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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Photo) 照理说来，宗子维城，宗室理应成为王朝权力的最大藩篱，而事实却是，宗室最后反而成为王朝权力长城的毁灭者。这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前不久，著名历史学者陈宝良的《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本书汲取正史、明人笔记等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市井众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个真实、多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勾勒出明朝的城市生活，并富于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 就明代初期和中后期城市生活的变化，明代的户籍控制，衣食住行、城市的文化生活等问题，记者采访了陈宝良。
《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陈宝良/著 岳麓书社 2023年1月 记者：《大明风华》一书描述的明朝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很多明显变化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这也意味着，明朝人的城市生活，整个明代(1368年―1644年)的前半期和中后半期变化比较大。为什么会这样？ 陈宝良：明代社会、文化乃至生活，在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变，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这不仅仅关系到明代史的分期，而且直接关系到明代的社会变迁。 数十年研究明代史的经历，使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明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成化、弘治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富庶，以致成为后世士大夫百般称颂甚至崇尚的时代。大致从正德（1506—1521）开始，明代社会、文化乃至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剧变。至万历时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这样就在原有城市生活变革的基础上更加深了一步。 在晚明社会、文化的变革期里，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个体的、特殊的、纯自己的东西的扩展势必不能被旧的社会观念所容，必然会与旧的社会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像晚明这样的时代，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至于像《牡丹亭》中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 这种风气的突变，如果简单地加以概括，就是城市商业繁荣、市场经济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说法，就是“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至于具体的表现，则在于对人格独立的孜孜追求，争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个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则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追究这种巨变的原因，大致上包括以下三个： 一是国家控制力量的日趋减弱。明初立国时期，国家控制力量强大，如严格的户籍、路引制度，使人们缺乏自由流动的权利。按照传统的观念，明初的皇帝均属于勤政的“好皇帝”。从传统道德意识出发，好皇帝固然值得称道，但在所谓的“好皇帝”这个名号下，往往意味着人们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也就是生活自由的丧失。自明代中期以后，国家控制力量的减弱相当明显，如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弛，使人们得以取得了部分自由流动的权利；路引制度的形同虚设，使人们的外出不再受到严厉的控制；尤其是班匠银的出现，使得工匠不再受到严格的徭役管制，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至于君临天下的皇帝，如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也不再是勤政的“好皇帝”，而是或游戏成性，或不再上朝，这种疏于政治的皇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家控制力量。 二是经济的市场化与城市化。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换句话说，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的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陆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社会流动的加速，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导致农村人口的分化，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人口的后备力量，对于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是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派文学的兴起，以及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藩篱造成了很大的冲决。在明代初年，随着《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颁布，程朱理学一统且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士大夫不再有了思想创新的动力。在明代中期开始的这场文化变革中，思想文化渐趋活跃，按照董其昌的说法，当以李梦阳、王阳明作为开创性的人物。正德前后思想文化的变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向所能制约的，而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王阳明、李梦阳在改变整个明代学风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尤其是王阳明开创的“良知”说，更是打破了“迷古”的魔障，给人们以直抒己见的勇气，为晚明的思想家挣脱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诚如焦竑所言，王学一出，“闻者豁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 记者：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实施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比如，将户贴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不同种类，民户当中还要细分，如务农为农户、从医为医户、经商为商户。农户世代务农，军户世代从军（军户屯田也要务农），匠户世代为匠，不能随意改行，更不准随便搬迁。按照户籍，农村居民编入里甲，城镇居民编入坊厢。里甲、坊厢实行相互作保，一家犯罪，全体连坐。明朝人不能随意出行，离家百里必须到官府申请“路引”，而申请路引的手续非常严格。 《大明风华》35页讲到了农村分化人口的去处。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如果一个在湖北务农的农户，想到南京城内经商，需要经过怎样的流程？这种控制措施，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宝良：诚如你所言，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以后，国家控制力量的强大，对民众生活自由的禁锢，大抵借助于户籍与路引。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颁行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诸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之类。明初的制度规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实户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户籍黄册。在民籍中，无论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经分家，或者赘婿、养子归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许他们“异籍”，也就是另立户籍或另立门户。 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可说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当时颁布了《大诰》，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明白开明，而他们一旦外出，则必须随身携带路引。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凡是有人外出，必须在所辖州县衙门取得“文引”，等到回来之时，再向所在州县衙门缴销。事实证明，明初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如洪武五年（1372），当时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确实缺乏流动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其实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口的不实。与之相应的“文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开始废弛。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农村人口的分化是伴随着农村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来的。据当时人的记载，农村分化出来的人口的去处，大致不外乎以下几条出路：一是成为乡官的仆人；一是成为衙役；一是逐末经商；一是游手趁食。排开前两种人不说，后两种人事实上必然会与城市工商业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成为城市平民的后备军。 在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尽管人们因为户籍、路引制度的制约，缺乏自由流动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有流动的权利。换句话说，只要按例取得路引，人们到外地经商，还是在国家政策准许的范围之内。 明代中期以后，路引制度基本处于一种废弛的状态，但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只是发生了以下两大变化： 一是“客户”“客籍”“寄籍”的出现，即来自他乡的暂时居住人口，可以借助于“客籍”或“寄籍”这种户籍形式，在他乡暂时定居下来，并接受当地地方政府的管理。当然，这种被称为“客户”的流动人口，在编户方式上与土著之民有所区别：土著之民，仍然按照原先的“里甲”加以编制，而客户则按照“社”加以编制。 二是“商籍”的出现，即在外经商的商人，可以通过加入“商籍”而在经商之地取得合格的居住身份。商籍的出现，足以证明明代商业的发达，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人地位的提高。如在明代，徽州商人相当有名，其中很多徽州商人都在杭州经商。在商籍出现之前，这些商人的子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都必须回到南直隶参加乡试。一旦具有商籍的身份，那么，商人子弟不再需要回到南直隶参加乡试，而是可以直接在取得商籍之地参加浙江的乡试。这就使商人子弟免去了来回奔波的劳苦。
《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陈宝良/著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12月 记者：《大明风华》39页显示，朱元璋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确立了服饰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只能使用本等服饰，不能混同，不许越礼犯分。确实也有人因为穿衣僭越而被砍了脚。但是，这套等级制度后来不怎么起作用。朱元璋开国时实施的社会控制为何会逐步失效？明人服装僭越、出行僭越、住宅僭越，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陈宝良：我一直认为，明朝人的生活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伦理世界，另一个是时尚世界。这两个生活世界，在任何时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尤以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生活的伦理世界，简单地说，就是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财力自由地生活，而是必须按照礼制的规定而生活，服饰、饮食、居住、出行乃至社会交际礼仪，均是如此。换句话说，生活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人们必须在等级规范内生活，不能僭越等级而违规生活。所谓生活的时尚世界，归根结蒂是伦理等级的沦丧，也就是人们超出礼制的规范，甚至僭越等级制度而生活。 明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呈现出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即从“伦理世界”向“时尚世界”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建立在渐进之上，而后产生质的变化，从而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事实确实如此。以服饰为例，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一套服饰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都只能使用本等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许越礼犯分。自明代中期以后，城市服饰趋于争奇斗艳，服饰风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诸如：僭礼越分，等级制已被打破，僭用服饰习以为常；服饰由敦朴转向好美，奢侈更是成为晚明城市风尚的基本特点，即使家无担石之储的庶民百姓，也要刻意打扮，装饰门面；厌常喜新，服务淫巧，服饰开始追求华美，对服饰式样随时进行革新，甚至产生一种厌常斗新的心理。 追究这种城市生活风尚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人财力的增加。明初确立的生活等级制度，是一种生活的伦理世界，它主要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体现了明初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个人财力增加，人们完全有财力按照自己需要而生活。二是个人喜好与时尚潮流。追求时髦是人们的普遍心态。随着国家控制力量的减弱，个人财力的增加，城市人就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喜好，财力之所及，以及习俗趋向，去穿着打扮，进而使服饰乃至饮食、居住、出行等生活趋于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在这种生活转向历程中，审美趣味上的从众心理尤其值得关注。 记者：《大明风华》81页说到了宫廷的饮食，自成化以后，宫廷的饮食就开始变得奢华，宫廷里的豆腐用百鸟脑酿成，一盘豆腐需要花费近千只鸟脑。按照常理，宫廷的奢侈，明代城市饮食由俭素转向丰腆，应该是以经济繁荣和税收作为支持，那么，此时明代的经济发展和税收是什么情况？另外，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如何？ 陈宝良：毫无疑问，就明代饮食生活而言，存在着一个从俭朴转向奢华的变迁历程。“筵不尚华”或“筵会无珍异之设”，是明初饮食生活的特点。这一方面体现了明初物质生活的匮乏，以及由此所反映出来的饮食风俗的俭素，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礼教和等级制度的束缚下，人们的饮食也相对刻板一些，显得有些沉闷。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百废待兴，为此不得不禁止一切奢华。饮食生活也不例外。这位出身农家，又当过游方僧人的明太祖，时常想到的是幼时生活的艰辛，江山得来的不易。坐上皇帝的宝座后，身体力行，崇尚朴素，饮食不过是“常供”，即家常菜肴，并无珍异美食。每天早晚进膳，必有一道豆腐，以示不敢奢侈。马皇后也以俭朴自持，甚至亲自“主馈”，掌管宫内饮食。在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下，明初的饮食普遍以俭朴为时尚。这也部分证明了明初在建国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仍处于恢复之中，以及由此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 自成化以后，饮食时尚日趋奢华。这种风气首先来自宫廷。明初洪武年间，宫中饮食相当俭朴，即使御膳，也只是在奉先殿日进二膳，朔、望日则用少牢。亲王、后妃每天所支羊肉仅一斤，而且支了羊肉之后，就不得不免除支取牛肉，或者免除支取牛乳。以宫廷的斋醮为例，本应清素，不求美华，而且明初斋醮时所用果品也不过是“散撮”，即散着堆放在器皿中，所用不过八斤。 到了成化年间，果品都已改用“粘砌”，即用糖将各色果品粘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样。用来装果品的盘子，更是直径大至一尺，以致装满一盘需花费果品13斤。宫廷中倒是依然保持着吃豆腐的习惯，不过豆腐已不再是由黄豆制成，而是用百鸟脑酿成，一盘豆腐，需花费近千只鸟脑，显已奢侈至极。 城市生活由俭素转向丰腆，固然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但在生活态度、生活样式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之间，也并非完全同步合辙。以皇帝的生活来说，个人生活样式的丰俭，更多的是取决于君主的生活态度。对一个生性追求奢靡的君主来说，即使国家趋于衰败，国库已经空虚，他同样可以过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小到城市的居民，就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城市风尚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面子观念在作祟。诸多史料尤其是地方志的记载，已经足以证明，城乡居民的生活观念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即使家无担石之储，同样喜欢追求外在的奢华生活。冯梦龙所编的民歌集《山歌》，已经可以证明苏州城里的市民妇女，有着相当强烈的面子观念。这部民歌集中，有一首名为《烧香娘娘》的民歌，其中所记就是一位苏州城里市民妇女，为了去苏州郊外的穹窿山烧香，向邻居借来各种首饰、衣服，甚至典当或卖掉部分家当，凑齐烧香旅途的旅费，进而使自己的烧香之旅风光无限。这就是面子观念在作祟。
《明代的妇女生活》 陈宝良/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3年6月 记者：明代士大夫风行“妓鞋行酒”，以今天的眼光看，固然庸俗污秽且变态，即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至少也违背了孔孟之道（儒家的礼仪规范）。那么，明代士大夫为何会蔑视礼法，如此放荡不羁？ 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饮食生活，不仅豪奢，而且放浪行骸。明初规定，文武官员不得在家挟妓饮酒。但到了宣德年间，一些大小官员在家里开宴饮酒时，“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饮酒聚会，旁边就有侍妓伺候，同样属于“挟妓饮酒”。成化年间，后府都督佥事刘清在举行家宴时，也用了“妓乐”。这是士大夫饮酒风气的一种转变，而“妓鞋行酒”就是最好的例证。 妓鞋行酒，又称“双凫杯”“金莲杯”，其实就是“鞋杯”，也即以鞋代杯。“双凫”的典故出处，一般只知王乔“飞舄”之事，事载《后汉书》卷82上《王乔传》。其实，女人绣鞋同样可以称为“双凫”，王道《双凫诗》即可为例。金莲杯的出处，是齐东昏侯妃潘玉奴“步步生莲花”之义，杨维祯称之为“金莲杯”，瞿佑有《沁园春》词，专咏此事。 以妓鞋喝酒，宋人已有先例。至元末，杨维祯拜访瞿士衡时，也是“以鞋杯行酒”。嘉靖年间，冯惟敏少负才名，但在官场并不得意，肮脏归于海滨，以文酒自相娱乐，作有《鞋杯》词，所写也是妓鞋行酒之事。从中可知，明代的士大夫中，通常会在袖中长怀一只金莲妓鞋，欠下了不少的风流债。杯置鞋中，注酒杯中，酒是“白溜溜水清”，仿佛“照见个人儿影”。常以金莲行酒，用久了难免使鞋子“半新不旧软如绵”，甚至“擦破了口圈，蹴损了底尖，跌定了根儿线”。明隆庆年间，何良俊前去苏州，在河下遇到王世贞。当天就在友人家夜宴。何良俊袖中正好带着妓女王赛玉的绣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王世贞甚是愉悦，第二天就在扇上书长歌纪之。其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金瓶梅》的作者显然深知文人中流行的这种习俗，所以在小说中也有描写西门庆“吃鞋杯耍子”的场面。 这是一种相当怪异的饮酒之俗，甚至显得有点污秽变态，却在明代的士大夫中相当流行。这是一个很值得作深层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以下两个：一是对所谓的“三寸金莲”的过分迷恋。在审美情趣上，明代士大夫大多着迷于女性的小脚，有时近乎具有一种怪癖。如崇祯朝内阁大学士周延儒的小妾，她的小脚几乎到了无法行走的地步，以至于必须靠人抱着走，故时有“抱小姐”的雅称。当然，无论是小脚，还是妓鞋行酒，无不说明士大夫借助于小脚、妓鞋这一类外在象征之物，以便长期占有女性，进而将女性视为自己的私有之物。二是明代士大夫承袭魏晋时期士人的心灵通脱之习，往往在行为上显得颇为怪诞，甚至放荡不羁。 当然，若以修养与行为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士大夫群体中显然存在着道学家与文人之别。相较而言，道学家的行为比较保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往往被礼法所束缚，时常正襟危坐，甚至行若土偶。如果想从道学家群体中去寻找“妓鞋行酒”一类的越礼之举，显然是徒劳的。而文人则不同。自古以来，即有“文人无行”与“文人轻薄”一类的说法，这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行为通常会超出礼法羁绊，进而追求一种蔑视礼法的生活。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文人不惜做出“妓鞋行酒”一类的怪癖之举，藉此引发轰动效应。 记者：明初法律对婚姻做了很多规定，例如：无论官民，“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老百姓“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其民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禁止官吏娶乐人为妻妾，“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另外，明初还禁止贵贱互通婚姻（208页）。就爱情和婚姻的本质来说，男女之情通常会逾越礼法，可以想见，这些法律很难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换言之，无论官民，肯定会想方设法逃脱这些法律的限制。那么，面对法律对个人婚姻的严格限制，明代官民在现实中是怎样做的？ 陈宝良：这个问题牵涉到以下两点：一是妻妾关系，二是伦理与情感的关系。 从明代的家庭伦理关系来看，妻妾在身份上明显存在着差异。正妻通常被视为“正室”，必须明媒正娶。正妻所生之子，具有“嫡子”的身份。正妻可以凭借丈夫与儿子的功名，得到朝廷的封赠，而后获取诸如夫人、宜人、孺人一类的诰命。正妻死后或者正妻被休，另行再娶，再娶的继室，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填房，同样具有正妻的身份，进而获得一切的荣耀与封赠。妾则不同，并非明媒正娶，不过借助“买”这种形式而获得，“纳妾”一说，无疑已经说明妾很难得到“娶”的荣耀。换句话说，妾几乎与婢女相等。此外，妾被称为“侧室”“副室”“簉室”，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偏房”。妾不是夫人，即使想提高自己的身份，被人称为“如夫人”，但终究与夫人还是隔了一层。妾所生之子，不过是“庶子”而已。尽管妾可以凭借儿子的功名而获取封赠，此即所谓的“母以子贵”，但从明代的制度规定来看，妾不能借助丈夫的功名而获得朝廷的封赠。 有意思的是，尽管明代的法律对妻妾关系有着诸多的规定，但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显然已经纳妾成风。明代俗语云：“改个号，娶个小。”说的就是读书人一旦中了进士，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改个别号，另一件事就是娶个小妾。尤为可怪的是，士大夫在纳妾行为上，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然已经突破了法律的规范：一是纳妓为妾，诸如钱谦益之于柳如是，龚鼎孳之于顾媚，冒襄之于董小宛等，无不突破了法律不许纳乐人为妾的规定；二是一些士大夫因为过分迷恋自己的小妾，通常会直接向皇帝上奏，替自己的小妾请封，以致部分小妾得以获取朝廷的封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经说过：“儒家论夫妇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这种说法同样在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中得到了部分的印证。费孝通敏锐地发现，传统中国社会很严格地把夫妇关系弄得“上床夫妻下床客”，并无真正的男女之情，于是男人开始去努力寻求与发展感情生活的其他女性对象。费孝通所谓的其他女性对象，其实就是歌妓与妾。这就是说，传统中国的夫妻情感关系的本质，即夫妻之间，伦理关系重于情感关系。可见，时至明代，丈夫与小妾之间的情感关系正在取代甚至超越家庭生活中原本已经存在的夫妻伦理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为家庭情感伦理关系的一种新趋势。换句话说，士大夫纳妾，除去子嗣、美观瞻（即图门面、好看）之外，实际上确实是在以夫妾的真情实感取代夫妻的伦理关系。 进而言之，明代士大夫的夫妻情感，充满着很多的虚情假意。只要看一下士大夫替自己妻子所写的“悼内”诗与文，尽管他们自称具有一种悼内的“同情”，但所谓的“同情”，不过是在自己妻子死后，深感失去了一个贤内助而已，而并非是对夫妻情感的留恋。明代山东的文人士大夫李开先，悼内诗、文写的最多，但他所纳的妾也堪称成群，这已经证明了文人士大夫将移情别恋视为家常便饭。反观民间百姓，男女之间却更多地具有“生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样的真情。我们只要看一下在晚明流行一时的民歌，从中就不难发现妇女性情生活的真实面貌。 记者：《大明风华》206页写到，明初民间婚姻中聘礼只有牛、猪、羊、花红、布帛等物，万历之后，渐改用银钱金玉，聘礼的这种变化，南方城市大于北方城市。这种变化是因为明朝的经济中心主要分布在南方城市吗？ 陈宝良：说到明代民间婚俗中的聘礼，不能不提到“茶礼”。如在北京，大体为先选吉日，前去相亲，留下簪花、戒指、巾帕之类，表示婚姻之意。然后行小茶礼。民间聘妇，必须使用茶礼。为何如此？这是因为，凡是茶树，多不能移植，一旦移植，茶树即死，所以必须用茶子下种。为此，民间聘妇，使用茶礼。茶礼之俗，显然是取其“从一”之义。明代民间女子受聘，称为“吃茶”，又男方行聘也以茶为礼，均取此义。 一般认为，婚姻论财，是夷虏之道。不过，在明代民间婚礼中，婚姻论财却极为风行。大体说来，明代民间婚礼中的聘礼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从全国来看，受奢侈之风的影响，聘礼日渐丰厚。如顺德府，婚姻纳聘，旧时只有牛、猪、羊、花红、布帛等物，仍不失荆布之意。自万历以后，渐改用银钱、金玉。二是相对而言，聘礼的变化，南方大于北方。虽然北方民间的婚姻礼仪不尽符合古礼，但先民遗意犹存。南方则不同，婚姻只讲究金钱，尤以江南为甚。 至于其中的原因，概括起来说，有下面两个：一是婚礼论财，这无疑是为了迎合装饰门面的虚荣心理。在民间婚姻风俗中，所崇尚者，专是附势图财，而善恶、尊卑，反而全然不顾。即使聘定嫁娶，还是最看重“以茶礼、妆奁迎于街路，以夸富盛”。有些富家，聘礼妆奁更是以富厚相尚，里俗仿效，中产之家也不惜取息鬻产，用来装饰门面，甚至有的家庭凭妆奁厚薄作青白眼。二是自唐代以来，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乃至生活水平，明显超越北方。随着经济的商业化与城市化，崇尚虚夸的心理渐渐滋长。就婚嫁而论，江南人家比北方更具雄厚的经济实力，且更有图脸面的虚夸心理。在明代，江南的溺女之风尤其兴盛，这除了重男轻女的意识之外，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厚嫁之风，使当地庶民百姓不堪重负，不得不行溺女这一下策。
中国的社与会（修订本）陈宝良/著 记者：万历以后聘礼主要是银钱金玉，对于底层民众显然也是不小的负担。那么，没钱娶不起妻子的人在城市多不多？是否普遍？ 陈宝良：正如前面所述，婚姻论财或厚嫁之风，对于上层的士大夫或富厚之家来说，可能并不会造成多少影响。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往往必须卖掉自己的田地、房屋一类的家产，才能凑齐聘礼或嫁妆。至于底层的庶民百姓，因为不堪嫁妆的负担，更是只能采取溺女这样的无情之举。可见，婚姻论财，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恶俗。 至于明代城市中，因婚姻论财或厚嫁而导致没钱娶妻，进而沦为单身的光棍汉，其数量的多少，限于史料的匮乏，很难在这里提供一个计量学方面的统计数字。不过，就世俗的常情而论，一则因为家中贫穷，二则因为受到聘礼的压力，因此导致下层民众难以娶妻的现象应该是存在的，而且这种现象也有日趋严重化的趋势。譬如在北京城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风流汉”“叫花子”群体，其中大多就是没有娶妻过正常家庭生活的人。此外，明代民间存在的一些奇怪的婚俗，诸如“弟收兄嫂”（即小叔子娶已寡的嫂子），兄弟合娶一妻，男子入赘女家而成为进舍女婿，亡夫的寡妇“招婿养老”，等等，显然也是男子难以娶妻的间接反映。 记者：众所周知，明朝在大部分时间都实施禁海，明廷官方在很长时间用朝贡垄断了国际贸易。这种闭关锁国，对明朝人的城市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禁海和开海期间，明朝人的城市生活有何区别？ 陈宝良：说到明代的海禁政策，必须消除一个偏见，即误认为明代没有繁荣的海上贸易。其实并非如此。明太祖固然倡导“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或者说在历史的演进历程中，呈现出来的恰好是“农商并重”的事实。正因为此，才导致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城市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海禁政策大抵也是如此。所谓“片板不许下海”，仅仅短暂存在于明初，中期以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与福建闽南乃至浙江的海上粮食贸易，发展的程度很是令人瞩目。尤其是对外的私人走私贸易，更是蓬勃兴盛。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的“番银”输入中国，进而引发了白银货币化。这就是说，明代朝廷一度实行过海禁政策，但决不可因此认定明朝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 至于明代官方的朝贡贸易体系，固然存在缺乏经济核算或不计贸易成本的因素，但随之建立起来的东亚贸易圈，正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言，所产生的区域性的意义，决不可加以忽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代的士大夫尤其是江南的士大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但具有独特的眼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前瞻视野。在晚明的士大夫群体中，如夏言、庞尚鹏、唐枢、许孚远、张瀚等人，无不主张开海禁，通互市，行番舶，这种对海上贸易意义的重视，无疑与当时的全球化贸易是相应的。 无论是禁海，还是开禁，明代的海外贸易一直存在，且对城市生活产生影响。所不同的是，这种影响有大小之别。当禁海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当开海禁后，因为海上贸易的长足发展，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较大。海外贸易对城市生活最为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是大量丝织品、瓷器的外运，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大量来自东、西洋物品的输入，丰富了城市民众的生活。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陈宝良/著 谭徐锋工作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记者：《大明风华》311-316页显示，朱元璋认为，只有礼才能抑制私欲膨胀，所以他在生活中相当克己。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和明熹宗朱由校都是奇葩。朱元璋肯定是希望权力在他的后代中代代沿袭，那么，朱元璋的《永鉴录》《御制纪非录》《皇命祖训》等等为什么没起作用？ 陈宝良：明代的皇帝，从开国君主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既有共同点，又存在着差异，诸如明太祖的勤政俭朴，明武宗的淫佚好武，明世宗的崇尚焚修，明熹宗的荒诞不经。一旦戴上平天冠，势必意味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理论上说，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不过，由于儒家士大夫通过经筵与正常的言论系统，可以对皇帝的出格行为加以有效的制约，再加之明代诸帝内具的性格各异，势必导致他们的生活旨趣与生活样式也各不相同。 仔细考察明太祖朱元璋的生活，大抵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勤于政事，二是生活素朴。明太祖治事，常常以勤勉自励。他认为，治理天下，首先必须“无逸”，即不贪图安逸，然后才能享受真正的逸乐。在个人的治身之道方面，他对个人的私欲尤其反感，甚至深恶而痛疾之。有一次，他在华盖殿上朝，与侍臣讨论治身之道。他说：“人的祸害没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不仅仅是指男女、饮食、服御这些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东西，都是私欲。然而只有礼才能抑制私欲的膨胀。先王制定了礼，就是用来防止私欲的。礼废弃不行，那么私欲就放肆了。作为君主，废礼纵欲，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作为臣子，废礼纵欲，就会给家庭带来祸害。所以遵循礼制行事，可以减少过失，若纵欲放肆而行，必定会带来灭身之祸。” 皇帝的生活，其实也离不开美色与饮食两者。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明太祖确实有一套很好的持身之道。从色欲方面来看，太祖既无优伶近狎，又不酣歌夜饮。正宫皇后无自纵之权，妃嫔也没有过分的宠幸。他只是以乾清宫为正寝，后妃的宫院，各有其所，每晚必是按照顺序进御。从饮食方面来看，整个皇族的早晚常膳，包括内宫、东宫、亲王，每月所用，大体上是羊一二十只，猪二三十口，鹅约200多只，杂鸡约用300多只，鸭约用四五十只，再加上夏天所用一些鱼鲜之物。与明代中期以后皇宫饮食生活相比，这已是相当俭朴了。 与明太祖的生活正好相反，明武宗、明熹宗则完全沉溺于享受而不理朝政。简单地说，明武宗的生活内容，主要体现为好武、斗鸡、打毬、造豹房、嗜酒、延番师讲经。 明武宗此人，一生嗜酒成癖，经常以杯杓自随。左右使者趁其酒醉，方便行事，所以常常预备着酒瓶、酒罐之类，等到他醒后，再将美酒进奉。明武宗又好猎色，当他听说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于阴道秘术，于是就将他召入“豹房”。于永是色目人，向武宗进言，说是回回女皙润而嫅粲，胜过中土妇女。为此，武宗下诏索要擅长西域舞的回回女12人，在豹房里歌舞达旦。武宗一生游戏成性。他别构离宫，筑宫殿数层，另外在两厢造密室，勾连栉列，称为“豹房”。 明熹宗在玩的方面兴趣相当广泛，不过最喜欢的还是做木匠活。熹宗好亲手制造漆器、砚床、梳匣之类，全用五彩装饰，工巧妙丽，出人意表。有时高兴了，他还让太监将这些木器拿到宫外卖钱。如熹宗亲自制作了护灯小屏八幅，上面手刻寒鹊争梅之戏。他让小太监将它卖掉，并说这是“御制之物”，必须卖出1万两银子。第二天，如数奏进，龙颜大悦。每当他做木匠活最得意时，有急切奏疏进来，奏请定夺。他就命识字女官朗诵官职、姓名、硃语。朗诵刚毕，就下谕太监王体乾辈说：“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除木匠活之外，明熹宗一生喜好众多，甚至见到什么喜欢什么，诸如骏马、山水、走马之戏、上树逮鸟、捉迷藏、玩冰床，等等。唯一的例外，就是并不好色。明熹宗不好女色，夜宴既毕，就陈设种种杂戏，至宵分时刻就枕。所以宫词说：“六宫深锁万妖娆，多半韶华怨里消。”这应该是当时后宫生活的实录。 同样是皇帝，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势必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与治国实践。明太祖是创业之君，马上得天下，知道江山来之不易，所以勤勉治国，以此作为子孙后代的表率，并通过修撰并颁布《永鉴录》《御制纪非录》《皇命祖训》诸书，藉此告诫自己的子孙，希望将自己的江山传之万代而不替。明武宗、明熹宗，从小生活在深宫中，虽接受了很好的儒家教育，但终究不知创业的艰难，再加之生性贪玩，身边又缺乏精通儒学的辅弼之臣，多是像刘瑾、魏忠贤一类的太监小人，所以容易走向游嬉而不勤政一路。 记者：《大明风华》中写道，朱元璋的后代繁衍过多，而且形成了一个享受特权的阶层，这些朱家人后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据侯家驹先生《中国经济史》（下册，新星出版社657-658页）载，明朝宫廷支出至少约367万两，约等于国家岁入。但是宗禄约853万石，而天下供京师之田赋只有400万石。军事支出和皇家支出，都超过明廷岁入很多，而明帝不愿拨内帑，因此只有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其中，最典型的是明神宗朱翊钧，为了搜刮财富，派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劫掠，这对全国各地城市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激变良民）？ 陈宝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世代繁衍，宗室成员的数目日趋膨胀，已成为明代一个巨大的寄生阶层。明朝廷设置了专门的宗人府，负责管理宗室成员的事务。每当有朱姓子孙出生，就会被登录在《天潢玉牒》中。《玉牒》就是皇家的家谱。而宗室成员触犯国家的法律，经宗人府审实以后，就会被发配到凤阳的“高墙”内禁锢。 这些宗室成员，无论是亲王、郡王，还是各类将军，借着“天潢”的名头，开始在社会上四处活动：有的结交当地官府，包揽讼事；有的饮酒赋诗，开设书院，建造园林，附庸风雅；有的干脆在社会上闲逛，整日无所事事，而且与一帮地棍打得火热，行同无赖。 大体说来，明朝的诸王分封制度，在初期曾造成了宗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对皇权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自明代中期以后，因为朝廷的削藩政策，使大部分宗室成员对政治失去兴趣，转而热衷于娶妾生子，求田问舍，导致宗室人口的膨胀。明人王宗沐言，至万历初，宗藩人口，“且数十倍于旧矣”。可见，宗藩人口已是相当惊人。至万历二十九年（1611），宗藩人口达到313712人。至天启六年（1626），更是达到了627424人。 宗室人口一多，随之给明朝廷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曾将岁供京师之粮与王府禄米支出作了如下对比：天下岁供京师粮食，每年400万石，而诸府禄米支出就达853万石之巨。即以山西一省为例，存留粮仅152万石，而宗禄支出却多达312万石；又如河南，一省的存留粮不过84万石，而宗禄所需达192万石。可见，在山西、河南两省，即使将存留粮全部供给王府岁禄，还不足禄米之半。而天下供给京师的粮食，还不及宗室禄米的一半。由此可见，宗藩岁禄确已成为明代中期以后朝廷的沉重负担。 宗室人口的激增，不仅仅限于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更有甚者，宗室成员尤其是藩王借助奏乞、赐予等手段，占据数量惊人的庄田，如明世宗的儿子景王、明穆宗的儿子潞王，各自占有的庄田竟然高达4万顷。除了奏讨、钦赐之外，宗室成员还侵夺民田，将土地慢慢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明代末年，分封在河南的藩王最为横行，开封城中宗室就有72家田产，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至于明神宗朱翊钧，更是极其贪婪，在太监群小的鼓动下，派出大量的矿监税使，与地方争利，进而扰乱地方社会与经济，随之“激变良民”，引发社会极大的动荡。 由此看来，尽管明朝覆亡具有多重的原因，但藩王侵夺民间百姓土地，以及明神宗与民间争利，无不使百姓失去生存的根本，最终导致他们揭竿而起。照理说来，宗子维城，宗室理应成为王朝权力的最大藩篱，而事实却是，宗室最后反而成为王朝权力长城的毁灭者。这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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