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汉口旧时的茶砖厂，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汉口开埠后俄商在汉开办的顺丰、阜昌、新泰三家机器茶砖厂。但一直有四大茶砖厂之说，具体是哪一家，有说是俄商百昌、源泰，也有说英商或中商，没有定认。要么与四大俄国茶商混淆，要么没有厘清人工与机器制茶，要么语焉不详。近来查阅一些民国资料和老地图，发现汉口确有一家中国茶商所办机器茶砖厂存在。 清末由于印度、锡兰等地茶叶的兴起，华茶市场出现经营危机，出口产值逐年递减。主要原因是前者使用机器制茶，中国则是仍采用传统手工方式制茶。为了缓解华茶出口危机，倡导创办华资机器制茶企业便被提上了议程。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曾设两湖制茶公司，筹办官督商办机器茶厂。唐翘卿的谦顺安茶栈也曾购买机器制茶。这些尝试要么还存在于试点，要么未形成规模。
上世纪30年代地图上的兴商茶厂 唐寿勋和唐朗山等广东茶商开办于硚口的汉口兴商茶砖股份有限公司及茶厂，其规模、产量、开办时长并不比俄商茶厂逊色多少，足堪称汉口第四大茶砖厂。这家茶厂不知怎么原因，后来很少被人提及而渐渐淡忘。 日本领事水野幸吉1907年所著的《中国中部亊情：汉口》上说“现今,在玉带门外，还有中国广东商人所办的砖茶厂(广东兴商公司)，占地1,600方,其加工机械由英国进口，职工人数700人，预计在1907年产茶季节投入运营,产量为每天生产72箱(每箱装100片砖茶)。” 1915年的《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6期上由陶企农撰写的《调查皖苏浙鄂茶务》有详细介绍“汉口茶业有六帮……，茶栈除山西帮长盛川、湖北帮彝兴栈及广东帮之兴商公司三家常年开设外，其余则春来秋去。” “兴商公司则专制茶砖，销俄国及蒙古。砖茶尚有三种，一老茶砖，一小茶砖，一米茶砖，纯用机器制造。该公司成本为二十二万，常年经费一万二千，机器三部，采办湖北羊楼洞之茶为原料，不足则以各山之茶辅之，厂中规模甚大，自来水、电灯机均自开。开关机一部用工三百，用煤十吨。若三部齐开，只需人工七百，煤十四吨，愈多则愈合算。老砖每箱四十五块，值银十四、五两，小砖及米砖每箱八十块，值银十六两。砖之优劣，以头之两三分等差。装箱时以粗细纸包二层，置篾箱中，以篾箍筋，售与俄人及蒙古。俄复以此运至他处，每箱可获利三十两左右云”。
兴商茶厂股票 1929年的《商业月报》第9卷第4期《汉口国货工厂之最近调查》中透露，公司性质为私人合资，资本国币五十万元，经理为唐朗山。原料红绿茶叶由湘鄂购进，销往东西各国。使用机器压茶机，每日四百箱。有技术男工二百人，工作时间上午四时至下午四时，每人月支六十元。有浴室、食堂、更衣室、厕所，提供自来水、医药，负伤酌给调养费，死亡抚恤三十元等。 民国时期茶检验专家戴啸洲在1933年《检验年刊》第2期上刊登的《汉口之茶砖制造业》一文中也提到兴商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至一九零八年，始有我国钜商黄唐诸氏，集资五十万元，组织兴商茶砖公司，自建厂于汉皋市西之桥口，规模亦甚宏大，堪与外商抗衡。在苏俄革命俄商停业之际，该厂乘机锐意经营，在此数年间，获利颇丰。民十八中俄绝交，销路顿绝，几无营业之可言，有之亦不过代客制造一些包货而已，良可慨也”。制造青、红砖茶，商标兴字等。
1951年地图，兴商茶厂以为被服厂取代 1933年《武汉指南》武汉之工厂中关于兴商有二个地址，硚口路负责人为唐保山，湖南街（今胜利街）为黄浩芸，胜利街地址的用途现在还不明确，是否为市内办事机构还待新的资料出现。 1910年劝业公所《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明确称汉口机制茶砖厂有四，除提到顺丰、阜昌、新泰外，并说兴商开办已四年，年压五万箱至十二万箱。并附历年出口数。 1934年湖北省《调查与统计》第一期《汉口销俄华茶调查》也指出：“查汉口市白俄经营之茶砖厂，有新太，顺丰，阜昌三家，华人经营者，仅兴商一家”。该厂产品在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上，获得一等奖。《夏口县志·实业志》，也记录了兴商公司的茶砖获1910南洋博览会“一等赤金牌奖”和20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一等金牌奖”的情况。 1934年前后，勐海普洱茶在普洱茶界的兴起时，著名学者李拂一先生为了求证茶叶的品质，曾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成“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君代为化验，得到结果是佛海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这也证明了兴商茶厂是汉口第四家茶砖厂，是国人投资兴建的唯一一家与三大俄商砖茶厂抗衡的茶砖厂，在全国亦是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中国茶叶近代企业。 关于兴商茶厂的创立者和晚清旅汉粤商活动。《江汉论坛》2022年第11期中朱英和钟元泽所写“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中有较深入的研究。“兴商”初设于湖北羊楼洞茶区，后由唐朗山于1906年迁至汉口玉带门，公司附设机器砖茶厂。该公司为避免中国官员过度勒索，对外挂英商协和洋行招牌，实行统购包销之策，凡兴商所出之货皆由协和包销，协和所有生意，亦专由兴商包做，专售俄国及中国西北、蒙古一带。这或许是“英商”由来，但公司并无外资，股东以本国人为限，倘有抵押或转售与非本国人者，其股票息折作废。 唐寿勋和唐朗山是叔侄，1865年开设的汉口麦加利银行聘广东香山人唐寿勋为首席买办。唐寿勋为中国近代早期民族工业家唐廷枢的族弟，在麦加利银行任职长达20余年，积聚大批财产。唐朗山原即在汉口开设了厚生祥茶栈、惠生花香栈，后继承唐寿勋买办职务和部分财产，堪为当时汉口粤商巨富。在英商陆续退出华茶市场后，于1907年在汉口开办兴商茶砖厂。在国内机器制茶并未大范围普及的情况下，唐氏等旅汉粤商却在汉口开风气之先，当属同业先例。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应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到武汉视察。1912年4月11日上午，孙中山过汉口，出席民社、自由党、社会党等武汉l5团体组织的欢迎会，会场设在河街熙泰昌茶栈。而熙泰昌茶栈也是香山茶商韦紫封所创办，韦还是俄商汉口顺丰洋行买办。后其子韦捷成（韦应南）继承买办之职，侄韦咏三（韦应棠）继承了熙泰昌茶栈。能作为汉口孙中山欢迎会场所，应有同乡考虑，但也说明广东旅汉茶商的财力及其政商影响力。 对晚清汉口等地的中国茶商研究，主要以晋商、徽商为主，却忽略了对粤商的探讨。这与粤商在汉口茶叶贸易中的作用和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的贡献是不相等的。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山西帮、广东帮、江西帮、湖南帮、安徽帮、湖北帮，“茶叶六帮”之首。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并创建组织了以广东茶商为主的汉口茶业公所。 五口通商初期，粤商乃分赴湘鄂皖赣闽等省茶区从事制茶、购销、经营茶山等活动。茶业迅速成为晚清旅汉粤商的主要经营行业之一。大量旅汉广东茶栈坐商的出现，使粤籍茶商在汉口的实力不断扩展。1861年前后，先行在上海站稳脚跟的粤商随外国洋行溯江而上，以汉口为中心发展转口贸易，茶叶乃重要商品之一。
汉口岭南会馆 粤商在汉口设立最大同乡会馆是岭南会馆，也称广东会馆。为南海、番禺、新会、顺德四邑所建。此外还有韩江别墅、潮嘉会馆、香山会馆等。至1905年，粵帮在汉商民以香山人为最多。 粤帮为晚清汉口茶业之魁首，是因为进入汉口的英商与其合作最为密切，他们的茶叶运输主要通过粤商贩运至上海，这一便利使得更多的汉口茶叶是由粤商控制的，即使后来英国人因印度和锡兰茶而放弃华茶市场，粤商在外贸上仍占据重要地位。 在汉口的买办群中，粤籍和宁波籍买办最为活跃，势力也最大，外商完全依靠他们协助。汉口比较著名的广帮茶栈负责人一般身兼栈东和通事（买办）二职。创设于同治七年的汉口茶业公所首任主席是广东香山人盛世丰（一作盛恒山），其创办之汉口鸿遇顺茶栈亦名著一时，他本身就是英商宝顺洋行买办。 唐翘卿，系英商汇丰银行买办、怡和洋行买办。1867年他在九江设立谦慎安（一作谦顺安）茶栈，后在汉口设分号。1916年，与唐季珊将汉口、九江、上海等处茶栈合并成立对外的华茶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规模宏大的跨国茶业公司。 邓纪常，又名邓奇勋，汉口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广东南海人，当时外国人撰写的《商埠志》称其为汉口租界内权势最大的买办。 汉口怡和洋行的总买办是广东南海人陈修梅，其侄陈仙洲后继任其职，成为民国时期汉口粤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即使是当时的俄国商人，因为粤籍买办直接与外商交易所形成的规则。也不得不聘请华人买办以及依靠粤商收购茶叶。 俄商在湖北羊楼洞最盛时的光绪年间，当地惠昌、新泰、顺丰、阜昌、兴商等五大家。除了兴商为粤商独资外，其余四家俄商均使用粤籍买办。1889年冬，俄商阜昌洋行聘任粤商唐瑞芝为买办。原来阜昌收买头春茶“尚不及（汉口）英商十之一、二。由于唐氏的活动，阜昌洋行率先压倒并反超英商，唐氏也因此致富，荣膺“茶王”之名。 1899年汉口商务局中14位总董，粤商买办占了5席。分别为英商汇丰银行的邓奇勋（邓纪常）、俄商顺丰洋行的韦尚文（韦紫封）、大德糖栈的陈其欣、英商太古洋行的张德明（张寅宾）、茶业公司的文虎卿（文国华）。除潮州糖商陈其欣外，其余四个均涉及华茶出口贸易。 汉口茶业公所第二任主席、太古洋行买办张德明是广东番禺人，他在1872—1883年领导汉口茶业公所发起了一系列有关规范中外茶叶贸易的强制性措施。1883年发生所谓联合抵制售茶事件，英商拒绝茶样标价，张寅宾与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郓彦琦单方面宣布暂停交易，迫使英商配合执行1886年再次发起抵制拒绝执行仲裁之英商威尔士洋行的活动。1886—1887年，又两度与官府协商减税成功。
记载兴商的部分晚清民国资料 晚清汉口粤帮非常注重以沪、汉两埠的互动和配合，控制着上海与汉口之间的华茶贸易。早期招商局各分局的商董几乎清一色为粤商所包揽，如汉口分局首任会办为香山刘绍宗（刘述庭）、第二任为南海唐凤墀（唐德熙）、第三任为番禺张寅宾（张德明）。招商汉局会办之职是粤帮与官场、与外商博弈的重要砝码，也是汉口茶业公所的有效助力。 晚清旅汉粤商并不局限于此。还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如韦紫封、韦应南、邓纪常集资80万两组成应昌股份公司承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唐瑞芝族弟汉口英商新大信茶行买办的唐理修创办广益机制砖瓦公司等。在汉口房屋、土地进行投资建设方面，韦紫封置办了笃安里、管记里（今坤厚里），张忠樵、卓剑辉、梁荣昆等人于清末合资建设楚善里等等。 兴商茶厂位于硚口路西侧，现为越秀房地产开发用地。从1909年日本《汉口全图》到1949年万无瑕《最近武阳汉市街详图》，多张老地图均标注于此。但茶厂的生产活动恐在汉口沦陷前已停止。 《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书中转载了汉口聚兴诚银行1939年年底的一份周报《汉阳福和厂榨油机件租与三井洋行营业，兴商茶砖公司无复营业希望》中谈到兴商茶砖公司，“该公司系专制红茶砖块,销售俄国,往年出口多系就汉售与俄商协助会由平汉车运或长江输运出口。兹因事变以后，俄商已撤销,平汉、长江两线均属梗阻，而来自湖南之茶叶原料亦不能运汉，来源、销路均无办法,故该公司目前无复业之希望。汉行所存该公司之股票计票面额为三千元。兹因总行询问该公司之近况，故已照情具复矣。” 《民国三十年（1941）汉口特别市公、私工厂状况调查表》显示当时兴商负责人为黄诰芸，工厂设备机件大部散失，现由山东省部队改为被服厂。此时兴商茶厂厂址已被日伪占为军用被服厂了。 1945年12月，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电令已在汉口的湖北麻织厂厂长田镇瀛，接收日军被服厂，任军政部武汉被服厂厂长。在1946年出版的《新武汉指南》第四辑“机关社团”类别中有如下记载：“国防部武汉被服厂厂长田振（镇）瀛”，是为佐证。田镇瀛就是“人文武汉”志愿者成员田联申先生的父亲。该厂后改联勤总部武汉被服厂总厂。 1947年，市面物价飞涨，工人生活困难，便向厂方要求提高待遇，双方冲突不断升级。11月7日，时厂长徐福海指使厂警队开枪，打死了工人丁海泉、蔡绍仪。惨案发生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被服厂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工人一直开展斗争。 武汉解放后被服厂由中南军区后勤部接管，成立被服总厂，编为军需二0一工厂。约经4年迁建(注：201厂迁解放大道，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三五〇六工厂），留下300余人作为附属加工科，后编为军需二0二工厂，1954年转为地方国营，初与武汉棉织厂合并改名武汉织造厂，不久武汉棉织厂分出。1958年，烈军属缝纫厂、大桥内衣呢绒服装厂等并入，更名武汉服装厂。有名的大桥牌男衬衫就是该厂生产的。1986年，武汉棉织厂、武汉装饰布印染厂再行合并，成立武汉床单总厂。也生产出东湖牌印花床单等汉货精品。 关于兴商的后续，曾撰写《近代汉口茶叶对外贸易》的张笃勤教授向笔者提供武汉档案馆编辑《茶档》一书中转载的部分资料，反映了战乱中的旧中国民族企业的挣扎与无奈。 1941年7月居住在咸安坊启昌里4号的黄诰芸向伪汉口市呈请发还被抢夺的厂存锅炉、压砖机、汽管、压砖铁斗等物。伪政府以事关军亊，未便交涉直接拒绝，伪政府连向日军交涉都不敢。 抗战胜利后，1947年11月兴商以设在黄兴路天福里新三号办事处名义，要求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参予日本第一批赔偿机器分配，以便恢复。又被以赔偿物资大部拨充军用，待有机会而不了了之。 汉口被誉为东方茶港，山陕、徽州、两湖及粤赣茶商开拓商贸。英国、俄罗斯及各国商人相继而至，在此谱写茶叶传奇。进入机器时代，以兴商为代表的中国茶企，锐意进取，鼎立于斯，应有所彰表，更不能遗忘。 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 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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