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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是教育。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教育作用真的很强大。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了批判性思考的机会，并允许人们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探索新想法。大多数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的或者收费非常低，而且无论光顾者的背景或学习目的，他们都被平等对待。20世纪90年代，位于萨拉热窝的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不仅支持了该地区主要大学中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教育，更是支持了整个国家的教育。对它的攻击严重损害了一代人的教育。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院图书馆继续为数量庞大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服务。仅在2017—2018学年，与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的互动（从下载期刊文章到从书库中调出中世纪手稿）就超过4000万次。阅读这些藏书（或运行程序对其进行数据挖掘）的牛津大学的学术群体不到3万人。将这些数字乘以英国的约130所大学，或者美国的数千所大学，然后全球的所有大学，你就会对图书馆的中心地位以及它们给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动力有些概念了。 公共图书馆系统和地方档案馆对它们所服务的社区来说是一样重要的。随着社区需求的变化和发展，它们所做的工作一直在扩张。仅在英国，每年就有数百万本书被借阅。这些机构的资金现状是极其严峻的。在英国，2017年至2018年，公共图书馆的资金减少了3000万英镑，超过130家图书馆关闭，500多家图书馆由志愿者而不是专业图书馆员运营。考虑到公共图书馆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无疑将加剧社会不平等，降低社会流动性。贾夫纳的公共图书馆是被故意作为袭击目标的，以破坏当地一个社区的教育机会，此事令我们惊愕，但我们周围的公共图书馆都在关闭，资金在被削减。 在“紧缩时代”，许多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来到了支持社区的第一线。公共图书馆以创新的方式做出了回应。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出借”领带和公文包等衣物，以帮助那些负担不起传统的“体面”服装的人参加工作面试。在英国，随着政府将大量的服务转移到数字平台，公共图书馆也做出了回应，为那些面对数字鸿沟不知所措的人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服务。 知识的保存可以起到深远的教育作用。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是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最近的一项重要研究分析了一份非凡的档案记录中包含的气候数据，其中详细描述了1354年至2018年勃艮第葡萄酒之都博讷的葡萄收成。在这些记录中有一组极其丰富的能追溯到过去的气候数据，且没有中断，这可能是欧洲最长的连续气候记录。气候科学家已经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表明，极端天气频率在最早的几个世纪是异常值，但这些极端天气在现在已经成为常态，因为自1988年以来，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记录出自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葡萄园，但除了最初创建这些记录的目的外，还有其他潜在的用途。当知识被摧毁或被放任腐朽时，我们往往无从得知我们正在失去的知识的价值。 2 第二，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多样化的知识和思想，让人们能够通过加深对过去的理解，来面对现在和未来。我们所邂逅的想法、所理解的历史和所接触的文化塑造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这些想法和信息。不仅在艺术、音乐和文学等创造性领域是如此，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也是如此。我们在英国所拥有的民主依赖于思想的自由传播，从而为我们民主进程的质疑精神注入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出版自由，但公民需要了解各种不同意见的渠道。图书馆收集各种各样的内容，这些资源允许我们的观点受到挑战，让公民能够自己获取信息，遵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所坚持的：“在人类智力的现有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的多样性，才有机会公平对待真理的方方面面。” 1703年，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学监亨利·奥尔德里奇（Henry Aldrich）向伟大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建议，在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萨维尔几何学教授后，他应该研究古希腊的科学作品。哈雷启动的项目之一是继续伟大的语言学者爱德华·伯纳德的工作，后者查阅了博德利图书馆里希腊科学家阿波罗尼乌斯的阿拉伯语手稿的重要几何著作《比率的分割》（De Rationis Sectione）。哈雷完成了伯纳德的工作，于1706年翻译并出版了这部作品。正如哈雷的朋友兼合作者艾萨克·牛顿所说：“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员和收藏家保存了这些古老的文本，使其免受破坏，让它们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知识，从而引发新的发现。 这种多样性可能会被压迫的政权所抗拒，后者会关闭学习和检验想法与观点的机会。在土耳其，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政权于2019年8月开始销毁与其对手法图拉·居连（Fethullah Gülen）有关的书籍。到目前为止，已有30万册图书从学校和图书馆被移除。出版社也受到了攻击，这引发了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等机构的批评。销毁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激发人们对这些文本的兴趣，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效果。 图书馆和档案馆能让人们接触到关于可能挑战当局或被普遍接受的意见的知识。除非它们被允许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否则它们在此方面的作用将被削弱。在危地马拉长期的内部冲突中，警察在国家压迫公民和侵犯人权方面的作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人权组织挽救了国家警察的历史档案，使其免遭破坏。查看这些记录帮助了危地马拉人民接受他们最近的历史，但在2019年3月，工作人员被裁减，这些文件无法再被查看了。自那以后，有人就呼吁保护这些档案不受损害和政治干预，并复制副本存放在瑞士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与也门的宰德派图书馆一样，攻击知识的一方试图消除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但国际学术社区可以使用数字技术来保存这些材料。 3 第三，图书馆和档案馆维护人民的关键权利和鼓励在决策中保持廉正，从而支持公民的福祉和开放社会的原则。用历史学家特雷弗·阿斯顿（Trevor Aston）的话说，档案可以是“捍卫个人权利的堡垒”。在档案材料丢失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可能会被伤害，例如在前南斯拉夫的例子中，塞尔维亚民兵销毁了档案记录，这是一起蓄意剥夺穆斯林公民权利、消除穆斯林在波黑存在的记忆的行为。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档案馆在东德和南非之类的国家帮助捍卫公民了解本国历史的权利，在重建民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通俗的叫法是“高克当权期间”）国家安全局第一任记录联邦专员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说，人们在位于柏林—利希滕贝格的史塔西办公室发现了数千袋被粉碎的材料，“证实了担心自己的活动留下了纸面证据的人的狂热是不无理由的”。开放史塔西档案的过程对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极为重要。国家运作其管理制度的方式已经变得透明，甚至允许人们访问自己的文件。到1994年6月底，也就是柏林墙倒塌仅仅5年后，已有超过185万条访问高克当权期间文件的申请。 日常生活、商业和政府记录向数字世界的转变带来了复杂的问题。保存数字资料正在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后代将承受我们不作为的后果，并为之感到痛心。网页和社交媒体的存档是尤为紧迫的问题。2012年，计算机科学家哈尼·萨拉赫艾尔丁（Hany SalahEldeen）和迈克尔·纳尔逊（Michael Nelson）研究了大量关于重大事件的社交媒体帖子，如贝拉克·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埃及革命和叙利亚起义。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数据流失率：在一年内，11%的帖子从网站上消失了，而内容的耗损率仍然在继续增高。正如我们在英国有关脱欧公投的网站上，以及网络上其他关键当代事件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保护这些网站将对我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图书馆和档案馆正在开发网络存档，作为其资料保护工作的一部分，有时还得到（英国）法定送存立法的支持。我们需要更大胆的行动来推动发展法律支持和正规资助的基于国家域名的网络存档。“互联网档案馆”继续发挥着领导作用，各个记忆机构也必须带头将网络作为社会记忆的一个关键部分进行存档。 4 第四，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让我们可以通过核实、引用和再现来追究真相和谎言。保存知识的这一概念可能起源于古代的税收管理，但它应该与问责的概念一样，在现代社会被明确地重视。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每一份记录都被销毁或篡改……甚至没有一个日期能幸免……而且这一行为还在每天发生着。除了一个'党是永远正确的’无尽的当下，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保存记录，并确保其能被访问。 档案馆和图书馆通过提供支持问责制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其社区。问责制在当代科学中已变得很重要。“科学的再现性”和“研究道德”是科学界的流行语，但归根结底，它们可以被归结为相同的一点：公众能否获取底层基础数据，从而使科学家们的说法能被其他科学家们验证（或再现其实验的结果）？这一过程需要数据被独立保存，从而使其能被开放获取—英国的一些研究资助者（如环境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现在就要求研究人员将与他们资助的研究相关的数据存放在认证的数据存储库中。 近几十年来，科学论文的数量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科学家们面临着需要迅速发表其研究发现的压力—通常是为了领先于竞争对手的研究团队。科学期刊也一直在鼓励科学家发表引人注目的高含金量论文，宣布重要的科学发现。发表论文的急切，再加上竞争的性质，便导致了一些著名的“伪科学”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被宣布的科学发现基本上都是捏造出来的，其研究结果无法被其他研究者再现。伦敦皇家学会（世界上最古老、最崇高的科学机构之一）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伪科学”的论文，该论文敦促说，“科学界整体坚持道德行为、诚实和透明度的最高标准，从而维持研究诚信和有效信息的黄金标准，是尤为重要的”。作者还承认，“可悲的是，一系列力量正在与这一愿景作对”。科学界的人也不能完全免受个人野心和驱使人们行动的普遍压力的影响。 为了对抗这些趋势，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道德，提出了“研究的重现性”的概念，意为使用相同的输入数据、方法、代码和分析条件来获得一致的科学结果。在开放获取领域发布研究数据有助于重建信任和透明度。图书馆是这一进程的关键，因为它们通常代表科学界持有开放获取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数据的机构储存库。工作人员帮助指导研究人员完成这一过程，在申请研究资金时就帮助他们起草数据管理计划，并在元数据等技术方面提供咨询意见。 5 第五，图书馆和档案馆通过保存社群的书面记录，帮助社会在其文化和历史身份中扎根。它们是帮助社群意识到他们的“地方归属感”和“共同记忆”的关键，这一概念已是公认已久的了。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我发现迪尔公共图书馆有一个当地历史区，里面全是晦涩难懂的书籍、活页短论和报纸（以及特殊索引和目录）。成千上万的迪尔居民年复一年地使用这些藏书来研究他们家房子的历史，或该镇过去的某一事件，尤其多的人研究自己的家族史。图书馆、档案局和地方历史中心拥有极其丰富的藏书，这些地方通常能获得（通常是通过捐赠）非常稀有和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将其赠送给当地的“记忆机构”。这类工作往往鲜有人知，而且资金非常匮乏。重新强调地方历史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社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位置，有助于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鼓励人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认同感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纳粹对犹太人和“非德国”文学的攻击是他们对有经者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警告信号。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族人攻击档案、破坏国家与大学图书馆，是因为他们希望抹掉穆斯林参与波斯尼亚历史和文化的记忆。我们都应该把对书籍的攻击视为一个“预警”信号—对人的攻击定会随后而来。 有许多关于故意破坏知识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的一大常规操作的描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离散档案和被迁移档案”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资料在形成最近独立的国家的历史叙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些这样的国家将庆祝其独立周年纪念的时期。愉快庆祝独立75周年、60周年或50周年通常也包括颂扬独立以来的历史成就，但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反思更早之前的被殖民时期，有时会比较“现在和以前”，有时会指出历史上的不公正，有时只是简单地叙述历史。殖民时代的历史依赖于殖民时代的档案和出版物。接触这段历史可能会在政治上很敏感。1963年，一位英国官员在指导他的工作人员对北婆罗洲独立前的记录进行评估时说：“被烧了的东西不会被惦记。” 知识的回归可以帮助各个社会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与历史和解，尤其是那些艰难的历史，比如我们在伊拉克、德国和南非的例子中所看到的。2018年11月，由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和费尔文·萨尔（Felwine Sarr）撰写的一份关于文物归还的有争议的报告在法国发表。该报告在国际博物馆界引发了关于殖民时代藏品处理方式的重大讨论，呼吁完全和无条件地归还非洲文物。这份报告仅简单评论道：“在非洲，我们所有的对话者不仅坚持要求归还被法国博物馆持有的文化遗产，还坚持严肃反思档案问题的必要性。” 以上五项职能并不全面，只是突出保存知识对社会的价值的一种方式罢了。在现在这个着眼于短期的世界中，图书馆和档案馆着眼于人类文明的长期价值。我们若忽视它们的重要性，最后为其后果买单的只有我们自己。
 [英] 理查德·奥文登丨著 刘佳玥丨译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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