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庶民旧事儿之四监厅人家

一

穿城而过的横沟，在这座千年古城中颇有名气。从城北郊的柏山堨引来漳水，推动了八张水碓后，经北门左侧入城，一路向南；沿着北街店铺地下，穿过北街口，再经过程家门楼下、桂墩里、杏墩里，从城东南出城，直奔六都三千六百亩，使得“岁屡有秋”。其中，横沟流经北街口至郭门城墙下600多米的一段，是明洪武以来所形成的居民区，人们习惯称这里沿横沟两侧的居民区为“横沟弦”。

徽州村落多为聚族而居，黟县城里也不例外，大姓望族也都是划地块而聚居。如名贤里的余姓，嘉祥里的俞姓，富春里的孙姓，爱莲里的周姓、桂墩里的程姓、杏墩里的胡姓等等。明初，黟县南山程氏“十四世迁黟城淮水门（横沟，古又称淮渠、槐渠），葬桂墩，号桂林程家”，程姓最早开发了横沟弦。没几年，又有胡姓自横潭迁至“城南淮渠之上，诛茅筑室，编篱植杏，土人名其地曰'杏墩’”。

此后六百多年，县城横沟弦，主要为两大块：桂墩里、杏墩里；分属两大姓：桂林程、杏墩胡。姓程的，自明代以来多为官从政，直至民国，门庭显赫；姓胡的，自明以来为官者不多，读书者不少。明正统年间，其祖胡彦本输谷赈灾，“上遣使赍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胡姓由此发达，并建“旌义堂”以祀。延至清代，宗族中某房涌现出接连四人被选拔为监生之荣耀事儿，于是在横沟畔建起了家祠以祀之，人们也就称该祠堂为“四监厅”。

“四监厅”属家祠，紧邻横沟，坐西北朝东南，虽然没有四周的“桂林堂”、“旌义堂”、“叙伦堂”那么伟岸，但仪门、享堂、寝室、泮池等也还是规制齐备。我见到的时候，享堂、仪门已经没有了，剩下的是空空院落；前面的泮池，也改成水田，其形如龟，人称“龟田”。后来“龟田”变成了菜地，再后来又建了民居，所剩下的只有靠横沟弦路边的寝室了。这是幢两楼明堂三间，正向阶檐下有高墙封起，中间开门通向院落，想必是后来改建的。房屋右侧过廊又有青石门坊大门，正对杏墩。听老人说，原来门外面临横沟处，还有一门楼坊，进出四监厅，进出杏墩，必须从坊下穿过。门楼坊没见过，倒是四监厅门外有一大片平整的“石灰碱地”，地上画着方格，四边搁着长长青石条（也许就是门楼坊构件）。这里是我们孩提时经常打弹子、射纸片、拍菩萨（指一种小图片）的好地方，因为四监厅主人从来不干涉我们。

解放以后，四监厅住进了人家。住户姓叶，夫妻俩生了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真是蛮好家庭。男人名来福，大家都喊他来福公；女人不知姓名，大家就叫她“来福婆”。

二

来福公家原来是在外头做大生意的，江西上饶、九江都开有好多家店铺，是一个富商之家。抗战的时候，店铺全叫日本人给炸了，父母都遭了劫难，只有来福公一人逃回家乡村里。来福公自幼倚靠在父母大树下，长大了也是凭着店铺家业吃现成饭，一下子回到农村，什么农活也做不了；再加上日本飞机轰炸时，右脚受伤，落下点残疾，这就没法，也根本不想在乡间过日子。于是来福公就来到县城，摆了个小杂货摊糊口。原先就呆在乡下的来富婆，自然也随着丈夫进了城。她就在城里的破屋场、郭门外的废弃地，开荒种点五谷蔬菜以度日。他们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新荣，老二新贵。我估摸着，也就大概是南屏叶氏新字行辈吧。

解放以后，土改划成分。来福公家一无田地，二无家产，划成了贫民，甚至还分到了“四监厅”作为住房。公私合营，走合作化道路。来福公小摊不摆了，被分到北街“旧货商店”，成为大集体的职工；来福婆开的荒地，连土改时都没量算，就一股脑儿归为集体，成了郭门农业社社员。户籍登记，儿女的户口随母亲。母子三人划在了郭门，成了农村户口；吃的是农业粮，靠劳作挣工分，生产队分口粮、工分粮而食。来福公独自一人为大集体职工，吃的是商品粮，每月凭工资、购粮本吃饭；仅此一点，就牢牢奠定了他在四监厅中，不可以撼动的户主地位。

旧货店中，因成份过硬、脚的毛病，来福公受到领导、同事们照顾，活计挺轻松，走动也自由，工资却挺高。据来福公自己说，临解放时，他曾经给游击队贴过标语、告示，这当然要算一份功劳。四监厅中，因为每月有现钞掏出来，当然就受到母子三人的敬仰、簇拥。渐渐的，来福公袒露出早先在富商父亲庇护下的“纨绔”相。用来福婆的话说，是“狐狸尾巴翘上天了”。

来福公的穿着，不止高出母子一等；夏天白纺绸，冬季狐皮袄，那根双条连接怀表的银链子一年四季都在胸前晃悠着。来福公的饮食，我打小就没见过他与来福婆合食；小酒每日两顿，廊檐下小风炉上的陶钵里，经常飘出阵阵肉香。路过老查饭店，总要买些肉包子、卤猪舌条、猪头肉等，这些其他人是没有份的，除非小儿子新贵偶尔从乡下回来，才可以分食一些。来福公的生活过的有滋有味，可是家中的事儿却从不理睬，更别说沾手；就连母鸡生蛋，落在门槛边，也从未弯腰去捡过。他的理由非常充足：我是残废人，我能做什么？

来福公脚疾到底有多严重，大家还真不清楚，就连在他身边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来福婆也不知详情。我们见到的，只是他成天拄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显得非常吃力、艰难。一天，来福婆来到我家，气急败坏地对我妈说：“那老匆死的，还真会装。”

原来这一天，来福婆起得早，来到横沟里，蹲在埠下洗衣服。洗着洗着，一抬头，看见来福公出了门，来到横沟弦的大路上。天色还早，路上空无一人。来福公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走着走着，他看左右没人，便将拐杖往肩上一扛，以几乎与平常人一样的步子，哒哒行走起来。当然，惹来的是来福婆一顿怒骂。

来福公还有个毛病，耳朵重，同事有时都喊他“聋来福”。打这件事起，我连他的耳聋似乎都有些怀疑了。

三

来福婆，个子不高，常年的体力劳作，使得身板硬朗结实。没人知道她的出身，她自己也从没提起过，但是从她那张满是芝麻大小疤痕的脸以及同她年纪并不相符的那双解放脚上，可以瞧出其家世贫寒。来福婆的勤劳，在横沟弦上下、杏墩里左右、郭门街前后是出了名的。那个年代，无论是春季莳田拔秧，还是夏天“双抢”抗旱，还是冬季上山割柴，人们见到的第一个身影往往就是她。晚上生产队收工，她还要再去自留地里做到月上三竿，通常又是最后一个回到家中。

四监厅前院子檐下，堆满了她一人砍下的柴火，还有自留地里收获的杂粮、菜蔬。自己吃不完了，就满四方邻舍送人，我们家就没有少吃她送的山芋、蔬菜。我们看见她，肩膀上总是有一副担子。不是粪肥，就是草木灰；不是柴火，就是茅草；要么便是一头空粪桶，一头满篮子菜。

大儿子新荣，长得像来福婆，矮个子，粗身板。不同的是，新荣圆圆的脑袋似乎就是直接安放在肩膀上，见不到一寸头颈；更有不同的是，新荣背脊还罗锅着，于是人们都叫他“驼子老新（黟县方言读'xin’）”。小儿子新贵，长得像父亲，高高的个，浓眉大眼。不同的是脚不跛，背不驼，标准的帅小伙；更有不同的是，新贵打小懂事，帮助母亲干这做那，而且读书用功。60年代，新贵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当了名乡村小学教师。不久，新贵在乡下娶妻生子，以后便很少回家。平日里，四监厅就只有三人过着日子。

文化大革命来了，厅堂画条几上的时鸣鈡、帽筒、福禄寿三星、弥勒罗汉、东瓶西镜等，或毁或移，取而代之的是红彤彤、金闪闪的“宝书台”。横沟弦，杏墩里，乃至整个县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唯独来福公家没有敬设“宝书台”。四监厅的上厅画条正中，依然是那架旧时鸣钟，照例不紧不慢地“滴答”着。红卫兵督促，造反派责令，来福公都是一拐一瘸上前诉说：“不行，不行，我们家不够资格。”

问：“为什么？”

来福公夹着拐杖，扳着手指说：“我们一家共三口，我是个瘸子，一贯立场不稳；老婆是麻子，从小缺点太多；儿子是个驼子，身上包袱太重。怎么学习也改正不了，这辈子就是这样啦。要是设个宝书台，不是要辜负他老人家吗？不能设，不能设！”说罢，连连摇手，脚下也瘸得更厉害了。

这样，四监厅就一直没有敬设“宝书台”，时鸣钟也就一直没被移走。不久，旧货商店被作为“四旧”而关张，来福公也无事可做而回到家中。工资没了，精神垮了，家中地位自然也降了，就连“驼子老新”也敢在他面前吆五喝六起来。更严重的是身体急剧变坏，成天咳嗽不停；结果，没有能够听到厅堂画条上那架旧时鸣钟的70年代钟声。事后，来福婆告诉我妈，那架旧时鸣钟是来福公当年从九江带回来的唯一一件父亲遗物。

四

驼子老新确实矮，当年十来岁的我，瞧着而立之年的他，几乎都不需要仰视。

老新的户口随来福婆，自然是生产队的人了。他没读几页书，主要是读不进去，自然也就干不成什么事。他好吃，吃得所有人都说是懒；他贪玩，玩得所有人都认为是惰。从形象看，老新还真应了黟县那句老话：“腰粗必懒，颈粗必庸”；从性格看，老新似乎完全是来福公的基因遗传。来福婆一谈起他，不是唉声叹气，就是骂“和他匆死老子一个样！”

老新打小不会干活，成年后也不愿意去干活。生产队派活，他只能也只会做两样，一是在秧田边、晒场上赶麻雀，二是放牛。干这些活他还是愿意的，坐在小凳上，手持一根细长竹竿，竿稍拴上一小红布条，时不时挥动两下，眼睛根本不须用，甚至完全可以闭上打呼噜。尤其是放牛，那好处大了去了。除了可以在大树下睡大觉，还可以避开众人眼睛，做些自己喜欢干的顺带活。

那年头放牛，不像如今这么留心在意，生怕一不小心牛吃了别人庄稼。那时，牛吃了田里庄稼，是生产队的，大不了挨队长几句骂，反正老新皮厚；吃了社员自留地庄稼、蔬菜，连骂他几句也是轻声细语的，甚至还带有求情得口吻。曾经为了牛吃自留地庄稼，有人骂了老新，甚至还有打的。没过多久，这一家的自留地里一夜之间，闹了个精光，再找到老新，打死不承认。

来福公过世不久，母子俩便分灶而食。随着老新的懒惰越来越出格，已经上了年纪的来福婆干脆搬出了四监厅，搬到乡下老二那里去住了。四监厅就只剩下驼子老新一人。

老新不抽烟，但嗜酒。像他老子一样，每天一餐酒是少不了的，手头稍宽裕时还得两餐。早先，老新靠着来福公；后来，老新又赖着来福婆。如今没人靠了，生产队做的那几个工分，能将基本口粮挣到手就不错了。于是，四监厅顶上的屋瓦日以见稀，底层与二楼之间的“阁桥”板，从卧室到厅堂慢慢消失，它们都变成了酒肉而下了老新的肚子。好在那架时鸣钟，早早地被来福婆抱下乡，否则也一定会被老新吃掉。没过多长时间，四监厅能换钱的东西，几乎全部都从老新手中流走。为了照应自己成天饥饿的肚子，老新开始偷了。

老新的偷品应该还算不错。他不进人家屋，不摸人家兜，偷的只是能够充实肚皮的东西。他利用放牛之便，早出晚归，顺便带走一些人家自留地里的蔬菜、花生、山芋等。老新以为这叫“顺带不为偷”，因此很是心安理得。偷多了人家的，老新便犯了众怒，大伙儿不愿意了；可是碍着来福婆的面，又不好当面指责，只有告状到队长那里，拿掉了他放牛的权力。没有牛放了，不方便在自己生产队偷了。老新把视线投向了南门、马道，甚至五里、深冲，这就不是“顺带”，而是真正的偷了。

偷点瓜菜，这本不是什么大事。被人发现一喊，拽了几个就跑，为了几棵菜，人家也懒得追；没有被人发现，也只是偷那么一点，够吃就行，多了还会坏掉。最难熬的是冬季，地里光秃秃的，泥土硬邦邦的，这时的野外是没有什么吃的可偷了。

五

一天，北街的聋炳仁找到老新，邀他去深冲偷窖里的山芋。老新正愁没吃，满口答应，一同前往。聋炳仁，是县城另一位知名懒汉。他不姓聋，因为有些耳背，人们就都这样喊他，反而是将他的真姓给忘了。聋炳仁，个子比老新高，背脊上的罗锅却没老新大，只是微微的显得有点驼。他的身体远不及老新，脸色苍白底下显得有些发青，成天踏着鞋，老是没精打采的样子。在我的印象里，聋炳仁手上老是托一个小纸包，里面几块卤猪头肉，一边踢踏踢踏地走着，一边时不时地用手指钳上一块，仰脖放到嘴中呷着，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

深冲人家的山芋窖，挖在房屋后面的山上。垂直挖下去三四米，底部呈圆形，圆中间高一些，形成个小圆墩，便于架设梯子上下；圆的四周铺上一些稻草，上面存放山芋。山上的地窖干燥，山芋存放到第二年夏季，都绝对不会变质。因此，深冲村家家户户都挖有山芋窖，遍布了村子后面的小山梁。

驼子老新和聋炳仁，已经是多次合作到深冲偷山芋了。以往，他们都是带上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头削的很尖；人趴在窖沿边上，把竹竿伸进窖里，对准山芋堆用力扎下去，扎牢了，提上来，就是一条山芋。这样的偷法很吃力，一次也只能偷得三五斤；这样的偷法也很实在，万一被人发现，丢下竹竿，撒腿就跑，很是安全。所以这样的偷，即使是在大白天，风险也不大。这一次，他们决定多偷一些，大冬天免得来回多次，那太辛苦了。于是这一回，他们趁着月色，没带竹竿，而是带了一根粗绳子。来到窖边，聋炳仁用绳子拴住老新的腰，慢慢地将他放下去。老新到了窖底，用随身带来的麻布袋，装了两袋，少说也有几十斤。聋炳仁先将山芋提上地面，当再来拉老新的时候，问题来了。百把斤的人，放下去容易，可是要拉上来，那就困难得多了；何况聋炳仁又是个病秧子，怎么拉都是白费力。聋炳仁在上面累得差一点驴打滚，老新在下面急的直蹦乱叫唤。结果，当然就被深冲人来了个“窖中捉鳖”。

那年头，没有公安局、派出所，只有“群众专政指挥部”。两人被众村民打了一顿后，又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用红白相间的大木棒夹着游街示众。脖子上除了挂上“坏分子×××”的黑牌之外，还另加上一大串“胜利百号”山芋。聋炳仁还被剃了阴阳头，而老新本来就是光头，自然没有走这一道程序。从黑牌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驼子老新”的大名。

打那以后，聋炳仁便很少露面，北街里再也难得听到他那“踢踏踢踏”的脚步声。老新也在群众专政的威力下，再也不敢偷吃的东西了，可是那难戒的酒肉瘾却又非得应付不可。于是，老新还是要偷的，不过往后的偷，他把偷吃的，改成偷“拉”的了。

六

80年代以前，县城的粪便是可以卖钱的，拉屎撒尿就是赚钱。一担粪能卖一毛，后来涨到二毛，最后是三毛，甚至三毛五。那时，家家户户都将粪便看得很紧，粪缸加盖上锁，乃至搁到屋里都是必须的。机关单位也是如此，简直视之为小金库。记得年终学校加餐，总务主任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是吃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这丰盛的酒菜，就是用大家一年积攒下来的粪便卖的钱而置办的。

粪很臭，一般小偷不屑一顾；粪很多，城里的大巷小弄、机关学校，到处都有；粪很脏，行窃时即使被人撞见，也是光动口，不会动手。从风险评估看，安全系数大。随着粪价逐渐上涨，偷粪还真逐渐成了老新的主业。老新偷粪有经验，一般户家的粪，老新是不偷的。户家的都是小粪缸，里面除了粪便，还羼有涮马桶水，弄得粪便总是稀稀的，质量不符合老新标准。老新偷粪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单位，比如车站、人民剧场、粮食局、县中学、人民医院、公路站等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偷二担粪回家，再到横沟里打担水一羼，便足足有三担粪。第二天清晨，五里、深冲、马道“换粪的”人进城，三担粪一卖，就是九毛钱。那时的九毛钱，足能剁半斤肉，打半斤酒的。

那年代，作农的偷粪似乎不丢人，起码老新是这么认为的。当人们见到老新满脸紫红，满口酒气，扛着大脑袋的身子摇晃走着，就故意问：“老新，又偷粪啦？”这时的老新会满不在乎地反问：“偷？作农的舀粪，能算偷么？”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相比之下，老新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

此后，老新的生活似乎很有规律，半夜偷粪，早上换粪，然后睡觉闲逛、喝酒吃肉。这样的日子，很是满足。他自诩道：“一夜不困，三担粪，三三得九，酒肉到手。”肉吃饱了，酒喝足了，老新干脆就不回四监厅（不久也没有四监厅可回了），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因为半夜还得起来偷粪呀。冬天的牛栏屋里，夏季的人民剧场阶梯平台上，还有大队址的台上等，都是他经常借住打盹的地方。

人民剧场大门前，有高高的十几级台阶，台阶两侧，原来各有一方形花坛。戏院前人多脚乱，种什么死什么，后来干脆用水泥抹成平台，约有两三个八仙桌面大。老新就是在这里躺着、睡着，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晚。那是盛夏的一个晚上，像往常一样，吃饱喝足的老新在平台上舒服地酣睡了。半夜没有起来偷粪，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他躺在了平台下的水泥地上，脑后有已经凝固的一小滩血。这大概是80年代初的时候。来福婆走在老新前面，没有见到大儿子的惨状，生产队帮助料理了后事。

驼子老新不争气，来福婆很早就想将四监厅卖掉。听妈说，原打算四百块钱卖给我家，父亲说怎么也不能要。理由很多，什么房子太高，路边太吵，祠堂住人消受不起，但最主要的还是怕老新来纠缠不清。据说后来，来福婆是二百元钱卖给了公家。再后来，红旗卫生院扩建宿舍，拆掉了四监厅。粗大梁柱不知运往什么地方，废砖旧瓦成了盖宿舍的部分材料；细腻青石门坊、阶檐石、柱础等，至今还被废弃在原红旗卫生院的后院里。拆房子的时候，雕花梁托、拱斗等零碎配件丢弃了一地；大屋里的老程家，捡了几个回来劈了烧锅，大屋的几进厅都弥漫了浓浓的松香味，久久不得散去。

四监厅没了，新贵老师还健在，依然住在乡下，已是儿孙满堂。年过七十的他，不愿谈及四监厅的事，我们也不便多问。关于四监厅，还有许多不清楚的事儿，模糊也是一种美吧。

2014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