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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三中,永远的校长 ■孟繁峰 2008年4月8日是吴震校长逝世周年的日子。自1959年至1976年,作为他的学生、“棚友”，我们同在石家庄三中相处达17年之久。此后，落实政策将他调离才告分手。然而直到他94高龄的生命终点，我也始终未离开他那慈祥的眷顾。烽火岁月,他的英姿我不及得见;受教终身，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相知。“一生清正廉洁，……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吴震同志生平》中对他的评价，在深深地引起我共鸣的同时，却总觉得还欠缺一些涵盖他在三中掌教育人以致成为三中化身的史实。因以回忆，权代周年纪念。 一 吴校长原名许树德，1914年2月出生于保定南关一个贫苦人家。幼年家遭变故，以孤儿送人北京香山慈幼院，读至高中机械科。1939年,先入胡乔木主持的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后经延安到成仿吾校长的阜平华北联大学习，并任学员分队长。1958年以优秀的成绩结业于北京国家教育管理学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社任会计、秘书、供给股长、材料科长。石家庄解放前夕被抽调参与创办《新石门日报》，担任定名为《石家庄日报》报社的经理、副社长兼经理。是被誉为“与《人民日报》同根同源，关内第一张城市党报”的奠基者之一。 自1956年9月至1983年12月的27年间，他一直工作在河北省教育界。除最后7年先是短暂出任市二十三中副书记、革委会主任，1977年底上调省文办，省高教局做后勤组长、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外，前20年的时间全部付之三中。他离开三中时间不长，1980年三中也被撤销，原址由市教研室、市教委、市教育学院、市师范学校等多个单位分占。如今，这些单位也已先后迁撤，三中的原建筑则早已拆除净尽，一并成为历史。 坐落于今正东路10号的原石家庄三中，其南门开在解放路(今中山路)北，位置同路南的休门长春街北口斜向相对。当石家庄发展成五六万人口的华北重镇时，1925年北洋政府指令设立石门市，脱离获鹿县管辖，在其区域内施行市自治制。这是石家庄建市的起始。证之《石家庄市教育志》等资料，1925年省立七中(正定中学)教师魏景周在上述背景下来石创办“石门鹿泉中学”。1929年夏，市商会筹资，由大学毕业的周慎之律师出任校长，在迫于经费不逮而停办的石门鹿泉中学再次开办私立中学。经省政府、教育部立案认可，得名“河北省石门私立初级中学"。这是石家庄的第一所中学，当时被称作石门最高学府，直到抗战前，仍是全市唯一的中学。所聘教师如李纯朴等亦多大学毕业。 抗战胜利后，停办9年的该校在原址复校。1947年因石家庄解放，师生被归并入联合中学，学校也被作为联中的男生部使用。1948年联中先后分出女中、一中、二中而从此迁出。进人上个世纪50年代,以上3个学校的生容量严重不敷需求，1951年夏由市文教局副局长、原私立石门中学语文教师李纯朴为董事长，市委书记毛铎、市长臧伯平等各界28人为董事，募资就私立中学原址四度办起私立公助的“人民中学”，李纯朴任校长。1952年底人民中学由市政府接办，更名为“石家庄市第三中学”李纯朴继续以教育局长兼三中校长。1956年秋三中增设高中部。从三中第一任校长人选看，可以说其与石门私立中学有着直接的联系。 就校址而言，三中同当年处在“休门村北”“今教研室所在”的石门鹿泉中学、河北石门私立初级中学亦实乃一地相继。至今，我入学时所见校园建筑布局依旧历历在目:平面略呈曲尺形，曲尺”的西部南北贯接解放路、正东街，东侧有宽六七米的笔直甬道自校南门直达校北墙。甬道西为旧建筑区,前有园中之院,一座开有前、后、侧门的平顶廊柱式四合院，至晚为民国前期所建，院内外高大的槐树已森荣合抱。此院后来为最早搬人的市局教研室所占。院北有篮、排、羽、乒小运动场及席棚式大礼堂。大礼堂北直通校北墙分3路,中路为一排排两面坡顶带阶台的大平房教室、理化试验室生物标本室、音乐室、图书室等。西路主要为学生宿舍。东路则有办公室、教研室等(其中的两排之间还有据说是日伪时期修建的混凝土地下防空洞)。这些皆属青砖长窗的民国建筑,应是原鹿泉中学、私立石门中学的校舍。甬道以东为矩形的扩建区。中部是东西向400米跑道环绕的大操场，操场北侧自西向东临正东街建有教学楼、北大门(后即教育学院大门)校办室与教师单身宿舍楼、体育教研室、器械库。大操场南侧自西向东建有部分教研室、医务室、总务处、财务室等一栋长长的两面坡平房，相隔不远有教工小食堂、学生大食堂亦一字排列。大操场以东又有篮、排、羽、体操运动场。再向东即是后来市师范学校分占区域，那时这里居中是另一个南北向400米跑道环绕的第二操场。二操场南主体建筑为砖混结构的大礼堂，以北是教工家属宿舍。 旧校区建筑密集，井然有序，当时为初中一二年级使用。扩建区气势宏阔,与旧校区整合为一体，规模壮观。拥有两个标准的足球场为当时各校所不及，教学楼、办公楼也是当时最早出现在本市中学里的新式建筑。综上可知，五六十年代的三中不仅是二三十年代石门私立中学的迭次再起，还对比鲜明地显示着建国后石家庄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从中不难体会到党和政府对这所本市历史最早而又新兴的中学所寄托的深切期望。 二 1956年秋季开学，三中升为完全中学。就在这时，吴震由市委办公室调来接任校长。到我人学，三中已发展到100多名教职员工，在校学生1000多人，高中已送出首届毕业的4个班。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印象极为深刻，全校师生在教学楼前大操场集合。无论是书记、副校长还是教导主任讲话，下面不断叽叽喳喳，最乱的数初二年级，传纸条、扔坷垃，还有的嘻笑地悄声叫着讲话者的绰号。讲话者也时而停顿维持秩序，乱班的班主任则在队伍中不停走来走去，加以弹压。唯独主持者宣布吴校长讲话，不用招呼，一片肃静，全体学生一下将目光集中到讲台。吴校长面带微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生动、简明、条理清晰、易懂易记，使人耐听，他的讲话打动听众，全校师生无不尊重。随着年级的递升，师资力量愈来愈强。语文教师徐文、王菱蔓、宋夏、管龙伯; 数学教师萧远淑、胡昌铭、吴传荣、田家庆; 物理教师李澍;化学教师孙典礼、郭金鹏; 外语教师陈彦生、余久莉、叶天喜、余则瑜; 生物教师刘梅薇; 体育教师张涛等等一批极富教学经验的知名教师，从四面八方被吴校长引进三中，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第一年，由于粮油定量一减再减，学校便停上体育课，日改两餐，师生不到天黑已经就寝，出现了浮肿现象。校领导发动学生到郊外棉田摘拾未收的棉花壳，校内安装电碾，磨面掺到玉米面、红薯面中增量;发动教工砌水泥池子，由生物教师培养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然而这些都不能扭转局面。情急之中,吴校长提出学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将东操场整体及校园四旁闲散之地变为农田，种地、养猪度荒。当年秋收，伙食大为改善。这一做法得到上级首肯，其他学校也纷起仿效。这时吴校长却不准开垦中心操场，他要给学生保留必须的活动场地。结果，东操场变为农场，直到文革结束，师生得益不少。而中心操场始终没被取消，随着形势的好转，学校很快复苏。过后，这不能不令人感佩他的眼光。 更为难得的是，吴校长并不单纯急功于升学率，在强调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时，着力营造蓬勃向上的氛围，亲自抓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课外活动的操场上,足篮排羽乒，年已半百的他，常给学生们开球，或参加其中的一些比赛，物我两忘，完全成为学生中的一员，这时看不出一点的校长架子。他的身体力行，促进体育教研组在张涛老师的带领下，人人成为教练。困难时期刚过，三中的足球队便连续代表市中学生队打遍全省，成绩优秀。三中成为河北省体育红旗学校，中学足球基地。 1965年秋季全市(含矿区)中学生运动会，有几十个代表队参加，三中取得了代表市体育运动最高水平的高中男子组总分第一名，其他3个组别亦名列前茅的成绩，率先实现了超一中二中的目标。 正当三中在吴校长带领下克服种种干扰而蒸蒸日上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1966年9月，学校停招、停课，我们高三毕业生按中央指示，留校参加运动。学生分成了两派，老教师多半进了“牛棚”，校领导基本靠边站，吴校长首先受到批判。又到了支援三秋的时节，学生已属群众组织来管理，实际是自己管理自己。“保皇派”去了井陉矿区，有年青的校党总支书记及绝大部分中青年教师随同。“造反派”400多人9月中下旬之交带着铺盖卷儿来到了赵县马平公社，只有吴校长和少数未进“牛棚"的中老年教师选择跟“造反派”走。这些学生哪个年级哪个班的都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班，大的不过二十来岁，小的才十二三，平时互不统属，搞不好就成乌合之众。吴校长及时对我们几个负责的提出建议:“严格纪律，彻底三同，以大带小，抓好晚上”。于是，发扬三中高年级做低年级辅导员的老传统，完全打破班级界限，按所分配的村重新编队，分散住到贫下中农家里。那时社员生活勉强维持在吃饭状态，严格纪律，首要一条，饭无论多糟，必须像驻村干部一样一律每人每天向房东交3角钱1斤粮票。白天参加秋收种麦，晚上或参加生产队活动(村里“四清”结束不久，文革还未发动起来)，或分组到房东家访贫问苦像当年老八路一样帮助房东收拾营生;组织宣传队，轮流到各村为没有文艺生活的社员演出简单文艺节目。活动丰富多彩，同学们情绪高涨，社员们笑逐颜开。本计划劳动10天左右，到了时间，各村均不放行，一直延续到国庆之后，完成种麦才结束。由于返回所经的元氏火车站是小站，一次容纳不了这么多师生，遂分批撤回。我们100多人最后一批撤离，马平张家庄大队组织了六七辆大车拉行李和弱小同学，乡亲们将米汤灌在同学们的壶里，并塞上煮熟的鸡蛋和花生、红枣，将我们送到村头。还有一些随车步行30多里，一直送到元氏火车站，真像当年送红军送八路一样。这次由学生自己组织的支农劳动，效果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同类活动，实践中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锻炼，自然使我心中更进一步地理解着校长。 三 1968年4月石家庄实施“复课闹革命”将停招了两年的小学五、六年级毕业生作为七、八年级一同招人中学。由于一些教师还没解放，就从高三、高二毕业班中挑选学生分配到各中学充实教师队伍。因此，我和一小部分同学留校任教。这时吴校长已处于半解放状态，虽未恢复职务，却已经回家居住。如何当好班主任?怎样教好语文课?私下我去请教吴校长。“当好班主任，切忌以学习成绩好坏或是老师个人的好恶决定亲疏，对于后进生。要更多地接近和关心,要抓好两头"。“好的班主任，首要讲好自己担任的课程，以身作则”。关于讲课的方式方法，他强调“两个吃透”。“吃透教材。课堂效果很大程度决定于课下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教师必须精心备课，解透难点，抓住要点，融会贯通”。“生字新词，教师不能含含糊糊，写作方法、中心思想必须通透，切忌讲的热闹，华而不实，课后学生心中无物”。“吃透听课对象，随时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一个班，你这门课有多少优秀?哪些一般?多少差劲儿?每个阶段有何变化?一定要心中有数，以便及时'对症下药’，使强者更强，后进逐次转化”。关于反对满堂灌，他主张“'灌’就是讲，不灌要你老师干什么?反对的是'满堂’，不看学生是否消化得了，50分钟一味喋喋不休。启发式、讨论式、对比式等等方式方法，不要生搬硬套，要灵活采用，全靠两个吃透，要有备而发……”我领会在心，努力实践，短期内即效果倍增。校长的点拨使我心悦诚服，更加盼他早日回归指挥岗位。 1970年3月18日夜，吴校长突然被抄家，之后被重新关进“牛棚”。原来1968年8月初，工宣队进校，其头头以“工人阶级的代表”兼了校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1970年2月开学，按上级布署开始发动“一打三反运动"，于是乘机深挖吴校长的“历史问题”。1938年5月，吴校长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捕，时间不长即被释放，失去了组织关系。到陕北后，他主动向组织作了说明。原来，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也找不出他的什么“罪状”，是作为误捕释放的。但所提供的证明人，长期查不到下落。然而，也没有任何可查找他曾经叛变的线索。于是1946年在《冀晋日报》社重新人党、参加革命的时间按到陕北的1939年算起，组织内部掌握对他限制使用。这些情况早在文革之初就已经捅出来，被大字报公之于众。 同夜，我的家和在校宿舍也被查抄，原因也甚明了。我对工宣队头头进校后一系列的“占领”“改造”言行，公开提出过反对意见。特别是向上级举证他罗织罪名残酷迫害青年教师，革委会委员杜澄宁的事实。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查证，1969年底为杜平反将被迁回原籍的户口再迁回来，重新安排了工作。工宣队长在上级的监督下不得不在全校教工会上作了检查。事后证明，千方百计拔除我这个眼中钉已是无可改变只待时机的事情。我的罪名更加可怕，从“反对毛泽东想思、反三红”到“强奸了六七名女学生”，无恶不有，成了工宣队“一打三反”在三中取得的爆炸性“成果”。我和校长各关单间。由于看守的偶然疏忽，我们有一次在厕所相遇。我见他鼻青脸肿，一瘸一拐的，急切投去询问的目光。他微微摇摇头，悄悄晃了晃攥紧的拳头，接着向我传来信任、坚毅的日光。动作虽隐蔽短暂，但刹那间巨大的暖流激荡在我心头，我即刻会意:“没关系，坚决斗争!”“相信党，相信群众!”使我勇气倍增，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决心以他为榜样，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胡扯乱攀，丢掉任何幻想，坚决斗争到底。 “繁峰，我的问题解决了!”放下校长的电话，我马上赶到他家，他已经离休了。“万幸!我在狱中的证明人，组织上终于在福建给找到了，他证实了我当年没有暴露身份!”接着递来中组部转省委组织 部、省委下达省教育厅党组的函件:“吴震同志1938年5月人党，参加革命的时间更正为1938年5月。”没有“平反”二字， 也无需平反，本来组织上从未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我哽咽了，抓住他的双手，望着他微微颤抖的银发，努力忍着就要滴落的泪水向他道贺:“过来了!”他看着我，又是那样信任和坚毅的目光，轻轻地说:“我们都过来了!" 责任编辑齐玉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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