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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的一个傍晚，在西南军政大学的食堂门口，繁星已然隐约闪烁，夹杂着人群的嘈杂声，这里上演了一幕戏剧性的插曲。 人群中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的老团长”，颤抖的声音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可能，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你就是我的老团长，大家快把他抓起来！” 此时，全场的目光聚焦在军政科科长王玮和一个年轻学员的身上。 原来，王玮端着餐盘准备离开时，不小心撞到了那个年轻的学员。正当他准备道歉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人看似熟悉。 他绞尽脑汁地回忆，终于想起这个学员就是自己昔日的八路军老团长刘子仁。然而，当他喊出“刘子仁”的名字时，对方先是一惊，随后慌乱地摆手否认。 王玮坚信自己的判断，果断地抓住刘子仁的手，命令周围的人将他拿下。按照常理，下属遇到老上司，应当毕恭毕敬，而老领导也会感到欣慰。然而，刘子仁为何矢口否认，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事情还要从1940年说起，这一年的年初，中共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分别收到了彭雪枫发出的两封密电。电文的内容大致是： 派遣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前去做耿蕴斋和吴信容的思想工作，争取让他们回归部队。如果他们仍然冥顽不灵，则设法将他们带回司令部。同时，要求刘子仁密切关注这两支部队的动向，配合行动。
那么，彭雪枫为何突然要对两名八路军干部采取强制措施呢？让我们重新了解一下这两个人。 耿蕴斋在191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他还是国民党萧县县党部执行委员。然而在191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入到了敌人阵营当中。 在西安事变中，他因为公开发表反蒋言论被革职。七七事变后，由于积极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工作，他不久恢复了党籍。 1929年3月，耿蕴斋调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随后该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他担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
然而，对于这次职位上的调整，耿蕴斋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自己把队伍拉起来的，为何要将他“明升暗降”。从那以后，耿蕴斋发了不少的牢骚。 吴信容于1910年出生，是安徽萧县龙城区业庄乡吴八庄人。1929年，他担任了萧县六区联防团团长。在萧县被日军攻占后，吴信容不甘心故土被日本鬼子霸占，因此他毅然决然地组织起六区有志青年，建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他担任队伍中队长一职，带领部下向县维持会发动进攻。 在此之后，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大队组建完成，他成为该部队的大队长。尽管吴信容的部队并不强大，却做了几件大事。 比如说，秘密潜入敌军营地，成功擒捕了汉奸纵衍棻，并立即处决了他。此外，战士们经常伏击日军，扰乱敌人的行动。
然而，小规模的力量无法取得太大的成就。为了能够更顺利地发展，吴信容带领部队加入八路军。从那时起，他的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而他本人则成为了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 然而，与耿蕴斋一样，吴信容将部队视为个人私有财产，非常迷恋权力。1940年秋，六旅旅长谭友林被派往延安开会，吴信容认为理应自己升任旅长。然而，组织决定任命老红军饶子健为旅长。 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日伪势力与顽固的国民党派系交织在一起。派出经受考验的饶子健担任旅长显然更有利于部队的稳定发展。然而，吴信容却一直心怀不满，满腔怨言。 加之当时部队分散在各处游击，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各自带领一个营进行活动。对此，吴信容抱怨道：“别叫我副旅长，也别叫我团长，我只是一个营长。”后来，他干脆带着该营单独活动。
1940年12月初，耿蕴斋未经组织同意私自带领一个警卫连从涡阳县返回萧县。耿蕴斋与他率领的部队重返萧县后，他再也不愿受制约。 他听说与同为萧县人的吴信容也将部队单独拉出来，目前正处于单独活动状态，于是率部赶往吴信容所在地，两人联合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攻守同盟”。 这个刘子仁虽然深得彭雪枫的信任，但他却是个心怀不轨之人，参加革命完全是出于被形势逼迫，他一直心系升官发财。这样的投机钻营之人立场不坚定，一旦发现形势不对，就会立刻转换阵营，谋取个人私利。 刘子仁得知耿、吴二人拉帮结派，开始蠢蠢欲动，只是因为政委蔡永才一直未采取行动。直到蔡永才前往旅部汇报工作时，刘子仁谎称自己率部外出作战，并将部队从另一方向靠近了耿、吴二人所在地，并建立了联系。 1939年12月12日，刘子仁扣押了上级派到他们团的七八十名干部，随后耿蕴斋和吴信容也扣押了20多名干部。 经过多方努力，耿蕴斋和吴信容最终释放了被扣押的干部，但他们并没有回头。他们三人带领2000人投奔了汤恩伯部，令汤恩伯感到非常高兴，并任命刘子仁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第一纵队副司令。
然而，耿蕴斋在背叛后依然只得到了一个虚头衔，没有实际权力。相比之下，吴信容的行为更加令人愤慨。他不仅残害同胞，还与敌人和伪军勾结，对国家和百姓造成了许多伤害。 在战争年代，善良可能会遭遇不公正，但恶人终将付出代价。耿蕴斋带头叛变，对于被剥夺实权感到不满，在国民政府也未能得到重用，这与他墙头草的本性和缺乏军事才能有很大关系。 解放战争结束后，耿蕴斋离开了汤恩伯部，主动投降并认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耿蕴斋真心悔过，加上他并未做过太过分的事情，根据组织讨论的决定，他只是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被释放后，耿蕴斋回到老家开始务农生活，但不久后因病去世。 吴信容投降之后，始终未能获得汤恩伯的信任。汤恩伯视他为卧底，时刻提防他，从不重用他。因此，吴信容非常后悔当年的叛变选择。
在临终之际，吴信容告诉弟弟：“请把部队重新带回新四军吧。”吴信容的弟弟完成了哥哥的遗愿，让部队重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刘子仁当时同样未能获得汤恩伯的信任，他立即选择投靠日军，成为了伪军师长。在日军投降后，他又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了国民党新编54师的师长。 1949年，刘子仁看到国民党已经不行，他率领部队在四川巴中起义，起义后上级没有快速审查，还安排他到西南军政大学进修。
刘子仁心满意足地认为：“我真是一个识时务者，每次换边都能过上好日子。”然而，谁也没想到，他刚到西南军政大学没多久就遇见了自己曾经的老部下王玮。 尽管他极力否认自己的身份，却被无情戳穿。最后，刘子仁被送往河南，在吴芝圃的监督下被处决。 总的来说，必须承认，耿蕴斋和吴信容一样，将部队视为个人私有财产，并且表现出相当的权力欲望。他们的背叛给组织造成了伤害。而他们各自的结局也告诉了我们，背叛终将受到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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