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管理的维度，向尼克松学习“战略决策”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共同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给两国关系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其实，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还作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另一个重大决策。1971年8月15日，在戴维营与美国最高行政领导官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后，尼克松果断决策，宣布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终结了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开创了一个以信用货币为特征的新的货币体系。

改变世界经济的“秘密会议”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经济霸权面临多重挑战。为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权，1971年8月13—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其核心智囊团队在戴维营就全球货币体系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秘密会议”。

短短的“戴维营三天”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三天”。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做出了美元与黄金脱钩的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对全球货币体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弗里·E.加藤（Jeffrey E. Garten），在《戴维营三天》一书中，真实记录并详细讲述了那个周末发生的全部故事，分析了其对美国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对我们理解美国经济政策、加强对美国的认识，乃至对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今天，则从以下几个角度来重读本书：

第一，无疑尼克松是这本书的主角，本书详实生动地描述了尼克松的行政才干，他的团队是由一些有才华，但对美国国内、国际问题观点并不相同的人所组成的。尼克松作为一位领导者，能够将这些人凝聚在一起组成一支团队，并使其按照他的战略思想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行政能力，因此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尼克松。

第二，这本书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出现的一些思潮是有历史渊源的。正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说，他所鼓吹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其实是有尼克松思想的渊源。

“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已经逐步下降，美国已经不再可能单独地负担起像二战刚结束时那样的领导地位，尼克松希望美国的盟友能够分担更多的责任，同时美国也要卸下一些过重的负担。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它的核心可称为“金汇兑体制”，即俗称的“双挂钩”——美元与黄金价格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基本上实行固定汇率。

正是因为这一体系，二战后的二三十年全球经济才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固有的矛盾，就是我们常说的“特里芬难题”。美元需要提供国际流动性，这导致美国国际收支持续产生赤字，结果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承诺产生了怀疑。由于战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在全球GDP的占比逐步下降，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一直在减少。如果其他国家用持有的美元大量兑换黄金的话，美国的黄金储备根本无法应对，这便是布雷顿森体体系的症结所在。

戴维营会议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开启了全球信用时代。一个国家发行法定货币，从此不再需要任何有形资产的支撑，而是依靠政府信用强制性进行。一方面，由于去除了金本位所固有的通缩效应，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方面有了迅猛的发展，随之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发行已经不再依靠有价值的实物所支撑，政府发行货币缺乏硬约束，时而出现货币超发，这样又会不断造成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第二个影响是，大部分人没有预想到的是，实际上布雷顿森体体系解体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这种机制不能维持，但这并不等于是对美元本身的不信任。所以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的垄断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以加强。也因此，美元一直在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当中占主导地位，并维持到现在。

最后，信用货币时代的出现对于以往形成的有关货币的一些概念、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货币中性”理论不再有效，在信用时代，货币的过多过少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关于货币内生跟外生的争议，现在大家也有了共识——货币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哪一方面为主取决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状况。

从战略管理的维度，向尼克松学习“战略决策”

今天，从战略管理和运营管理的维度，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尼克松如何组建一支高度技术化的精英团队，如何建立目标和原则，如何通过秘密会议方式，引导团队内部过程，如何处理意见分歧，并最终果断作出“顶层决策”。

戴维营秘密会议后的两个月里，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特别是康纳利、基辛格、伯恩斯、舒尔茨、沃尔克和彼得森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博弈和妥协。像往常一样，尼克松是最后的仲裁者。

（一）组建一支出类拔萃的智囊团队。

一支理想的团队应当是多样化的组合，既有精通经济事务的成员，也有精通政治的成员；既要精通国内经济，也要精通国际经济，还要善于和相关利益方沟通。

作为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1968年大选后，迅速搭建了一支精明强干的经济顾问团队，主要包括财政部长康纳利、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aul McCracken、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舒尔茨（人称“经济四巨头”）。

当时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正好要辞职，尼克松利用这一机会邀请到一位意志坚定、动员力超强的政治官僚加入内阁，他就是约翰·康纳利。

康纳利是一位著名的民主党领导人，曾经作为前任总统约翰逊的助手参与众多政治决策。康纳利过去没有负责过财政金融事务，但在尼克松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甚至可能是一项优点。

作为非财政专业出身的官僚，康纳利能够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经济政策和表达经济政策。康纳利的个性和尼克松相反，特别有公众缘，擅长与媒体打交道，言辞犀利，咄咄逼人。

更重要的是，康纳利主要职业经历局限于国内政治，坚决主张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在决策时不会顾虑其他国家的感受。

选择对立党派的领袖出任财政部长，尼克松的这一举措表现出政治上的精明。康纳利显然更容易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进行沟通，争取政府政策得到批准和支持。

另外，时任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的沃克尔也是经济政策的核心人物，康纳利的许多演讲都是沃克尔起草的。

还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官员是彼得森，作为尼克松国际经济事务助理，他的主要职责是提升美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竞争力。

（二）以高超政治智慧，协调各方之间的分歧。

在经济政策方面，尼克松的目标很明确，一切为了大选。197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仍然没有多大起色，民主党继续控制参众两院。在他看来，要想在1972年的大选中取胜，必须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而赢得民心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就业机会。

问题在于，美元和黄金挂钩，兑付价格固定不变，这是美国政府的承诺。当市场预期美元贬值，美国的黄金储备就会外流。因此，尼克松政府在经济上面临着两项相互冲突的政策选择。刺激经济还是稳定币值？

国会方面，两党间的分歧也导致总统经济政策难以出台。民主党主张实施工资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共和党向来主张自由放任，尼克松就特别反对工资物价管制。

尼克松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决策任务。新政策需要赢得国会批准，得到民众支持，企业界和工会能够谅解，还要尽量照顾盟国的感受，避免损害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另外，在尼克松的经济助手之间，每个人的想法也并不一致，有些分歧还相当严重。在所有经济助手中，尼克松最信任的是财政部长康纳利和管理与预算部长舒尔茨。

康纳利是民主党人，他的缺点是缺少国际事务经验，但正因为如此，他在谈判中往往毫无顾忌，敢于冒犯别国官员，强调美国利益优先。

舒尔茨是共和党人，他强烈反对工资物价管制，主张加息控制通货膨胀，主张严格控制政府预算。在国际政策方面，舒尔茨反对实施进口税。

舒尔茨是货币主义者，芝加哥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的信徒。他不仅主张美元和黄金脱钩，而且主张浮动汇率，由市场来决定货币的价值。

和舒尔茨观点接近的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cCracken。但舒尔茨和McCracken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团队合作精神的信奉者。特别是舒尔茨，只要还在政府任职，他甚至愿意执行自己反对的政策，这让尼克松非常放心。

主管国际事务的财政部长副部长沃克尔主张固定汇率，反对进口税。尼克松不喜欢沃克尔，认为他总是将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国的国际义务放在优先考虑。不像康纳利，后者理解国内政治，懂得如何帮助总统赢得大选。

康纳利则非常信任沃克尔，而且沃克尔与盟国财政部和央行官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协作关系。

政治新星彼得森主要为尼克松提供国际经济政策咨询，他的主张是提高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应当支持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依靠关税和美元贬值来获得竞争力。

最后，是伯恩斯，美联储主席。在政治上，他是尼克松的支持者，是尼克松1968年选举团队的经济顾问，1969年任总统首席顾问。1970年，尼克松总统提名他担任美联储主席。

尼克松认为，任命伯恩斯为联储主席有助于他控制美国的货币政策。比如在需要刺激经济时，可以要求伯恩斯想办法降低利率。

但是，美国政府制度设计上的特点让尼克松的这一想法并不容易实现。联储不属于由总统管辖的行政部门，它只向国会负责，不归总统领导。而且联储有自己的收入，在财务上也不依赖于其他机构。

尼克松需要伯恩斯的合作，但他又怀疑伯恩斯对他的忠诚。特别是伯恩斯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与尼克松政府并不一致。

当时美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出现通货膨胀，又出现就业不足。这是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

伯恩斯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成本上升，也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提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伯恩斯主张由政府颁布行政措施，冻结工资和物价，截断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循环路径。

考虑上述种种因素，尼克松将伯恩斯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变数，并采用了各种手段，包括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施加影响。

（三）决策前充分酝酿，精心设计政策方案。

1969年，尼克松上台之后，财政部副部长沃克尔曾经就国际货币问题向内阁做过一次报告，参与者有总统、财政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务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cCracken和时任总统首席顾问的伯恩斯。

沃克尔提出了四项政策选择，第一项是保持不变，第二项是启动多边谈判协同解决，让美元相对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第三项是中止美元黄金兑付，强制各国配合解决，第四项是单方面贬值。

保持不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政策选择主要是单边决策还是多边谈判。沃克尔认为，第二项方案，也就是多边谈判协同是最佳方案。

沃克尔还建议说，应当为黄金储备设立警戒线，比如一旦触及100亿美元下限就停止兑付。尼克松当时没有表态，只说继续观察，随时通报。

其中，1970年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后，伯恩斯开始公开宣扬实施工资物价管制以控制通货膨胀。也许是出于自尊，也许是对自己的经济学逻辑信心十足。伯恩斯没有放弃，而是公开坚持自己的立场。

尼克松则开始对伯恩斯采取各种手段施加压力，他授意媒体放风说可能要求国会修改法律，增加联储理事数量，或取消联储独立性。

1971年8月4日，尼克松主动打电话给伯恩斯表示和解，暗示有可能接受伯恩斯的意见。

1971年5月，沃克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政策方案。沃克尔认为，关闭美元黄金窗口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才能迫使盟国愿意协同谈判。其他建议包括刺激投资、削减预算和工资物价控制以降低通货膨胀。财政部长康纳利趁机将征收进口关税加了进去。

尼克松指定财政部长康纳利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唯一发言人，避免给外界造成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的印象，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康纳利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特长和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

1971年5月，康纳利在德国慕尼黑国际金融会议上对美元汇率稳定做了强烈的保证。

康纳利是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大幅度改变立场。上任后，他在多次发言中确认政府不会采取工资物价管制，不会减税，美元不会贬值。

这正是尼克松想要的效果。有康纳利的保证在先，当总统突然决定做出政策转变时，可以一下子让所有人失去平衡，充分实现政策冲击的效果。

（四）在尼克松式秘密会议基础上，果断作出“顶层决策”。

1971年8月13日，尼克松政府的主要经济官员接到通知，要他们到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为期三天。

总统经常邀请幕僚到戴维营开会，但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保密要求，对自己家人也不能说。

总统演讲撰稿人William Safire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一起乘坐直升机前往戴维营，他问Stein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什么，很重要吗？

Stein回答说，这很可能是1933年罗斯福总统任职以来美国最重要的一次经济会议。Safire说，我们是准备关闭银行吗？这是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所做的决定。Stein回答说，关闭银行倒不至于，但很可能会关闭美元黄金兑付窗口。

所谓美元黄金兑付窗口，简称“黄金窗口”，是指根据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国财政部承诺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向外国政府提供黄金兑付服务。同时，其他国家的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进行兑换。

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晚9时，于戴维营进行了两天激烈的讨论后，在仅仅提前几小时通知他国政府的情况下，尼克松就单方面果断决策，宣布解除了美国长期以来对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承诺，换句话说，尼克松关闭了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对话窗口”。

戴维营会议的启示

1971年8月，尼克松召集了他最信任的顾问们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三天时间里，该小组迅速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改变货币政策，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1971年8月的这个周末，成为了美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经济危机得以避免，全球化的新时代开始了。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又一个关键当口。

今天，我们重读杰弗里·加藤的《戴维营三天》，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中可以汲取到历史的经验教训。

教训一：世界大国需要真正懂得全球经济的人来做决策。

教训二：作为世界头号帝国，美国背负着很多责任。1945年是这样，1971年也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美国有责任去领导，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所说的那样，说这是一片丛林，美国将作为最大的野兽来施加其影响力。

教训三：戴维营秘密会议之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还进行了大量的谈判和协商。由此说明，不能仅仅因为美国做出了决定，就意味着这个决定不能再被修改。即便是强大的大国，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尼克松总统的非凡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和“顶层决策”外交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我们要不断借鉴和实践，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竞争挑战。

致敬尼克松先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7月19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表示，中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和必然历史逻辑，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围堵遏制中国更是做不到的。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新的重大转型，面对全球的急剧变革局势，只要我们不骄不躁，谦卑善纳善学，以史为鉴，就一定会迎来辉煌的伟大时刻。

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

最后，“冉叔聊斋夜读”要特别向为中美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其展现的政治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

1、杰弗里·E.加藤（Jeffrey E. Garten），《戴维营三天》，中译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