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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即原罪?家庭教养

 竹山一枝秀pfxh 202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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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讲到依恋,它被定义为我们与亲密他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在很小的时候,孩子会天然地依恋养育自己的人,这种依恋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食物和被照料,更重要的是获得安全感,尤其在感到无助、脆弱和受到威胁的时候。如果这个纽带是安全的,孩子就会寻求接近依恋的对象,后者就像一个安全基地一样支持着孩子勇敢出发去探索世界,并在他们经受痛苦时给予抚慰(Fraley,2019)。可以说,人们在生活中最强烈的情感体验大多来自依恋关系的发展维持和破坏,而人生中第一个依恋关系(通常是和父母建立的)的质量又具有终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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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早年间来自父母的关爱与互动对人生发展如此重要,那么反过来,如果父母没能恰当地做到这一点,是否意味着“父母皆祸害”或者“原生家庭即原罪”呢?近些年,随着“原生家庭”的概念深入人心,对于不称职父母特别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声讨也愈演愈烈。这对于提高大众对科学养育的认知与实践无疑有益,但也可能给父母和孩子两方面均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

先说父母。毫无疑问,一方面,对于教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父母轻忽和虐待孩子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铺天盖地各式各样的“养育建议”或“教养指南”又在无形中给父母施加了巨大压力。我相信,绝大多数父母真心地爱自己的孩子并真诚地希望他们过得好,但在过度的焦虑之下,父母们可能无所适从甚至动作变形。尤其在我们的社会中,古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训诫,今有“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恫吓,很多家庭又只有一个孩子,更是让父母对于养育“失败”这件事的恐惧大增:如果孩子没有变成所期望的人是不是我的错?在这样的焦虑之下就可能患得患失,“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或者生怕自己一个字一个眼神就毁掉了孩子的一生,再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焦虑导致用力过猛,最典型的就是对孩子的心理控制。

所谓“心理控制”即父母企图控制儿童的思想和情感,限制儿童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 ( Barber & Harmon,2002)。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典型的比如,借由强调“我为你牺牲了多少”来引发孩子的内疚感,暗示“因为孩子做得不够好令自己面上无光”来挑起孩子的罪恶感,频繁拿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威胁孩子如果不按自己说的做就收回对他的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身上,将孩子作为实现自己未竟梦想的工具……这些很明显是对儿童自我意识的侵犯,但往往以爱之名。请注意,依恋理论中所说的“安全基地”并不是禁锢孩子意愿的牢笼,依恋也不是依附,依恋的目的是更好地分离,让孩子有朝一日带着内心的那罐金子去过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拴在父母身边成为“巨婴”。心理控制带给孩136的不良后果多到数不清,最严重的就是令他们难以发展出足够的我价值感,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理控制都出于养育焦虑,但对于一些急于想让孩子符合某个标准却因不得章法而感到烦躁的父母来说,心理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当社会对于“完美父母”的崇和对于“不称职”父母的谴责均达到一定程度,父母就会努力并排命地想多为孩子做些什么,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为了减轻自身的焦虑。并且这种过于紧绷的努力很可能适得其反,此时应该用考的反而是可以不做或者少做些什么。2021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报告历时7年,覆盖了全国181个区县将近400万中小学生,还对数万名教师校长和100多万名家长进行了调研。报告中的一个结果特别值得注意:参与各种培训班并不能提高成绩(数据来自“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反而会令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主观幸福感降低,而如果父母可以拿出同样的时间陪伴孩子,不管是一起玩还是共同做一些其他活动,都能促进孩子的发展,包括学习成绩在内。这可能就是“不做/少做什么”的意思,过度的在意可能过犹不及,拳拳的爱子之心不妨转换一些方式来表达,比如变控制为倾听与陪伴,变永远想做更多为放松一点,做孩子的避风港而不是训练师,将孩子当作物而不是作品,这样不但对孩子好,对父母自己也是一种减压和解绑。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哈里斯的那本书《教养的迷思》吗?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作者关于“教养不重要”的观点,但是非同意她在全书最后说的:“父母们放轻松,丢那些教养神话,爱你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们很可爱,享受养育孩子的过程,教给他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这些就够了,他们是属于明天的。”

再来说说孩子。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懵懂无知的时候,父母就是世界的神,传统文化也习惯于将父母神圣化,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而到了现在,父母不仅跌落神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反面变成了罪人。然而,这边说“父母皆祸害”,那边是不是也可以说“儿女都灾难”( 既然有研究认为是孩子先天的气质引发了父母的各种反应)?再进一步,父母也可以把自己的养育问题归咎于自己的童年和自己的父母,再来是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这样永无尽头地把“锅”甩下去,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事实上,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与父母相比,无论是能力、资源还是权力,他们都处于绝对弱势,此时父母责无旁贷应该给孩子提供有爱的环境,尤其并非孩子自己选择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当孩子长大成人并拥有了一些力量以后,或许更需要的是好好思考一下从童年走来但走出了童年的自己的人生要如何度过。为自己当下的困扰找到某种解释固然有助于释然,但也有太多例子中的人们以受害者自居,画地为牢、怨天尤人,甚至沉迷于童年不幸以此来索要更多纵容与原谅。把责任推给他人或世界或许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但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并不会产生任何建设性的作用,毕竟那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换言之,心理学家强调童年的重要性是为了让父母重视童年,而不是为了让孩子困在童年。或许可以既“去神圣化”又“去罪化”: 父母是普通人,孩子也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是普通人就会犯错,就会有弱点有挣扎,当接受这一事实时,也许我们就能回到一个相对平等的关系上甚至以一个跳脱的视角去看到父母身上不是作为父母而是作为一个人的部分,不再是充满崇拜的仰视,也不是满心愤懑的鄙视,而是可以平视。更重要的是,童年经历并不会伴随人的一生,从记忆的角度来看,一生中最能被记住的时期不是童年,而是青春期到 25 岁左右,这段时间会出现一个“回忆高峰(reminiscence bump; Berntsen & Rubin,2002)。原因是,这段时间是大脑真正成熟的时期,也是稳定而持久的自我出现的时期,当我们慢慢长大,儿时的记忆将随着大脑神经元突触的自然被修剪而逐渐模糊,后来的经历则会不断改写大脑的神经回路,令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得到积极的重塑,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断学习、体验和思考之下带自己走出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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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些人遇到了很好的父母直接就与他们形成了安全依恋有些人则没有这样的幸运。然而,依恋风格并非不可改变,在一生中它只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Chopik,Edelstein,& Grimm,2019)也就是说,它与人格的其他方面一样相对稳定但并非固定不变。诚然,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或学习来了一个“工具箱”,而且被设成了默认模式,每当遇到亲密关系的主题时,这个默认模式就会被自动开启,我们也很少停下来去思考或质疑一下这个工具箱的有效性因为我们对它太熟悉了。但是,如果停下来想一想,事情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有三件事情是没有学过的 :第一件事是怎么谈恋爱,基本靠自学成才 ;第二件事是怎么做父母,很多人直接把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拿过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第三件事是怎么面对死亡,全社会对这件事讳莫如深。谈恋爱和做父母在本质上是一件事,都是建立和维系关系,而面对死亡则是处理分离,它们全部和亲密关系有关。于是,主动去触碰这些领域,去了解和学习一些与之有关的知识,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即使童年没有安全依恋的对象,在长大后也可以被更积极的关系替代,比如,良好的同伴群体或者温暖支持的爱人;人们也有能力和不同的对象形成不同的依恋关系,比如和父母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但和爱人建立起了安全依恋(Fraley2019)。换言之,依恋风格在成年时期可以被修正,既然它是习得的自然也可以通过学习发生改变。随着我们自己的不断成熟,对人和世界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完全有可能获得新的工具和技能,再或者通过心理治疗,又或者碰到一个很好的对手,和对方建立起不同于早年的全新关系体验,原有的默认工作模式也会得到修正和发展( ChopikEdelstein,& Grimm,2019 )。

简言之,我们不一定总被困在默认设置之中,也不必总是踏进同一条河流,生而为人,我们有能力超越曾经。当然,完成这一过程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断付出努力。可以先辨识出自己的依恋风格,即了解自己在亲密关系中重视和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矛盾-焦虑型的人,就会很容易担心关系是不是稳定以及对方会不会离开自己,那么亲密和亲近对你来说就很重要 ;而如果你是回避型的人,那么相比亲密,你更需要关系中留有个人空间。接下来再去了解对方的依恋风格以理解对方重视和需要的东西,进而去思考动中持续感受和做出调整。不过也想提醒一点,亲密关系并非救命精草,恋人也不是带我们脱离过往人生的救命符,并没有谁就该作谁的救世主,更重要的是去勇敢地开始、真诚地投人,同时踏踏守实地和对方一起成长。

总之,诚然心理学家提示了早年经历的重要性,但有风险绝不意味着注定如此,仅仅意味着要小心。我们身上的确带着家庭的印记,但仍然是全新的个体,即使无法改变扎根之地,也可以选择向上生长。在婴儿期没能体验足够的安全感,之后还有补偿的机会相反,即便在早年建立起了安全依恋,以后也不是就笃定一帆风顺人生是各种人、事、物及经历的累积与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前面讲到基因,也讲到环境,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个人选择。基因的确推动我们走向某个方向,环境也许在那之上又添了一把力,然而这依然不代表我们非去不可。人类拥有了高度的智慧和学习能力,也就拥有了违抗本能、掌控人生的可能,早期经验本身并不能决定一切,后来或当下的经验可能更加重要。所有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人类有能力从最可怕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并克服它,何必将人生的掌控权让渡于他人。于是,一旦能开明地看待自己的童年经历并承认那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也许就不会再对过去充满愤怒同时得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个曾经被错待的孩子获得自由。

最后,借用我的同事张日异教授在其译作《什么是最好的父母》(2020)一书序言里讲到的有关父母与孩子关系的一个观点来作结他提到禅宗里一个有趣的词叫“啐啄同时”:啐和啄是两个动作,“碎”是小鸡在蛋里吮吸蛋壳的动作,而“啄”是母鸡在外面助力小鸡叩击蛋壳的动作,一里一外同时发力,新的生命方得以诞生。很可爱也很有爱。任何人都曾经是孩子,也都有可能成为父母,不管是哪种角色,两边都减压,两边也都尽力而为,毕竟世间所有美好的爱都是双向奔赴的。
*本文为王芳《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第1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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