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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风 古代中国文明的起点集中在西部，尤其是黄河干流经过的几个省。早期几个文明遗址也集中在这些省份。所以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沿黄河东西相争是主流模式。 夏朝建立时，这一模式的雏形就已经显现。部落联盟推举的大禹继承人伯益就属于东部部族的代表。夏朝建立后，一度夺取夏朝江山的有穷氏部族也属于东部夷人系统。 但夏朝的势力范围集中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按现在的地理板块应该属于中部地区地区，而不是西部。商灭夏基本也属于这一范畴，某种程度上属于东部部族与占据中原的夏朝廷的对抗，与春秋战国时秦与山东诸侯的较量差异很大，算不上真正意义上东西相争。  直到周人的崛起，并形成对商的实际威胁，这种东西政治势力的比拼才正式进入中国历史的范畴，并成为接下来一千多年中国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为最早登场的西部强权，周的起源与商一样充满了传奇。商的始祖契和周的始祖后稷都是母亲感神迹而孕育出来的孩子。不过这种传奇充满神话色彩，与世界很多民族的起源产说类似。 但后稷的名称很能说明问题，稷在中国古代是农神的意思，后则是早期对最高的统治的称呼，能用这个名字说明一点：周人的这位始祖是农业方面的大拿。周也是一个擅长农业的部族，这也造成了周与商最大差异。  一般认为，周与商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周对商的文化尽可能的学习与吸收，甚至周人与商之间还有联姻。但以农业为主的周人，把人视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类似商朝那种大规模的人牲、人祭现象，在周人那里是比较少见的。这也为后来周灭商的时候，商朝几乎被周边各部族群殴的原因所在——祭祀所需要的人很多来自于周边部族，是通过战争获得的。 1984年和1999年，殷墟出土的青铜甗都发现了蒸煮的头颅。经过考古学家的测定，其中一具头颅来自于现在安徽六安地区的以为一位贵族少女。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淮夷诸部落。类似的情况在殷墟时有发现。 这些受害中最多的是来自西部的羌人（来自西部的游牧族群，不限于现在的羌族，而是诸多西部族群的统称）。被认为是商朝中兴之主的武丁在位期间几乎没过两天就会把一个人用于祭祀，称之为“用羌”而这只是日常操作，大型活动中的人祭行为的受害者只会更多。  铜刀 这一点商人与南美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类似，几乎得罪了周边所有的部族，为后来的覆灭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周人颠覆商的计划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的。《诗经》中有一首诗显示周太王就已经有翦灭商朝的计划，但这种计划更多只是想象，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有点像江户幕府时期，长州藩毛利家新年的誓言似的，更多是一种心理安慰。毕竟当时的周人实力有限，连周边的一些小部族都无力吞并。 真正采取行动则到姬昌，也就是后世传颂的周文王成为周人首领的时候。这一时期，周人成为商人的西伯，名义上成为西部方国的领袖。史籍记载，文王成为西伯侯，大力推行仁政，赢得不少部族和方国的支持。  周人的实力发展引起了商的关注，作为国君的帝辛（也就是纣王）曾将文王囚禁于羑里。周人通过各种手段，甚至向纣王的臣子行贿才使文王获释。《封神榜》中，文王长子伯邑考的悲惨遭遇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也让周人，或者说文王本人在内心深处彻底与商决裂。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回到故国后，文王消灭周边依然服从于殷商的方国，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创造条件。他首先消灭了泾河、渭河上有的密须、阮、共等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向东发展，越过黄河消灭黎、邗等国，在今山西南部、河南东部埋下了钉子，解决了侧翼的威胁。慑于周人实力的快速增长，黄河以东的虞、芮等小国也归附了周文王，周人的触角开始深入殷商的中心地带。 这时候，整个西部只有渭河南岸的崇国依然与周人敌对。崇国是大禹父亲鲧的封国，最早在今河南登封一带，后来迁入关中地区。历史悠久的崇国也有着不错的实力，作为周人在关中地区的主要竞争者，估计两家为争夺资源没少在战场上相遇。这样一个劲敌在旁，周人不可能安心东进。 于是乎消灭崇国，就成为了周人的必选项。更诛心的是，文王在击败这个对手后，在其故地营建了新都丰邑，成为策划灭商的大本营。 此时文王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灭商大业只能交给儿子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周边主要的敌对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后顾之忧、侧翼威胁也被剪除，武王的未来的东进之路会顺畅得多。  周武王 除此之外，文王还给武王留下一件遗产——西南部族的支持。有史籍记载，文王受商纣的命令，管理长江、汉水沿岸的诸侯。但事实上，周文王时代还做不到这一点。 但周人与这些地方小国有联系。后来参与讨伐殷商的三千虎贲就来自于今重庆、鄂西、以及四川部分地区的巴人，一个信奉白虎神、好战且善战的族群！而且周人的队伍不只有巴人，还有其他西部族群的参与，可以说是西部各家实力共同清算与殷商几百年恩仇的大会集。  武王继承了文王的志向，继续蚕食殷商的势力范围。而在大邑商看来，周人依然是那个蜗居在西部的小小“戎”族，并不能构成致命的威胁。直到周武王大军直指朝歌城的时候，殷商军队的主力依然在东部与东夷部族打生打死。 周武王在位的第十一年，周人终于发起了对商的终极决战。这次的军队有5万人左右，既有周军，也有其他诸侯和西南、西北的族群参与。这支以西部诸侯和部族为主的队伍，没有经历《封神榜》中那种过关斩将的艰苦战斗，而是在孟津顺利渡过黄河。  毕竟当时的中国人口稀少，几个主要文明中心之间存在大片的无人地带，后来隔断关中与山东六国的函谷关、武关此时还不存在，黄河可能是殷商少数可以依赖的天然屏障。可惜殷商没有注意到周人的行动。 度过黄河的大军在牧野誓师，声讨纣王的种种罪恶：暴虐人民、仇视贤士、宠信佞臣……可以说是十恶不赦。这样的文书在中国历史上不算少数，但真实性有待商榷。面对周人为首的联军，商王纣没有选择固守坚城的策略，而是临时征发一只军队前往迎敌。在常备军极为有限的时代，这样没有什么大问题，更何况他的军队规模远胜于对手。  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殷商嫡系部队的主力此时并不在都城，无法在关键时刻填补战线。更重要的是，这支大军的主力是奴隶，是商人从周边掠夺而来的奴隶，不仅要承担艰苦的劳作，还随时可能作为祭祀的贡品而失去生命。这样的军队本就忠诚度堪忧，对面而来的军队却可能是他们的亲友，至少不会是敌人。 结果就是这支临时组建的商军在前线反戈一击，引导周军攻入都城，商纣王在鹿台自焚而亡，商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随之终结。哪怕此时商朝在其他地方还有相当的实力，主力大军也有反攻的实力与可能。  事实上，周人对商朝势力的反扑还是警惕性十足的，为此采取了不少的措施。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就退出了原本属于商的领地，而是把商纣王的儿子封于商朝故地。为了防止商人的报复，武王还把自己的几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封在周边监视商朝残余势力。 直到三监之乱彻底平定，周人才真正确立了对殷商势力的优势，即便如此周人也不敢或者没有实力彻底消灭殷商部族，只能册封纣王的庶兄微子于宋，延续殷商的祭祀。 正是由于不够强势，周朝为了保障权力的顺利交接，避免类似斩首行动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确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  商朝武士 中国政治生态从此改写，殷商那种神权为尊的政治结构瓦解，从此再也没有在中国成为主流。与之相对，西周的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对后世影响重大，并在之后的朝代不断完善，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借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殷商与西周的交替也可以称之为“殷周革命”，中国的政治生态彻底变革，王朝的神圣性也随之不复存在。任何朝代只要政策无法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被推翻，千古不变的统治家族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文明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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