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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番：①明时称荷兰人为红毛番。《明史·外国列传》:“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②清时亦称英国人为红毛番。清谢清高《海录》卷下:“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朗机西南对海。”
红毛番， 自称和兰（现称荷兰）国， 与佛郎机（1. 明 代泛指 葡萄牙 和 西班牙 。 《明史·朱纨传》：“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 佛郎机诸国入互市。”《明史·外国传六·佛郎机》：“ 佛郎机 ，近满剌加 。 正德中，据 满剌加 地，逐其王。” 清魏源 《圣武记》卷十四：“造礮不如购礮，造舟不如购舟，盖中国红夷大礮，本得自佛郎机 ，非 中国 所有也。”）邻壤； 自古不通中华。 其人深目长鼻， 毛发皆赤， 故呼红毛番云（颜师古曰： 西域诸戎， 其形最异。 今胡人青眼、 赤须， 状类狝猴者， 其种也）。 一名米粟果。 佛郎机据吕宋而市香山， 和兰心慕之； 因驾巨舰， 横行爪哇、 大泥之间， 筑土库为屯聚处所。 竟以中国险远， 垂涎近地。 尝抵吕宋， 吕宋拒不纳。 又之香山， 为澳夷所阻，归而恨， 十累年矣（「广东通志」 曰： 红毛鬼， 不知何国； 万历二十九年冬， 大舶顿至濠镜。其人衣红， 眉发连须皆赤； 足踵及趾长尺二寸， 壮大倍常。 澳夷数诘问， 辄译言不敢为寇，通贡而已； 当道谓不宜开端。 李榷使召其酋入见， 游处会城（会城 江门市新会区的中心市区 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银洲湖畔，北枕圭峰山，南望银洲湖，濒临南海。）一月始还。 诸夷在澳者， 寻其守之， 不许登陆， 始去）。
大泥 澄人李锦者， 久驻大泥（大泥或称太泥，古为马来半岛上一个城邦古国，位于今泰国南部北大年府一带。）， 与和兰相习； 而猾商潘秀、 郭震亦在大泥， 与和兰贸易往还。忽一日， 与酋韦郎谈中华事。 锦曰： 若欲肥而橐， 无以易漳者。 漳故有彭湖屿， 在海外可营而守也。 酋曰： 倘守臣不允， 奈何？ 锦曰： 釆珰在闽负金钱癖， 若第善事之， 珰特疏以闻，无不得请者； 守臣敢抗明诏哉？ 酋曰： 善。 乃为大泥国王移书闽当事， 一移中贵人、 一备兵观察， 一防海大夫， 锦所起草也；（看来是个汉奸） 俾潘秀、 郭震赍之以归。 防海大夫陶拱圣（漳州守将）闻之， 大骇白当道， 系秀于狱。 震续至， 遂匿移文不投。 初， 秀与夷约， 入闽有成议， 遣舟相迎。 然夷食指既动， 不可耐， 旋驾二巨舰及二中舟尾之而至。 亡何， 已次第抵彭湖； 时万历三十二年七月也。 是时汛兵俱撤， 如登无人之墟。 夷遂伐木驾厂， 自以鳞介得窥衣裳矣。 李锦、徐挐得一渔舟， 附之入漳侦探， 诡云为夷所虏逃还。 当事者已廉知其踪， 并系之。 嗣议使锦、 秀谕令夷人还国， 许以自赎， 并拘郭震与俱。 锦等既与夷首谋， 不欲自言其不售， 第云我国尚在依违而已。 材官詹献忠捧檄往， 乃多携币帛瓜酒， 觊其厚偿。 海滨人又有潜装华货往市者， 夷益观望不肯去。 屡遣官谕之， 比见夷， 语辄不扬， 夷视之如发蒙振落也。 而釆珰者， 已遣亲信周之范驰诣海上， 与夷订盟； 以三万金为中贵人（[ zhōng guì rén ] 帝王所宠幸的近臣。专称显贵的侍从宦官。）寿， 贵人从中持之。 盟已就， 会南路总兵施德政遣材官（武卒或供差遣的低级武职）沈有容将兵往谕。 沈多才略， 论说锋起， 从容谓夷曰： 中国断不容远人， 实逼处此； 有诳汝逗留者， 即是愚尔。 四海大矣， 何处不可生活？ 嗣又闻珰使在此， 更曰： 堂堂中国， 岂乏金钱巨万万； 尔为鼠辈所诳， 钱既不返、 市又不成， 悔之何及！ 麻郎见沈豪情爽气，叹曰： 从来不闻此言。 旁众露刃相语曰： 中国兵船到此， 想似要与我等相杀， 就与相杀何如？沈厉声曰： 中国甚惯杀贼， 第尔等既说为商， 故尔优容； 尔何言战斗， 想是元怀作反之意。尔未睹天朝兵威耶？ 夷语塞。 又心悔恐为之范所卖， 乃呼之范， 索所饷金钱归， 只以哆啰嗹（duō luō lián即哆hAo86.com啰呢。清朝初期、西欧国家使节来中国时，常向清帝进献哆罗呢绒。）、玻瓈器及夷刀、 夷酒遗珰， 将乞市夷文代奏。 而都御史若御史（？ ） 各上疏请剿， 于是德政严守要害， 厉兵拭甲， 候旨调遣。 兵民从海外入者， 一钱不得着身； 挟钱者治如法。 盖接济之路遂穷， 又声言预作火攻之策。 夷度兹事必无济理， 又且坐困， 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挂帆还。（中国闭关锁国，不肯贸易。洋人走歪路）锦、 秀、 震、 献忠等论死及戍有差。 嗣奉旨使殷商至大泥， 移檄和兰， 毋更为细人所误云。
或谓和兰长技， 惟舟与铳耳。 舟长三十丈， 横广五、 六丈； 板厚二尺余， 鳞次相衔。 树五桅舶上， 以铁为网， 外漆打马油， 光莹可鉴。 舟设三层， 傍凿小窗， 各置铜铳其中。 每铳张机， 临放推由窗门以出； 放毕自退， 不假人力。 桅之下置大铳， 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 云发此可洞裂石城， 震数十里； 敌迫我时， 烈此自沉， 不能为虏也。 其役使名乌鬼， 尝居高自投于海， 徐出行涛中， 如御平原。 舵后铜盘， 大径数尺， 译言照海镜（照海镜,圆形，围长二尺余，外圈绀色，似玉非玉;中间为一白石突起，透底空明，似晶非晶。可在百里之外照见怪鱼及一切礁石，以利回避。出自《续子不语》。）； 识此， 可海上不迷。 奉天甚谨， 祀所谓天主者于中。 其酋所居及卧内， 俱哆啰嗹蒙其四壁。 每华商诣酋，守门者撞钟为报， 侍者二人出传语； 值酋卧或别冗， 则坐外间以俟， 传见乃进。 或为设食，以一大片置盘中， 人分一刀， 切而食之。 与华人语， 数侵华人； 若华人与他夷人争斗， 则为华人左袒。 尝谓华人曰： 此身浮泊世间， 须有鳞甲爪牙， 令可畏； 若辈牝鸡耳。 讥其不善斗，未尝以狸膏蒙其头也（万历四十五年在吕宋港口迎击华商， 大肆劫掠， 舶主苦之）。
物产： 金、 银钱、 琥珀、 玛瑙、 玻瓈、 天鹅绒、 琐服、 哆啰嗹、 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 特暹罗、 爪哇、 渤泥之间， 与相互市。 彼国既富■〈马上衣下〉 蹄， 华人货有当意者， 辄厚偿之， 不甚较值。 故货为红夷所售， 则价骤涌。 论曰： 譬天下之大， 其犹上林乎！ 珍禽异羽， 竞响齐骞； 即孤屿剩巢、 殊方片翮， 分之固颈长、 颈短， 合之皆腹毳、 背毛。 独倭犹枭也， 不能革子之鸣， 东行能无恶子之声哉？ 和兰继至， 蜂目已露、 象齿终焚； 绝之， 此为时矣。 古人眼里的欧洲人  晚明前清时期, 外国人纷至沓来, 中国人则除了少部分沿海居民, 总体上固守本土。这时了解外国人的渠道主要有东南亚诸朝贡国、赴南洋贸易的中国商人、欧洲使团、传教士带来的知识。明清人能接触到的欧洲信息其实相当丰富, 但是从时人记录中体现出来的却相当单调。 1.佛郎机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地理上以中国为天下的观念与其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观相辅相成，欧洲人万里扬帆来到中国，按理首先会直接冲击中国人的地理观, 但事实上并没那么容易。明朝官员从16世纪初就开始接触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兰人，稍后还接触到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耶稣会士，但似乎罕有人愿意费心追问这些闻所未闻的国家究竟位处何方，只要知道它们“去中华极远” 似乎就够了。 葡萄牙在晚明被称为“佛郎机”，这个名称从何而来,在中文记载中从无说明。不过，利玛窦对此曾有一个解释，当葡萄牙人首次抵达广东沿海的小岛后，岛上居民叫他们为佛郎机人，这是回教徒给所有欧洲人的名字。这个词本来是Frank, 但由于中国话没有“r” 音, 就 被 念 成 Fulanci（佛郎机）。 佛郎机在哪里呢？在著述中提到佛郎机的明朝人不下四十人，可是提到佛郎机地理位置的仅寥寥数人，所言还各有分歧。有人含糊地称其来自“西海” , 或更笼统地称为“海夷” 。还有人称其为“西北极边强番”，则似是以为其从陆路与中国相通。最确切的定位是佛郎机在满剌加附近或爪哇附近, 嘉靖年间严从简则更进一步将它对应为喃勃利国，即郑和下西洋曾经过的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的南巫里国。 明朝人对葡萄牙人来自哪里漠不关心，但对这群人 的怪异之处却津津乐道。葡萄牙人的外观不同于华人，也不同于明朝人见识过的东南亚诸国，明人记录中在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好奇心，倒也理所当然。明朝人笔下的葡萄牙人外貌比较一致, 身长七尺，高鼻深目，猫睛鹰嘴，面貌白晳，卷发赤须。  关于葡萄牙人的习俗，有两点可怪之处被反复提及，一是这群人久住广东之后好读佛书，另一个被明人不厌其烦叨念的怪异习俗是，佛郎机人烹食小儿。嘉靖朝严从简及李文凤分别在《殊域周咨录》 和《月山丛谈》中以类似语言对佛郎机人在广东如何以一百文金钱购买一名小儿和活烹小儿的惨烈过程加以详细描述。如此匪夷所思之事，明人却信其实有。 2.红毛番 红毛番是明朝人对荷兰人的称呼，因为他们须发皆赤，所以称之为红毛，也称红毛夷，后来更简称红夷。 从明朝人的描述来看，红毛番与佛郎机长相没有重大差别，基本特征都是深目长鼻、毛发皆赤、身材高大。只是与佛郎机的猫睛不同，这群人是蓝睛或者碧瞳。万历间的《广东通志》又多提供一点特征: “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足踵及趾长尺二寸，壮大倍常。” 但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没有因为红色须发被称为“红毛” , 独独荷兰人得到这个名称, 而18世纪时英国人也被中国人称“红毛”。这表明，明清中国人的人群划分标准随机而又多样。“红毛番” 被与“佛郎机” 区分开来，外貌恐怕不是主因，对语言差异的认知更无从谈起。  明朝人对“红毛番”的印象比较平实，没有像对“佛郎机”那般产生诸多怪谈。张燮说，这个国家很富，好在海外经商，货不论华夷，只要红毛番喜欢，就高价购买，不计较价钱，所以华夷商贾都乐于与之交易，凡卖给红夷的货物价格都会被提高。这一点显然也成为其他人对红夷的突出印象。 3.大西洋 “大西洋” 在明朝人心目中是一个国家，并且总与“ 欧罗巴” 为同义词。“大西洋” 的变相称呼还有“大西洋国” “大西国” 以及“泰西” “极西” 与“西海” , 这些称呼实为耶稣会士惯用的自称之名，于是，传教士出于方便权宜、中国人出于观念固着，都更愿意使用“大西洋国” 这类称呼。 从明晚人士的笔记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记录来看, 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中以耶稣会士的传奇生活和他们带来的罕见物品占绝对优势，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耶稣会士慷慨好施，钱米似乎取用不尽。由不同寻常的慷慨和优渥生活又推想这群耶稣会士一定身怀异能。最常见的猜测是善于炼丹、炼金。哪怕有耶稣会士明告之，其日用来自家乡的供应，士人们仍以为这是托词。 第二，耶稣会士展示的奇巧器物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士人真的只是叹为观止，没有人关心这些器物如何制成和如何运行。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人自来比西方人更巧。 第三，质地精良的文房之物令士人们爱不释手。利玛窦所携书籍之精良纸张被评为“如美妇之肌，不 知何物也。云其国之树皮制，薄之如此耳”。  以上这些记录给人的印象是，晚明士人认为大西洋人是一群拥有众多神奇物品又身怀黄白之术或驻颜长生之术的异人，是一群神秘而又有趣的人，大西洋国则对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佛郎机” 的内涵是一群彻头彻尾的野蛮人, 残暴、狡诈、好斗，经常给中国人制造麻烦，但又仰赖天朝供给。“红毛番” 是一群较为野蛮的人, 但是造成的麻烦较少，在经商方面又慷慨大方，对天朝较为驯顺。“大西洋” 则是一处令中国人意外的、文明发达的“蛮夷之邦” , 大西洋人是一群知书识礼、歆慕华风的“西士” 。所以, “佛郎机” “红毛番” “大西洋” 这三个名词分别代表了三种形象，它们虽然与族群和地域有所关联，但内在的区分依据并非族群或地域，而是华夷之别，与华人最靠近的是一群人，离得稍远的是一群人，离得最远的又是一群人。 总之，从晚明士人包括清初之人对有所往来的几个欧洲国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认识和区分外国群体的大致方式。首先，区分方法多样，包括从别处听到的称呼，自称，地域，外貌以及文化特性。其次，区分和归类的理由随机多样，没有一贯性，比如当两个群体行为外貌相近时就会归为一类而不加区分，当两个群体表现出敌对时就会加以区分，当一群人声称自己来自同一地方或有同样的身份时也欣然接受而不加区分，当中国人觉得外国人和外国人彼此性情不同时又会按华化程度加以区分。 所有这些划分依据和划分动机都混杂一起发挥作用，但华夷之别作为一种区分标准又始终占据突出位置。至于“国” 的概念，在明朝人那里并不表现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区分或认识标准，它可以被随意运用，来人称自己属于什么国，都可以被照单收受，因为明朝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对来人重新界定。 语言（鬼话） 01 从“鬼话”到“番话”：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 明清以降，虽然封建王朝施行闭关政策，厉行海禁，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仍继续寻求各种可能来华传教，与此同时，随着中外通商贸易的迅速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法等国的商人也先后来到中国的广州等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来华西人在传教与经商的过程中，开始了与中国人的接触与交流。从1637年第一艘英国商船来到广州，到17世纪中叶英国逐渐取得海上霸权，英语凭借权力优势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和外交的优势语言。传教方面，自1807年英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广州之后，英语在欧洲亦逐渐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而此时广州作为中国沿海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标签已经维持了整整半个世纪。上述种种情形构成了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据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的记载，广东英语作为中英商贸的通用语言大约诞生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的1715年。③此后，整个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广东英语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语言基础。④“红毛番话”便是教授学习这种广东英语的民间读物。 资料显示，最早留意到这类“红毛番话”词汇书并加以介绍和讨论的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过中文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1812-1891)，19世纪20-40年代在广州做生意期间，曾在商馆附近的书肆购得一本名叫《鬼话》(Devils’Talk)的小册子。他对此本小册子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882年在著述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广州“番鬼”录》)时，还特别着墨介绍了小册子的封面，即画着一个身穿18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头戴三角帽，身穿宽下摆外套，马裤长袜，蕾丝褶皱袖饰，带扣足靴，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⑤亨特的《广州“番鬼”录》是研究早期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著作，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其汉译本内容经常为国内研究者征引。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番鬼”录》英文本自1882年初版后，相继于1911年和1938年进行过再版。然而笔者参看英文版原文时发现，在描述《鬼话》小册子的封面时，1938年版的文字比1882年初版以及1911年版有所删减，⑥而被学者经常征引的“戴着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⑦的冯树铁的译文，应该依据的是1938年版。⑧上述有关《鬼话》封面细节描写的差异虽然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是反映早期中国人眼中英国人形象的重要线索。此外，根据亨特对《鬼话》内容所做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该小册子在编纂形式上，是借粤语注音汉字与用汉字注出的英文发音合构而成；在编排顺序上，至少有单音字、双音节词和短句的分类。⑨ 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在好友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1831年来华)的协助下，于广州等地大量搜购满汉书籍，带回德国的图书中就包括一本名为《红毛(番)话》的小册子。1840年德国汉学创始人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对这批新图书进行清理并编目时，将其收录在《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的“语言、文字与古礼”类中，并解释道：“这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而是汉字注音，使用的是粤语方言。如英文come注音'金’，因为'金’在粤语里读kom，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kim。”⑩ 1837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33年来华)重点介绍了一本刊刻于佛山、且无编者署名的英语小册子，名为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kwei hwa，即《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是“帮助中国商人与他们的'红毛’顾客打交道的语言工具书”。该小册子共16页，所收词汇不到400个，成四类目编排，分别是数目类、人与物类、会话用语类，以及食物名称类。至于编纂形式，卫三畏没有明确说明，但他指出该小册子很有可能与同时介绍的另外一本《澳门番语杂字丛钞》出自同一编者，循例是“(中文)词汇分栏纵向排列，紧接其下用小号汉字注出发音”，同时他还列举了包括两(Tael/te)、夹克(Jacket/tik-ka)、一样(Alike/a-loo-sum)、换过(To exchange/cheen-che)等28个词汇及注音。(11) 其实卫三畏在发现《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之前，1836年时他就在讨论广东英语的起源与应用的文章中，介绍过一种当时在广东很常见的英语词汇书手抄本，也是用中文标注英语发音。(12)他还表示见过一种收录有近3000词汇、短语的英语词语集手抄本，“规模相当可观”。(13) 此外，1876年，美国人查理斯·李兰德(Charles G.Leland，1824-1903)在伦敦出版的《洋泾浜英语歌谣集》(Pidgin-English Sing-Song)中也介绍过一种名为《红毛番话》(A Vocabulary of Words in Use among the Red-Haired People)的小册子，共有12或15页。与亨特介绍的《鬼话》相比，李兰德对这本《红毛番话》封面的描述也相当详细：首先是一个红毛番人的全身肖像；其次，身上的礼服是英国格鲁尼亚时期(Georgian period，1714-1830)的风格；下身着半截裤与长袜；佩戴手杖与剑。李兰德从未到过中国，他的这些描述应该是来自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岳父的转述。(14) 上述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集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亨特介绍的《鬼话》；二是硕特、卫三畏、李兰德等人介绍的“红毛番话”刻本；还有一种是卫三畏介绍的词汇量较大的手抄本英语词语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篇没有出现英文词汇。这些早期供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读本，今天基本上都已无缘得见。很多研究者都将亨特介绍的《鬼话》与卫三畏介绍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推测为同一种小册子，(15)但从编纂内容和形式上看二者还是存在些微差异，因此尚无法判断是否是同一种读本。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仅是只言片语，若要实际讨论“红毛番话”的出版、流通、使用、演化，以及所反映的广东英语的特征等问题，必须借助这类“红毛番话”的原本进行具体分析。 2 从《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到《红毛番话贸易须知》：“红毛番话”六种版本的演化轨迹 前文已经指出，包括笔者在新西兰达尼丁新近发现的五桂堂藏版《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在内，共有6种“红毛番话”版本的英语词汇集存世，尽管它们无论是在内容还是编纂形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均未标注出版年代和编著者，但从不同刊刻书肆造成的各自些微特点，依旧可以窥见此类“红毛番话”的流布年代，以及英国人形象在晚清中国的变迁轨迹和广东英语发展演变的某些片段。 关于这一点，笔者首先对6种版本“红毛番话”的异同做一具体的比较说明。 1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荣德堂本) 该小册子封面右半部竖题“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左半部绘一西洋人头戴三角帽(影印本效果无法判断三角帽帽檐的纹饰情况)，身着无领长外衣阿比(Habit)，门襟和袖口有扣子装饰，下摆外张，露出门襟有装饰的贝斯特(Waistcoat)，下身穿宽松式半截裤克尤罗特(Culotte)，膝盖以下被合身长袜套住。(16)西洋人右手持手杖，左手扶握剑鞘。人物像左下角有“荣德堂”字样。全书正文8叶16页，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按顺序分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4类，每门各收词条数93个，除每门首页收录21个单词外，其他页每页单词24个，一共收录372个英汉对译词汇。(17)可以看出，“荣德堂本”和上文卫三畏介绍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的大致相似，甚至卫三畏列举的28个词汇，除了jacket/tik-ka一词外，其他27个全部都能在“荣德堂本”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词汇。即便这细微的差别使我们无法将二者判定为同一本词汇书，但基本可以判断该小册子应该也是19世纪30年代的产物。 2 《红毛通用番话》(成德堂本) 周振鹤对此版本做过详细的索解工作。(18)除了封面竖题“红毛通用番话”，人物肖像左下角标注“成德堂”，刻本的字体稍有变化，以及将“荣德堂本”中的“卖/些”改为“卖/些淋”等这些细微的差别外，无论是封面人物(三角帽有清晰的花纹装饰)，还是页面版式(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页数(16页)、所收词条数(372个)、每页单词数目(21/24)、词条分类及数目等(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4类，每门词条数均为93个)，该小册子与“荣德堂本”别无二致。(19) 3 《红毛通用番话》(璧经堂本) 这一版学者利用得最多。Kingsley Bolton还原出至少370个对应的英文原词，吴义雄、周振鹤、邹振环、黄兴涛也都对此版本有过利用和讨论。(20)尽管在编纂内容与页面版式等诸方面，该版与“荣德堂本”和“成德堂本”依旧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差别也比较易见，如封面左下角竖题“璧经堂”三字上，横写小号字“省城”二字，首页第一排下竖刻有“省城璧经堂梓”，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误刻与漏刻，如将“十九/坭颠”误为“廿九/坭颠”，“精致/痕甚”误为“精/致痕甚”，“铺/哮士”错为“八铺”。(21)根据Kingsley Bolton的考证，“璧经堂本”刊刻于1835年，372个具有广东英语特征的英语词条中，除大部分来源于英语以外，还有“一尺/温布”、“一丈/颠哥步”、“公道/贡仙士”、“算数/干打”等22个来源于葡萄牙语，“柑/丫臂先”、“鸭/莺架”、“火腿/圣加”、“牛奶油/士孖以”、“烟筒/卑罢”等5个来自瑞典语，以及“蕉/臂生”和“竹笋/嘛母”2个分别来自马来语和印度语的词汇。 4 《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富桂堂本) 内田庆士收录的此本影印本为残本，仅有5叶半，11页，为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因不完整之故，所收录词条到言语通用门的“一句/温忽”为止，共有词条数207个，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词条数依旧是各93个。此版本最明显的差别体现在封面的人物肖像上：西洋人头戴筒形礼帽，上唇留有八角胡须，身穿细腰宽摆外套宽裤，足下平底鞋，左手捧书，右手握有手杖。人物像右下角有“富桂堂，只字无讹”字样。(22) 5 《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以文堂本) 内田庆士收录的此本影印本亦不完整，明显漏印二叶上和三叶下两页，而周振鹤认为刊刻质量最差、错讹最多的这一版本实际上并非如此不堪。周先生的词汇索解工作做得相当细致，但其在文章中照录的“以文堂本”全文与实际内容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出入。或许是录入或编排的疏忽，诸如“大伙长/涉滅”误为“大伙长/涉减”，“剃头匠/吧罢文”误为“弟头匠/吧罢文”，“鲤鱼/急非士”误为“鳇鱼/急非士”，“鞋扣/酥卜”误为“难扣/酥卜”之类的错误，不一而足(23)。 “以文堂本”与“富桂堂本”封面人物的造型风格完全一致，但右侧竖题“红毛[番]话贸易须知”7字，“毛”与“话”之间有空格，似乎是刻意将“番”字隐去。“以文堂本”最明显的变化是编纂内容上。全书正文仅6叶，12页，但每页4个单词为一列，首页刻有“新刻红毛番话以文堂藏板”字样，且每页单词数目不一，“食物杂用门”除了将“酱油”词条更换为“大虾”外，又在“鞋扣”后增加“猪肉”、“猪肚”、“鹿肉”等23个颇具广东地方特色的词条，因此全书共收录词条395个。(24) 6 《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五桂堂本) “五桂堂本”是笔者在新西兰达尼丁长老会研究中心档案馆翻阅唐愿高(Alexander Don)个人卷宗时偶然所获。(25)唐愿高是何人?“五桂堂本”又是如何进入唐愿高的收藏呢? 1871年前后的新西兰南岛奥塔哥(Otago)地区，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吸引了大批做着淘金梦的华人矿工飘扬过海来此避难以及谋生，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广州番禹、四邑、增城等地的农民。华人矿工的悲惨境遇得到了当地新西兰长老会的同情，自然也成为他们希图传教的对象。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1879年新西兰长老会派出年仅24岁的澳洲矿工的儿子Alexander Don(1857-1934)到广州学习华人矿工的方言——粤语。(26)这位华人口中的端牧师自1879年11月来到广州，到1881年3月返回新西兰，至少花了10个月的时间专注地学习中国汉字和粤语，(27)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即唐愿高。(28)以粤语标音的“五桂堂本”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进入唐愿高的学习视野的。笔者看到的这本“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在其封面的左上端，确有“Sept.1880”的铅笔标注，书中以粤语标音的英文对译的汉字也多圈注，这与唐愿高逗留广州的时间和学习粤语的经历十分吻合。至于五桂堂则是晚清民初广州著名的书肆之一，创办于光绪年间，从四书五经到木鱼唱本，无所不印。(2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到了晚清光绪年间，广东地区仍有此类广东英语民间读本在流行。 无论封面还是内容，“五桂堂本”与“以文堂本”都基本一致，也是6叶12页395个词条，只有“泔多”、“唔要”、“公道”等少数词条的粤语注音汉字有所不同。 上述6种“红毛番话”刻本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在编纂形式上，“红毛番话”通篇没有出现一个英文单词，而是由汉字与对应的标记英语字音的粤音汉字合构而成。这种标记英语字音的粤语字音，语言学上定义为“英粤对音”。(30)在词条分类上，基本上都分生意书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四类。词条总数从372发展到395个，词条内容完全一样。因此可以基本肯定，目前存世的这6种“红毛番话”刻本是同一种“红毛番话”词汇书的不同版本。 具体而言，“荣德堂本”、“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属于一种类型，代表了早期版本的特征(封面头戴三角帽、手执手杖和剑的西洋人，16页372个词条的内容含量，以及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的页面版式)。前文已经初步判断“荣德堂本”为1830年代左右中国人的“杰作”，而“鬼话”这类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称谓在其他5种刻本中都未再使用，由此可以估计“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应为这6种刻本中最早的一种。根据李兰德对《红毛番话》封面人物肖像特征的具体描写，他笔下的《红毛番话》似乎应是“成徳堂本”或“璧经堂本”《红毛通用番话》中的一种。且“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均收录有硕特注意到的“来/今”这个词汇，因此判断这两种刻本流行的年代应在1830年以后。 而“以文堂本”与“五桂堂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封面头戴礼帽的西洋人，12页395个词条的内容含量，以及每页4个单词为一列的页面版式)，是流行于19世纪70、80年代的“新刻红毛番话”，进一步强调贸易的功能与特征。“富桂堂本”残本综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基本特征，呈现出从早期版本到新刻本的过渡形态。 此外，这6种刻本还存在着“英粤对音”中“口”字旁汉字简化的趋势，以及不同刻本间讹误继承或纠正的情况，如表1：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上述6种刻本从“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到“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大致的刊刻轨迹。 关于“红毛番话”的封面人物形象，也是判断“红毛番话”流布年代的重要线索，其所呈现的不同的英国人形象，对于我们理解早期中国人如何认知英国与西洋，当不无助益。周振鹤敏锐地观察到“荣德堂本”、“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的封面人物，与同在广州刊印的五桂堂本《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封面人像，均是取材于乾隆朝《澳门纪略》卷下所附“男番图”中的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男性西洋人形象：服饰以黑毡为帽，檐折为三角；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边缘以锦金银钮联缀；袖属于腕，折叠如朵莲；袴袜用织文束迫；蹑黑革履；人咸佩刀，刀尾曳地；贵者握藤。(32)除了西洋人深目高鼻的面部特征有所润饰外，其他轮廓、姿态等细节都几乎完全一致(见图1)。(33) 结合前文亨特、李兰德对“红毛番话”封面人物形象的描写，三角帽、长外套、半截裤、长袜、方扣足靴、手执手杖或剑，实为西洋服装史上洛可可时期(18世纪)男性西洋人服饰风格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乾隆时代的《职贡图》《万国来朝图》中也有明显反映。(34) 历史上澳门长期为葡萄牙人盘踞，中国人在与英国人打交道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与葡萄牙人交往的经验，澳门葡语便是中国人在澳门发明、主要用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交流的一种混合语言，教授学习这种澳门葡语的民间教材就是《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之类的读本。“五桂堂本”的《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刊印年代较晚，目前虽无法得知1830年代卫三畏介绍的《澳门番语杂字丛钞》封面呈现的是葡萄牙人究竟是何种形象，至少《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的编撰者选择《澳门纪略》中的男番肖像作为葡萄牙人形象符号的做法，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中国人确是把《澳门纪略》中的男番等同于葡萄牙人来认知的。 尽管乾隆朝的《职贡图》《万国来朝图》已经对“英吉利人”、“荷兰人”、“法兰西人”、甚至葡萄牙人在内的“大西洋人”的形象有所区分，代表了这一时期清廷对西洋人形象认知的最高水平，但“荣德堂本”等三种“红毛番话”的封面显示出，至少在民间，中国人对英国人乃至西洋人的认知还是模糊的，仅从西洋服饰外观无法做出精确的区分。就像一开始中国人称荷兰人为“红毛番”，英国人东来后，亦以“红毛番”谓之，久成习惯。而且，《职贡图》《万国来朝图》此类宫廷绘画深藏宫中，流传范围有限，《澳门纪略》的两位著者却都有着担任澳门地方官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男番图像也许更接近当时在澳门生活的普通西洋人或葡萄牙人的真实情形。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广东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用葡萄牙人的图像以为纪念。 至于“五桂堂本”等3种“红毛番话”封面的西洋人物形象，呈现出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特征，从人物头戴筒形礼帽，手执手杖，细长鞋尖的情形来看，应属于1820年以后西洋人的穿着。封面人物图像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当时中国人认知下的英国人形象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3 简单的结论 以上，笔者将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刻本进行了文本意义上的考证研究，从封面人物服饰、版面样式、词条内容等诸方面，不仅与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类读本进行比对，试图寻找可能的对应关系，还将这6种刻本进行整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呈现出它们之间的翻刻轨迹与传承关系。笔者认为，目前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刻本，与已知材料中描写的“红毛番话”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并不是其原本，而这6种“红毛番话”刻本应该是同一种词汇书的不同版本，且基本上是按照“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成德堂本”《红毛通用番话》、“璧经堂本”《红毛通用番话》、“富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以文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这样的顺序依次翻刻问世的，每一种刻本都不够完善，均有一定的错讹。 “红毛番话”刻本之外，各种抄本也颇为流行。内田庆士在大英图书馆还发现一种词汇量虽比马礼逊笔下的刻本减少一多半，但明显大于刻本的55叶《红毛番话》抄本。据周振鹤译解，该手抄本共收词汇1407个，与刻本不同之处还在于没有严格的分类，仅有二字言语门、果子门、青菜门这样简单大致的分类。(35) 目前所见的早期英语读本中，通篇不出现英文，仅用汉字和对应的粤音注音汉字表示的特殊编纂形式似乎仅“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所独有，不仅《华英通用杂话》(Robert Thom著，1843年)、《华英通语》(子卿著，1855年左右)、《英话注解》(冯泽夫等著，1860年)、《英语集全》(唐廷枢著，1862年)等这些同一时期各种以粤音、甬音(宁波音)等标音的英语读本所未见，连比它们更早出现的、已初具广东英语特征的乾隆朝官修《口英咭唎国译语》都不曾采用。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保留、丰富了早期英语在华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细节。 注释 ①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白帝社，2009年，第183-228页。此书系黄兴涛教授所赠，特此申谢。该书收录的“璧经堂本”前后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两处印鉴，笔者赞同周振鹤的判断，即应为大英图书馆之物。 ②Kingsley Bolton,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6-274. ③[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合订本，区宗华等译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④有关广东英语的细致研究，详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William C.Hunter,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Kegan Paul,1882,p.63.原文为On the cover was a drawing of a foreigner in the dress of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three-cornered hat,coat with wide skirts,breeches,and long stockings,shoes with buckles,lace sleeves,and in his hand a cane. ⑥“three-cornered hat,coat with buckles,lace sleeves,and in his hand a cane.”William C.Hunter,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Oriental Affairs,1938,p.38. ⑦[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冯树铁等译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⑧林树惠是亨特一书的最早译者，其摘译本《广州番鬼录》收录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鸦片战争》第2部分“鸦片战争前英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内(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9-274页)，依照的英文原本确为1938年版。冯树铁译本的校订者之一章文钦，便是参考了林树惠的译著。(参见陈胜粦：《中译本序言》，[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第6页。 ⑨Wiuiam C.Hunter,The'Fan kwae’at Canton befere Treaty Days,1825-1844,Kegan paul,1882,pp.63-64. ⑩转引自张国刚：《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说略》，《汉学研究》第5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379、383页；《柏林德意志国立图书馆中国古文献调查记——以鸦片战争前的图书及其编目为主》，《中国古典文献学》第2卷，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5-47页。 (11)“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6 No.6(1837,October),pp.276-279. (12)“Jargon spoken at Cant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4,No.9(1836,Janury),p.432. (13)“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6,No.6(1837,October),p.276. (14)Charles G.Leland,Pidgin-English Sing-Song,Trübner & Co.,Ludgate Hill,1876,introduction,p.4. (15)如吴义雄判断《鬼话》是亨特在“广州期间(1826-1844年)购买的，因此很有可能与卫三畏所介绍的是同一种，但他在介绍时将原书的书名做了简化。”见氏著《“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页。 (17)《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广州荣德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83-187页。 (18)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410页。 (19)《红毛通用番话》，广州成德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7-201页。 (20)Kingsley Bolton,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pp.275-287；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邹振环：《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405-410页；黄兴涛：《〈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21)《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05-209页。 (22)《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广州富桂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1-194页。 (23)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4)《红毛话贸易须知》，广州以文堂刻本。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该书承赵晓阳教授复制相赠，特此致谢! (25)Alexander Don,Chinese posters,booklets ect.ND.3/131.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Knox College,Dunedin,N.Z. (26)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27)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2,Otago Heritage Books,1995,pp.143,169.唐愿高还是新西兰长老会广州镇村传教团(Canton Villages Mission，1898)的创始人，在中国广州的传教事业颇为成功。无论是在基督教史还是华侨史领域，学界至今尚未出现对唐愿高系统的研究著述。 (28)也有研究者记作唐原高。在Alexander Don的个人卷宗中，收藏有1886年至1890年间他写给教友的中文书信，落款均为“唐愿高”。现藏于惠灵顿(Wellington)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e Papa，New Zealand)1884年的《乌施仑金山南岛图》(South Island N.Z.Goldfields’Guide)绘注者之一也注明为“唐愿高”(CA000501/010/0001)。图见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官网，网址：http：//collections.tepapa.govt.nz/Object/693164，访问时间：2016-1-23。 (29)梁威：《五桂堂书坊》，《岭南文史》1993年第4期。 (30)黄耀堃、丁国伟：《〈唐字调音英语〉与二十世纪初香港粤语的声调》，《方言》2001年第3期。 (31)词条数及英文原词系笔者标注。 (32)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赵春晨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8-59页、第122页。 (33)有意思的是，民国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澳门纪略》所附“男番图”中西洋人的面部特征，反而更接近后二者。 (34)参见赖毓芝：《构筑理想帝国——〈职贡图〉与〈万国来朝图〉的制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 (35)该抄本影印本收录在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45-273页。相关研究参见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抄本译解》，《暨南史学》2005年第4辑。 参考文献： [1]Huang Xingtao.“'Yingjili guo yiyu’de bian zhuan yu'xiyangguan’wenti”(Compilation of Translated English Lexicon and Related Issues on“Western Bureau”).Jianghai xuekan(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1)2010. [2]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2.Dunedin:Otago Heritage Books,1995. [3]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Speakers,Historical Texts,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Dudweiler:VDM Verlag,2009. [4]Kingsley Bolton.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Lai Yu-chih.“Gouzhu lixiang diguo——'Zhigong tu’yu wanguo'laichao tu’de zhizuo”(Making the Utopian Empire:Illustrations of the“Portraits of the Official Tribute”and the Drawing of“Many Nations Coming to Court”.Zijincheng(Forbidden City),(10)2014. [6]Li Dangqi.Xiyang fuzhuang shi(History of Western Clothing),Beijing:Gaodeng jiaoyu chubanshe,2005. [7]Si Jia.“Breaking through the'jargon’barrier: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4.(3),2009. [8]Uchida Keiichi,“Pidgin English as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2)2009. [9]William C.Hunter.The ’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London:Kegan Paul,1882. [10]Wu Yixiong.“'Guangzhou yingyu’yu 19 shiji zhongye yiqian de zhongxi jiaowang”(“Pidgin English and Sino-Western intercourse before the mid-19th century).Jindaishi yanjiu(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3)2001. [11]Young Tong Shing and Ding Shenzun.Xinxilan huaqiao shi(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Guangzhou: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2001. [12]Zhou Zhenhe.“'Hongmao fanhua’suojie”(A Decipher on“Canton English”).Guangdong shehui kexue(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4)1998. [13]Zhou Zhenhe.“Daying tushuguan suo cang'Hhongmao fanhua’chaoben yijie”(A Decipher on Manu of“Canton English”Kept in British Library).Jinan shixue(Jinan History),(4)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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