貌。而《三体》对于“文革”的书写和反思，也突破了“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的范式，打开了理解历史的新空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科幻曾迎来短暂的发展高峰，但在“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当代文学史版图中，科幻文学却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科幻作家飞氘2010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寂寞的伏兵”或许是对科幻文学所处境况的最为贴切的描述。  《寂寞的伏兵》 然而，《三体》三部曲（以下简称《三体》）的横空出世及其产生的现象级影响却使“当代文学”无法再视而不见——《三体Ⅲ·死神永生》获评《当代》杂志2011年度长篇小说五佳和2013年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主流文学界的权威刊物《人民文学》也重新刊发刘慈欣在科幻杂志上发表过的小说。 “当代文学”试图以文学评奖和权威刊物重新发表刘慈欣小说的方式将《三体》以及刘慈欣逐渐经典化并纳入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但这一举措也带来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就'经典化’而言，'当代文学’可以说完全接纳了《三体》，但'当代文学’的'框架’是否能够完全容纳《三体》呢？《三体》在何种意义上挑战了'当代文学’的框架？”¹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和回应，不仅能更加深入地认识《三体》以及刘慈欣科幻的独特性，同时也将有助于我们扩展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解。 一、“文学性”的限度 给“当代文学”打上引号，意味着本文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将“当代文学”指向当下正不断涌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而是试图将这一概念问题化，突出其“历史性”，并通过《三体》对此“历史性”进行反思。 洪子诚曾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来考察“当代文学”的生成，指出在1950年代“生成”的“当代文学”的主要来源是以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文革”之后，虽然“当代文学”这一命名仍然被使用，但“使用者赋予含义、相互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当代文学”在1950年代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含义被抹去，“只被看做单纯的、不得已使用的时间概念。”²而在罗岗看来，要理解“当代文学”，则需要将其与“现代文学”对标。如果说在1950年代，由“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现代文学”，其评价标准源自“当代文学”所规定的意识形态，那么“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表面上'重写’的是'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重写’的是隐含在背后的'当代文学’的标准。”因此罗岗指出，应充分意识到学术史意义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此消彼长”。³ 在此意义上，1950年代和198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并非一致。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传统厘定了延续至今的1980年代的“当代文学”的内涵。在这一“当代文学”的传统中，“文学性”而非“政治性”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正如研究者的论述： 自1980年代以来，在我们对于“文学性”的呼吁中，建立了一个“文学”史的秩序。存在一个“文学性”的文学史秩序，同时也就是意味着存在一个“文学性”的文学史制度。它在凸现“纯文学”的文学的时候，必然要排斥“非文学”的文学。⁴ 因此，如果以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的标准来审视《三体》，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三体》缺乏“文学性”，不是一部好作品。譬如老生常谈的便是《三体》人物形象呆板、符号化，只具有工具性、功能性的作用，而没有内在的深度，小说的叙事技巧也只有小学生作文水平等等。《三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刘慈欣自己也承认他的创作是“从科幻来到科幻去，对文学本身的兴趣并不浓厚。国内当代文学作品我读得很少，因此我的文学素养还不够，这甚至成了我作品里的缺陷。”⁵但本文并不想延续这样的批评，而是希望颠倒这一视角，通过《三体》去追问“文学性”这一评价标准的限度，并以此探索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文学”的“边界”。 对“文学性”展开思考，正如卡勒所言，“就是把文学引发的解读实践摆在我们面前，作为分析这些话语的资料：把立即知道结果的要求搁置一下，去思考表达方式的含义，并且关注意义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愉悦是如何创造的。”⁶而这需要我们分析“文学性”的内涵，并将这一评价标准放回至具体的历史语境。 “文学性”的“当代文学”秩序凸现“纯文学”的面向，强调小说技巧和文学形式的优先性，提倡严肃高雅的趣味，认为文学应该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学性”离不开“纯文学”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形成于1980年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明确的反思和对话对象：借助于“纯文学”的概念，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从“前三十年”的宏大叙事回归到了个人的内心，“自我”“个人”等思想概念被组织进文学叙事之中。在蔡翔看来，“'纯文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在叙述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困境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⁷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号称“回到文学本身”的“纯文学”有着相当明确的政治诉求。    《三体》概念插图 《三体》显然不是一部“纯文学”作品。刘慈欣既不将笔墨耗费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也不对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细加打磨，甚至为了故事紧凑，还删除了部分人物之间的情感经历，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扁平化。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不讲求“文学性”的非“纯文学”作品，却在当下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如李广益、陈颀主编的《<三体>的X种读法》收录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三体》的解读，这些文章并没有将《三体》作为一部“纯文学”作品看待，也并非从“文学性”的角度进入《三体》。不同专业的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关注和讨论《三体》，是因为他们从《三体》中看到了自己所关切的问题。新世纪以来，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像《三体》这样引起各行各业的读者参与讨论。“文学性”的“当代文学”显然难以解释这一现象。 吴晓东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范畴，“文学性”无法进行本质性的定义，但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文学性”应该是对“纯文学”概念之中某些对文学封闭式理解的反思。因此，“文学性”不应是“纯文学”的注脚，而应是对它的进一步思考。⁸如果我们放弃狭隘地将“文学性”仅仅理解为审美性、语言形式、艺术技巧的同义词，而是将其视为连通文学与现实的中介，或许我们可以重识“文学性”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三体》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刘慈欣不熟悉“当代文学”，也没有按照“当代文学”的矩矱来规范自己的创作，《三体》正是在超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化想象中创造了新的世界，其中运行着作者自己的宇宙规律。正由于此，吴岩、方晓庆最早将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定义为“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并突出其“建构”的意义： 刘慈欣科幻小说还可以用更加简单的词进行概括，这个词就是“建构”。换言之，刘慈欣扭转了以破坏性为主潮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当代走向，并把它引向积极的建构方向。而这种建构又与科幻小说本身的经典价值一脉相承。⁹ 在以“纯文学”为中心的“当代文学”愈发僵化且越来越难以回应现实问题的情况下，《三体》以及刘慈欣的其它科幻小说建构了一个新奇的想象性世界，并在其中折射出某些时代的症候，譬如《三体Ⅱ》中的“黑暗森林”理论与“冷战”终结后的世界格局之间的关联以及《三体Ⅲ》中对以程心为代表的历史终结后的“末人”的思考等等都与1990年代剧变的时代产生了深刻的互动。 《三体》或许并不符合“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性”审美标准，却恰好在另一层面上通过科幻文学的想象，以“文学性”的方式介入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在《三体》中，刘慈欣思索着“当代文学”难以介入的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状况，而他的中介是科幻——一种别样的“文学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用自己的科幻小说叩开了“纯文学”的大门，在通向“开放的文学性”的同时也突破了“当代文学”的表达形式。 二、普遍“人性”与大写的“人” 如果说以“文学性”为审美标准的“纯文学”是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文学”的主要内容，那么“人文主义”则是其基本的价值预设。李泽厚的表述很具有代表性：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¹º   五四运动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 在将1980年代与“五四”并举的同时，这一时代也被知识分子指认为新的启蒙时代。在反思“文革”的“非人性”时，知识分子重新举起了“人文主义”的大旗。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话语中，“人”应该是核心，文学应该从反映外在社会转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已有研究者指出，“人的文学”不仅是一种“审美规划”，更是一种“政治规划”，对应着“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文学上的'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义。”¹¹“人的文学”不仅有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政治规划，对“人”的理解也有具体所指。这种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将“人”从“前三十年”的集体中释放出来，在抽离了“人”的“阶级性”的同时，也重新填充进了普遍“人性”。在这一历史脉络中，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当代文学”可总体判断为“人的文学”，普遍“人性”成为其思想底色和价值规范。如果这一总体判断成立，那么《三体》则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触碰到了“当代文学”的“边界”。 《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集中刊发了刘慈欣曾发表过的《微纪元》《诗云》《梦之海》《赡养上帝》这四篇科幻小说。在卷首语中，编者这样介绍刘慈欣： 在刘慈欣那瑰丽、宏伟的幻想中，贯穿着对人类、对文明与文化的根本信念，人类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都会如福克纳所说：'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赢得胜利。’那些决定了人之为人的美好情操和品质，是人的光荣与希望所在。 而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人的光荣奋斗。¹² 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在接纳或经典化刘慈欣的过程中，依然试图将其置于“人的文学”这一脉络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刘慈欣科幻中的“人”？这一“人”的概念是否可以被纳入“当代文学”的普遍“人性”中？  刘慈欣在交流会 事实上，刘慈欣曾颇为尖锐地质疑这种普遍“人性”，在他看来，聚焦“人性”的主流文学是一场“自恋”： 在我同文学有限的接触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耳边絮絮叨叨,告诉我只有这灰尘般的地球和人类出现后这弹指一挥的时间值得去表现去感受,其余那广漠的时空都不值得一瞥,因为那里没有人,没有人性,文学是人学。在文学中,由于人性超越一切的吸引力,太阳和其它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转的……所以，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¹³ 而在2007年那场著名的对谈中，刘慈欣与江晓原教授曾围绕“吃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江晓原教授坚持“人性”信念，拒绝以“吃人”来延续人类的火种。刘慈欣却认为在宇宙中，延续种族是最高的信念，而所谓的“人性”其实一直在变化，“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会相互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非人。”¹⁴ 《三体Ⅲ：死神永生》中的主人公程心便集中体现了刘慈欣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三体》中，程心是颇费刘慈欣笔墨的一个人物，她可谓是“人性”的代表和化身，在生活中处处展现着自己的博爱。譬如程心所在的PIA（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计划将人脑发送至太空中的三体舰队以便收集情报，而最适合这一“阶梯计划”的瓦季姆却因为自己的家人而逃避这一任务，程心宽慰她道，“人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人类的爱是从对一个一个人的爱开始的，首先负起对你爱的人的责任，这没什么错，为这个自责才荒唐呢！”¹⁵而在其他人的心目中，程心简直是圣母的形象，小说是这样的描述的： “看，她是圣母玛利亚，她真的是！”年轻母亲对人群喊道，然后转向程心，热泪盈眶地双手合十，“美丽善良的圣母，保护这个世界吧，不要让那些野蛮的嗜血的男人毁掉这美好的一切。”¹⁶ 在小说中，最能体现程心的“人性”的是她的三次选择。当地球人希望选出一个令三体人恐惧但令地球人不害怕的执剑人时，程心这个“美丽善良的圣母”为了人类之爱毅然参加执剑人的选举。然而，当程心从罗辑手中接过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的启动开关成为执剑人的第一时间，三体人便向地球发动了进攻。因为人类之爱，程心参与了执剑人选举，同样因为爱，程心无法按下毁灭两个文明的按钮。程心的第一次选择致使地球被三体控制，从而迫使处于奥尔特星云外的万有引力号飞船发布了引力波信号，并最终导致三体世界的毁灭和高级文明对太阳系的“降维打击”。  《三体》中的红岸基地 而当维德有机会造出光速飞船，进而挽救人类命运之时，程心面对维德“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¹⁷的灵魂拷问时却选择“人性”，放弃光速飞船。程心的第二次选择使人类失去了造出光速飞船的机会，而这后来被证明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 程心以“爱”和“人性”为名义的两次选择将人类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而在最后，程心做出了第三次选择。小说结尾部分，程心和关一帆生活在云天明送给他们的“小宇宙”里，但为了责任，程心响应了归还小宇宙质量的“回归运动”，以促成新的宇宙的诞生。然而，在归还小宇宙质量时，程心却留下了5公斤的生态球，在这个生态球中，“几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漂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只水球，轻盈地穿游于绿藻之间。”¹⁸程心留下了这个生态球，寓意着留下了生命、希望和人类的爱。然而，大自然的精巧有时超乎想象，正如小说中关一帆所考虑的：也许大宇宙真的会因为相差一个原子的质量而由封闭转为开放。¹⁹刘慈欣并没有在小说中说明“回归运动”是否因这5公斤质量而失败，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在已有的《三体》研究中，程心这一人物形象是讨论的重点，也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纳杨的论述： 看起来是程心的爱截断了人类继续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如果没有了爱，就算能够在宇宙中生存，人类还能算是人类吗？表面上看起来毁灭人类的可能还真是人类的爱，但没有了爱，人类也就不再是人类了。作者塑造程心这一人物的用意应该是在这里：爱不是宇宙中生存的力量，但却是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人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志。²º 质言之，论者认为刘慈欣在程心这一人物形象中寄寓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期望。严锋则认为“刘慈欣并没有简单地把爱、善、责任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艰难曲折甚至是充满失败的过程。在这条道路上，只有经过炼狱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拯救，这是人之上升的唯一途径。人性即神性，人是自身的救世主。”²¹严锋看到了刘慈欣对于“人性”的复杂态度，指出“爱”“善”“责任”这些人文主义方案并非刘慈欣拯救人类的直接举措，但同时又认为“在漫长的救赎中，程心不仅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人类”²²，程心的选择是一条“内圣外王”的内在超越之路，通过这种自我超越，“人”最终拯救自己。严锋的论证更为复杂，阐释也更加辩证，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将程心视为刘慈欣给出的“答案”。 较多研究者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从程心这个人物中解读出“爱”“人性”仍是刘慈欣所恪守的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小说结尾处程心留下的5公斤质量便被理解为刘慈欣希望将“爱”“希望”和人文价值保留和传承下去。 然而，这种解读与上述刘慈欣“超越自恋”的表述以及“吃人”思想实验中激进的反人文主义立场产生了巨大张力甚至对立。如果我们跳出前述研究者的阐释框架，将程心这一代表人文理想的人物形象视为刘慈欣设置的反思性角色，那么人文价值就不再是解决“三体危机”的“答案”，相反，正是因为在冷酷的宇宙中恪守普遍“人性”，程心才将人类一步步推向深渊。而在最后的“回归运动”中，程心留下了5公斤的“希望”和“爱”，却有可能导致比毁灭人类更大的灾难——致使宇宙的“死亡”。在此意义上，刘慈欣在“三体危机”这个极端化的思想实验中质疑并反思着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 在刘慈欣看来，“文学成为人学，只描写社会意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只是从文艺复兴以后开始的，这一阶段，在时间上只占全部文学史的十分之一左右……科幻给了文学一个机会，可以让文学的视野再次宽阔起来。”²³刘慈欣以科幻的方式质疑着“当代文学”的“人性”价值预设，并在极端的思想实验中将其相对化。《三体》中所描绘的“人”是作为种族的人、集体的人和命运共同体的人，这个“人”，不再是“当代文学”中个人主义的“人”，而是真正意义上大写的“人”。正如余亮所言，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中立足于“事功”的“工程师意识”拓展了人文的内涵，而“恰恰是在追求把事情做成的工作中，人们才能洞察那些通过玄想无法接近的体验，才能拓展想象力和精神维度，形成人文与世界的有益循环，而不是'向内转’式的精神空转。”²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体》对于“人性”的理解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价值预设，并对其进行了有益的反思。 三、“东方红”、“煤油灯”与历史的“伤痕” 上文已经提及，“当代文学”试图从“人的文学”的角度将《三体》纳入既有的阐释框架，而《三体》对于“文革”的伤痕抒写也容易让研究者通过普遍“人性”的解读策略将这部作品与“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勾连起来。 作为一部汪洋恣肆的“史诗性”科幻小说，《三体》故事情节展开的前提便是一个“伤痕”的故事：向三体人发送信息暴露地球位置的叶文洁因在“文革”中家破人亡，于是愿意充当“带路党”，希望三体人来拯救地球文明。《三体》第一部在《科幻世界》连载时，便是从“文革”的批斗场面开始讲起，后来在出版单行本时为了出版顺利，才将这段叙述插入到后面的情节中。《三体》连载版的叙述顺序更加清楚地表明“伤痕”其实是“三体危机”的起源性事件。正因如此，“许多研究者讨论《三体》，一般喜欢聚焦第一卷，因为第一卷从'文革’开始，比较容易纳入诸如'伤痕文学’等既定叙述中”。²⁵譬如有评论者谈到，“《三体》的文字更像是一篇纪实文学，在前半段，我甚至完全把《三体》看成是一次对历史的控诉与批判……这个精彩的开篇却加深了小说的道德寓意，乃至于其始终萦绕全篇。”²⁶也有论者认为“如果没有发现外星人的情节，小说完全可以看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对于那段疯狂的历史及其影响有着深刻的思考，这种深刻思考直接演变为整个故事发端的精神根源。”²⁷诸多研究者关注《三体》第一部的伤痕抒写，并将其视为整部作品在思想层面的深化。在王静静看来，《三体》中的文革叙事将科幻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文革”作为一个事件参与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和进程，而第二、三部关于爱的主题便是根据文革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而来，因此整个《三体》三部曲便是刘慈欣以科幻的形式对文革做出的反思。²⁸ 在这些解读中，《三体》被视为一部规模庞大的“伤痕文学”，因而可以被纳入“当代文学”既有的阐释框架中。然而，“伤痕文学”的解读范式是否可以涵盖《三体》？上述诸种解读是否简化了《三体》，同时也简化了刘慈欣的思想？ 在《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中，刘慈欣曾谈及自己的历史记忆，其中“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²⁹在刘慈欣关于“革命时代”的记忆中，除了历史的“伤痕”，还有“东方红”等发达的航空航天技术。“东方红”和“煤油灯”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刘慈欣科幻中的历史张力。  在此意义上，“伤痕文学”的解读范式仅仅捕捉到刘慈欣思想中关于“煤油灯”的记忆，而无法解释红岸基地这一尖端工程。换言之，“伤痕文学”的范式难以解释“煤油灯”与“东方红”在《三体》中制造出的张力，而这一张力才是理解刘慈欣思想的关键所在。 刘慈欣在《三体》中确实讲述了叶文洁的“文革”伤痕，譬如其父亲叶哲泰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母亲也在运动中背叛和抛弃了他们。这一故事本身并没有越出“伤痕文学”的范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刘慈欣怎样理解、反思和续写这个故事。如果说“伤痕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勃兴是通过批判“文革”的“非人性”来确立“改革政治”的合法性进而通向“现代化”的未来，那么在《三体》中，“伤痕”带来的“三体危机”以及刘慈欣对这一危机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又突破了“伤痕文学”对于“未来”的预设。  剧版《三体》中的叶文洁 刘慈欣让叶文洁因“伤痕”充当“带路党”引来三体人，却又质疑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必然会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同样，刘慈欣让叶文洁因感受到人性之“恶”而背叛人类，却又让程心以人性之“爱”毁灭了人类。正如上文的解读，虽然在小说的结尾，程心活了下来，将人类的文明传承了下去，但那5公斤的“希望”和“爱”的质量却有可能导致宇宙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不仅从“伤痕”的角度反思文革，同时也在质疑1980年代延续至今的反思文革的单向度话语。 如果将“80年代的刘慈欣”与“90年代的刘慈欣”的视角带入我们的讨论，问题或许会更加明晰。以《中国2185》和《超新星纪元》初稿为代表的“80年代的刘慈欣”深受“河殇”思潮的影响，其看待中国社会和西方文明的方式与知识界主流相差无几。将《三体》读作“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事实上便是从“80年代的刘慈欣”的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强调刘慈欣记忆中的“煤油灯”一面。然而这种解读却忽视了其思想中的“东方红”记忆。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局势的剧变，刘慈欣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转变的痕迹便体现在《混沌蝴蝶》《光荣与梦想》《全频道阻塞干扰》等科幻小说的创作以及《超新星纪元》的修改过程中。³º在这个意义上，《三体》的“伤痕文学”读法忽视了刘慈欣在1990年代的思考。 在创作《超新星纪元》的1990年代，刘慈欣坦言“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每天与工人们接触，厂外就是山村，而在当时的工作中，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度过，我没有去过西方，但在俄罗斯待过一段时间，那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旗帜风雨飘摇的时候……这些经历不算丰富，但也足以让我用更理智更科学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³¹将《三体》中关于“文革”的伤痕抒写纳入“伤痕文学”的阐释框架中便意味着无视刘慈欣对于自己1980年代思想的反思。 刘慈欣对于20世纪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其中充满着张力。譬如他在《乡村教师》中坚持启蒙主义的立场，却又在《混沌蝴蝶》《光荣与梦想》等作品中沿用“革命话语”反思霸权主义。不同的话语资源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不断摩擦并制造着裂隙。刘慈欣并没有提供终极答案，而只是将不同的问题在作品中一一列出，呈现出历史的复杂面貌。正如在《三体》中，刘慈欣再次提及历史的“伤痕”，却又质疑1980年代提供的“人性”方案。刘慈欣并没有与“历史”和解，而只是指明了当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幻性。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体》的伤痕抒写突破了“当代文学”关于历史叙述的权力话语，从科幻的角度打开了重新理解20世纪的空间。 结语 无论是从“文学性”的角度质疑《三体》的小说技巧水准不高，还是在普遍“人性”的意义上赞扬《三体》展现了人类之爱和人的光荣奋斗，抑或是将《三体》视为一部科幻版本的“伤痕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都没有越出“当代文学”既有的阐释框架。然而，《三体》的价值正在于对某些既定规范和价值范畴的反思和突破。在“向内转”的“当代文学”愈加难以回应现实问题的情况下，《三体》这部不讲“文学性”的非“纯文学”作品却以气势磅礴的科幻想象与时代展开着深刻的互动，并真正展现了大写的“人”的精神面貌。同时，《三体》对于“文革”的书写和反思也突破了“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的范式，打开了理解历史的新空间。而这些正是《三体》的独特意义所在。 本文原刊于《长安学术》第18辑 注释及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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