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是经济理论最新的凶兆

☄ 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凭经验）证明x与y相关，而是提供有关x如何影响y的因果关系解释。

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是

经济理论最新的凶兆

❦文 /彼得·克莱因

>>Peter G. Klein<<

译：禅心云起

2019年度“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典中央银行经济科学奖”，俗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采取的实验性方法”。

巴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是使用现场实验或“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简称RCT）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先行者。经济学中的RCT类似于医学中的RCT。经济学家希望研究一项特定规则或政策（行话叫“干预”）——比如，给老师经济奖励，好让他们上课。

不像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那样，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然后用激励和出勤率的历史数据对其进行“测试”，这类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实时实验。在实际的学校里，一组教师接受“治疗”（干预措施），另一组接受控制。然后比较两组之间差异。再将结果加以推广，以表明这种激励措施在减少教师缺勤方面是有效的。

人们对此次颁奖的反应几乎一致是正面的。阿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提供了该领域一个有用的总结，并提供了获奖者关键论文的链接。其他总结和评价，可以在老地方找到。#EconTwitter上的反应热烈，有来自于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的同事、现在和以前的学生以及许多仰慕者的见证。除了对发展经济学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纯学术工作之外，三人还积极为发展政策提供咨询、教学并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

虽然一些评论家对获奖时间感到惊讶（迪弗洛，46岁，是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但毫无疑问，这些RCT专家——对他们的批评者来说是“随机论者”（randomistas）——最终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他们的研究是我今年早些时候所描述的经验主义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经济学正在从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问题、相互依赖和协调的一般模型和经典问题，转向小规模、渐进式、实验性和很大程度上与理论无关的测量活动。

熊彼特（Schumpeter）和萨缪尔森（Samuelson）、弗里德曼（Friedman）和贝克尔（Becker）（自然还有奥地利学派）过时了，拉杰·切蒂（Raj Chetty）成了时髦。在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中，最激烈的辩论不是关于凯恩斯主义对新古典或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也不是部分均衡方法对一般均衡方法，甚至不是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而是Stata对R。【Stata 和R是两种提供其使用者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以及绘制专业图表的完整及整合性统计软件。——译者注】在前几个世纪，经济学家需要了解逻辑、修辞和历史——然后变成了数学和统计学。现在最重要的技能是如何编写代码，以及如何进行RCT。

在有关经济增长的主流文献中，随机论者有他们的批评家，例如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或诺贝尔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迪顿2018年与南希·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的文章摘要值得完整引用,

“随机对照实验不仅在医学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越来越受欢迎。我们认为，普通公众，有时也包括研究人员，对RCT给予了超过其他调查方法的过度信任。与应用文献中常见的说法相反，随机选择并不能使治疗组和对照组中的除了治疗外的一切条件均等化，它不会自动提供平均治疗效果的精确估计，也不能使我们摆脱需要考虑的（观察到的或未观察到的）协变量。揭示出一个估计值是否偶然产生，比通常认为的要困难得多。

RCT充其量只能得到一无偏估计值，但这个属性的实用价值有限。即使这样，估计值也只适用于为实验选择的样本，通常不过是个方便的样本，并且要将结果扩展到其他组别（包括实验样本所属的任何组别），或其他个人（包括实验中的个人），都还需要给出合理化证明。

要求‘外部有效性’无济于事，因为这在低估了其潜在贡献的同时，对RCT方法期望过高。RCT确实不需要多少假设，也几乎不需要先验知识。这在说服不信任的听众时是有利的，但在累积的科学进步中是不利的。科学进步应该建立在先验知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将其丢弃。各种随机对照实验可以在构建科学知识和有用预测方面发挥作用，但它们只能作为一个累积计划的一部分，并结合其他方法，包括概念和理论发展，来发现‘为什么会有效果’，而不是‘什么有效果’。”

最后一点很重要：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凭经验）证明x与y相关，而是提供有关x如何影响y的因果关系解释。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没有先验理论化，也就不可能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尽管对应用于特定案例需要历史的理解）。

按照以上思路，卡门·多罗巴特（Carmen Dorobăț）和我都批评过迪弗洛关于经济学家最好被理解为“管道工”的观点。

正如我两年前所指出的，

“实验，尤其是随机对照实验，并不能替代经济理论和更常规的应用经济学形式，因为它们处理的是非常、非常小的问题。

我所说的‘小’并不是指社会意义的无足轻重——班纳吉和迪弗洛因其扶贫行动实验室而出名，该实验室旨在帮助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脱贫——而是指出问题在于：除了‘激励措施很重要’之类东西外，这并没有涉及太多的经济学。

RCT被用来研究如何让学生更努力地学习，如何写筹款信来获得更多的捐献，如何让人们食用（也许）更健康的食物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能否对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提供任何见解。（如）社会合作的基础是什么？经济如何增长？什么导致了商业周期？我们应该采用金本位制吗？监管保护私人利益吗？在边缘处提供一点点额外的理解并没有错。但RCT并不易于解决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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