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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的中国，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早在继甲午战后，就有由孙文、陆皓东等率先领导和动员了第一次武装反清起义，即广州起义，由此拉开了革命运动的序幕。20世纪初，清廷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清末新政”。“新政”的措施表面上类似于“戊戌变法”，似乎是统治者为谋求富国强兵以挽救危局的政治举措，然统治者后期的行径竟让诸多志在“救亡图存”的士大夫阶层大失所望。先是针对预备立宪期的争论，爆发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后在皇室统治者的初步妥协下又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此时，封建保守派的真实意图已昭然若揭，“新政”不过是统治者借以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护统治的幌子。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志在挽救时局的所谓“立宪派”转而投身革命。革命党的势力由此日渐强大，自此“革命”成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早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更标志着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由此终结，“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大陆逐渐生根。然由于辛亥革命是借助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拥护下才取得初步成果的，此时虽名义上打出了“共和”的旗帜，但封建余孽的势力仍十分猖獗，这便为后来民国初年社会的黑暗局面埋下了伏笔。民国成立后，先后出现了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多次闹剧，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的局面反不如初，孙先生的理想未能如期实现。在时局的推动下，时人掀起了一股讨论“救国道路”的热潮，社会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历史盛况。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新青年》），掀起了旨在追求“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时局的发展，此时在国际上先后爆发了两件大事，其一为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这是一次由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其二为一战结束后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在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未能取得预先设想的权益，本为德国窃取的山东领土，经百般交涉竟将其作为战利品转向日本方面。两件大事客观上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时局推动下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他是中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和会”前，陈独秀等一批爱国青年还坚定着“公理必将战胜强权”的信念，可结果的刺激使得时人加深了对“民主”的思考，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于“五四”前后，从李大钊到陈独秀等，社会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李达便是较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士。他是参与“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同时他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革命家，他一生的活动都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努力，是当之无愧的“潜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士”。
李达 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890年10月，李达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一户佃农家庭，家境贫寒，兄弟五人中唯有李达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中学毕业后，他考取了京师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曾立志于教育救国。然当他在目睹了学校学政的腐败及封建礼教的毒害后，他毅然放弃了传统理念而走向“新思潮”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鼓吹“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由此“实业救国”、“科技强国”的思想观念便深深映入青年李达的心中。1913年和1917年，李达便怀揣着这一理想信念东渡日本，攻读理科学位。 在留学日本期间，李达选择了身处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他目睹和研究了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风貌，痛恨统治阶级的腐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留日学生发出回国请愿未果，再次刺激了李达，他随后意识到“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似乎不足以挽救中国。在百般思索下，他接受了此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最终他放弃了理科专业，选择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走上了“文科救国”的道路。 在日本重新求学期间，李达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并寄回国内发表，使得他由此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 1920年，李达从日本东京回国来到上海。期间，他接受了陈独秀邀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到了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总书记的职务暂由李汉俊代理。后在拟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李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转而将工作投给了李达。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期间，李达主编党的机密刊物《共产党》，据回忆当时社会和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经费短缺，为方便工作，李达住在《新青年》杂志社。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风险，但李达却担起了从撰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 从东京到上海，李达完成了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追求。 “工作结爱妻，夫妻共同操办'中共一大’”
上海中共一大旧址 1920年，正值李达赴上海筹建共产党事务期间，他逐渐与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的王会悟从相识到相知。 王会悟，1898年7月生于浙江嘉兴桐乡乌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王彦臣是晚清秀才，以教书为生。王彦臣思想开明，不仅没让女儿缠足，而且还送她读书。可惜王彦臣不幸早逝，年仅13岁的王会悟只得从嘉兴省立二中辍学回家，女承父业，在家乡教书。王会悟在学校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足，结果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学校被迫停办。 1917年，王会悟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湖州教会学校—湖郡女校读书，接触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是她最喜欢的杂志。她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决心。陈独秀欣喜地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鼓励她“多读点儿书” “胆子再大一点”。 1919年初夏，王会悟结束了在湖郡女校的学业，来到上海，进入女联工作。1920 年，王会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成员之一。女联与《新青年》编辑部有工作联系，王会悟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并当面向他请教问题。由于王会悟富有朝气，又是青年团成员，陈独秀就让妻子高君曼动员她参与他们的工作。 在工作的交集中，王会悟与李达从相识到相知，最后二人因工作结缘。1921年4月，时任总书记陈独秀极力撮合他们，请徐宗汉做媒，由高君曼具体操办相关事务，让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伉俪，在自己家中完成了朴素简单的婚礼。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经过李达、马林等人反复商量，决定在1821年6月下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代表未能如期到上海，会议遂推至7月下旬举行。此时，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理书记，便承担了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备工作。由李达和李汉俊分头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组织和党员，通知各地代表派两名党员到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刚刚新婚的妻子王会悟在上海工作，李达便请她帮忙选定“一大”会址和安排外地代表的住宿等。 王会悟联系到了住宿地博文学校，毛泽东、董必武等人都在此落脚。随后，王会悟又开始为选择开会地址忙碌。她想到了与博文学校紧邻的李公馆（望志路106号原为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这里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当时其正与夫人外出到四川做兵运工作。就这样，“李公馆”成了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的地点。 党的“一大”是在租界林立、军阀统治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决定了“一大”的召开注定是一波三折。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但到了30日，李公馆突然闯进一名男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随即宣布立即停会，代表们迅速撤离。随后又有十多个法国巡捕赶到现场搜查。经过王会悟提议，会议的最后阶段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大会决定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王会悟 “脱党不脱志，后党中央准李达再次入党无预备期” 由于李达早期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甚至超过其他代表。在“一大”上，党纲虽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但李达依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二大”时，大会通过的许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出自李达之手。 1923年，李达与陈独秀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上，两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和冲突。陈独秀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极力主张党内合作的方式；而李达却强调国共合作应该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主张党外合作。二人因此发生了争吵，随后李达选择离开了党组织。 尽管李达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却从未背弃信仰，始终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己任。李达随后到了湖南，深居群众当中，一边给农民和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帮助组织和发展新人，一边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直到1927年3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来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这时的党组织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汉转移到武汉继续组织革命，认真研究了农民运动问题的毛泽东随即组织以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李达便在这时被邀请来学校讲授社会科学理论。 李达在武汉期间又专程去拜访了唐生智，二人会面后有意无意透露了彼此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只言片语中二人达成了在革命问题上的心有灵犀。随后，他们回长沙参与筹办了国民党省党校，唐生智任校长、李达任教育长。这所学校虽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但实际上为我党培养了诸多政治干部，对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0年，李达来到上海法政大学并担任教授，利用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当他在暨南大学作演讲时，被特务打断右臂骨和右锁骨，他却坚定地说：“反动派打断了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937年，李达一生的重要著作《社会学大纲》在上海出版，该书后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到了1949年底，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作证，经党中央特批，李达无预备期又重新回到党组织。
李达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以极大热情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特别是加强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撰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等通俗读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1953年，耳顺之年的李达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后在长达13年半的任职时间内，为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1966年，临终前的李达向妻子嘱托：“我如死去，就是希望他们一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1966年8月2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6岁。纵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的一生，在党的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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