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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的行动是由他的“目标”决定的，而不是由“信息”决定的。个体根据他的目的，处理他得到的信息。个体将怎么处理信息，这个机制是他人不知道的。我们不能根据信息，去说明人将如何行动或人将做出什么反应。也正是人的行动，而不是信息，产生了分工合作，产生了经济增长。 由于信息不能决定人的行动，所以经济学家不能根据他所获得的信息，来说明人们将如何行动，也就是从信息中得出社会将会如何或应该如何的结论。人的目的或行动不是由信息决定的，这决定了“信息”不能作为经济学的起点，或者说，经济学的起点不是“信息”，而是“人的行动”。经济学只能从人的行动开始，而不能从信息（历史，经验）开始。经济学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存在着
“信息”问题。 经济学家之所以“有资格”处理经济社会问题，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了比别人多的信息，而是因为经济学家知道一种特定的“理论性”知识。它的主体，是根据人的行动的先验范畴而建立的“理论”，这种理论提供有关具有不同目的、不同的经验知识的人如何达成分工合作的原理，这种知识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它被称为“经济学”。经济学最根本的价值，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它，去创造一个能够普遍地改善他们境况的环境（秩序框架）。 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行动”，意思是我们把个体视为一个“能够自己处理信息”的人，而不是把这一事实抛开，直接从“信息”出发思考问题，这样就把“信息”客观化了。当信息被客观化时，经济学家就假设自己可以根据他获得的信息，对社会做出最优的决策，或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是使得经济学的起点变成“信息”的原因，因为在这种假设中，人是没有目的的，因此也是不能自己处理信息的，相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目的，替他处理信息。当经济学的起点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信息”时，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经验性“科学”（技术），也就是“历史”，而不再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严格说不是真正的理论，而是对经验世界的模拟或抽象。 如上所述，当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行动”时，经济学才成为一门先验的、一般性的理论科学。假如经济学的起点变成了“信息”，那么经济学就不再是一门理论性科学，而成为经验性的技术，也否定了普遍的“理论”。指出这一点，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说，“理论”与“秩序框架”（宪政框架）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假如否定了先验的理论，那就等于否定了存在着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秩序框架。也即，正是这一“理论”的存在，为那个能够普遍增进个体利益的秩序框架提供了支持。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不承认存在着这样的理论，那就意味着这种普遍意义是的秩序框架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他所获得的“信息”，“经验性”地为社会构建一个他认为合理的“秩序框架”（注意是打引号的）。这时，秩序框架将不再由普遍的理论所确定，而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或者说，那个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秩序框架将被人为构建的秩序框架替代。假如这个理论被否定，根据信息（经验）建立“秩序框架”就具有了“合理性”，这就是“专制”的观念基础。 只有当普遍的理论得到承认的时候，专制才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当这个普遍的理论得到承认的时候，任何根据信息（历史或经验）为一个社会构建秩序框架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那个有助于普遍利益的秩序框架，只能建立在普遍的理论之上。假如这个理论被否定或无视，那么“专制”，也就是人为建立的秩序框架就会取代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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