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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苦难 楠溪人民送走了瘟神吴万玉，结果枫溪人民从此过上雪上加霜的苦日子。“杀人魔王”坐镇枫桥，不仅让会稽山革命力量受到遭受破坏，让一大批革命志和无辜百姓牺牲了生命，而且让每一个诸暨老百姓都深受其害。吴万玉口头上采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但实际却倒置过来，变成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他妄图采用反动武装，消灭我党，摧垮我游击根据地群众的革命意志。普通百姓靠种田吃饭，也难逃吴万玉的魔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伪乡长、伪保长原本就在鱼肉百姓，吴万玉到了枫桥，那些伪乡长、伪保长为执行他的法西斯统治，为了不被他关进大仙坛监狱，实际都变成了他的爪牙与帮凶。虽然绥靖管辖区内所有财政、粮政、教育、建设、卫生、地政等事谊均仍由属县办理，办事处经费也由浙江省政府拨发，但实际办事处掌管的权力很大，如关于保甲组织、户口、清理事项，关于举办联保连坐切结事项，关于调整乡、镇、保、甲人事事项，关于乡、镇民代表会议及保民大会事项，关于民众团体、指导组织事项、关于国民教育之督导事项等等，均由绥靖办事处全权掌控。再加上国民党县党部与绥靖办事处又是同一党派下的两个机构，绥靖办事处的特权比国民党县党部要大得多。我们现在虽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靠种田吃饭的普通百姓曾经深受其害，但是有一份间接的证据足以说明这一问题。1963年夏，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诸暨县枫桥区栎江、檀溪等七个公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普遍发动“三老”讲“三史”，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并且在此基础上，写出一批“三史”，共收集到村史38篇，家史452篇，约计一百多万字。这些材料后来经过选编，编成《枫桥史册》（上下册）。正是这份材料，让我们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枫桥区范围内普通百姓所遭受的深重灾难。
感谢我的老师周解荣先生提供史料，让我们一起来重温我们的祖先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苦熬的。透过这样的生活，也就不难发现吴万玉给枫桥百姓所带来的大山压顶般的痛苦，其劣迹主要集中在抽壮丁、派民夫和征收苛捐杂税上。
伪乡、保长对我们的欺压，更是苦难重重，诉说无门。当时的民谣说得好：“乡长买田买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派款派谷，户长哭死哭活！”伪乡、保长手里有两条绳索，紧紧勒在我们的头颈上，勒得我们透不起来。第一条绳索——抽壮丁。国民党反动派抽壮丁打内战，我们农民反对，都不愿意去。人们就强迫我们抽签，抽中谁，谁去；签码谁小，谁先去。可是这也是“官老爷的文章”，做做样子的。有势有钱的人抽中了，靠了他们的势和钱，可以不去，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穷老。如周亦刚，原先抽中第十一名，可是第三个就轮到他。又如何丙林，也是拉去替伪保长的儿子“抵窝”的。拉亦刚、丙林当壮丁的那一天，正下大雪，乡丁把他们用五花大绑绑起，立即就要解走。北风呼呼，大雪茫茫，一家人在村头生离死别，哭得死去活来。先在伪乡公所的楼梯下象犯人一样地关了一夜，第二天押送区里。丙林气不过，说：“又不是强盗，绑得介好做啥！我横着一条命，老婆的七窍还没有生，不会逃的。”他们就是不肯，非绑不可。最可怜的是袁彩英的丈夫被拉。彩英当时刚生下头生孩子 ，自己才只有十六岁，丈夫拉走了，来日长长，怎么生活下去呢？她哭求了三天，可是连见次面也没有被答应。生下的孩子又因无心照顾，在丈夫拉走的第二天就死掉了，怎么死的，自己也不知道。夫走子死，孤苦伶仃，凄风冷雨，衣食无着。在漫长的寒冬，彩英就靠吃芥菜梗度日……当日的生活，多少凄惨、艰难啊！第二条绳索——派民夫。反动军队常常通过伪乡、保长派民夫，这又是我们小村倒霉。那些伪乡、保长都是大村人，近路派大村去，远路就派檀奥。我们差不多每人每三天就要轮到一次，一挑就是二三十里、四五十里。无论刮风落雨，下霜飘雪，派到就得去。弄得好给点吃的；弄得不好，连吃的也不给，饿着肚子挑远担。常常走着去，爬着回来。“一次当挑夫，几天睡床铺”——病得爬不起床。这样就把檀奥的劳动力拖垮了，田里的农活没人管，家里的生活更糟糕。像我们这样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被拉的壮丁就有五人，经常派的夫有三十八人。反动政权的苛捐杂税、伪乡保长的敲诈勒索不算，单单派民夫这项劳役，就害得我们家无米，身无衣，一村老小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抗日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掠取了人民胜利的果实，卷土重来，并且疯狂地镇压革命力量。本村反动地主陈育人（伪公安局长、六县自新委员、东安乡清乡委员会主任），收买了叛徒陈观峰（曾任民兵队长），瓦解了革命群众组织的农会和民兵队，同时成立了反动自卫团，日夜放哨监视革命活动，加强反革命的统治。从此，古唐村人民更深地陷于苦难的深渊中了，不但反动政府层出不穷地进行敲榨，地主、富民也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古唐800亩土地，四户地主，三户富农和祠田占去了510亩，租谷重达每亩280斤，再加上种子谷、牛租谷、换石灰肥谷……农民辛勤劳动一年，每亩仅得50斤左右。……当时农民的生活是：“种种种一畈，收收收一篮，吃吃吃一餐”，“起个五更头，晒个猛日头，浊个雨淋头，睏个硬板头，盖个烂被头，一年四季做到头，剩得一个空拳头”。在那些年月中，全村被迫散“桃园”，妻离子散各奔一方的有44户，出外当雇工的129人，当佣妇的78人，做童养媳的85人……
反动派抲壮丁，抓民夫，这又是我们西坑人民的一大灾殃。这里只说一说贫农骆蔡友三次吃抲壮丁、抓民夫的苦头。第一次壮丁抽到蔡友时，他在前一夜从家里逃了出去。天又黑，路又难走，他心急慌忙地爬山越岭，逃到了别村。第二天，伪保长一听蔡友已经逃跑，就凶狠狠地把蔡友妻绑了起来，关在伪乡公所。蔡友没法，只得借了60元钱，“买”了一个壮丁，又托了保人，才把妻子保了出来。从此，一家就负上了重债，生活越来越苦，靠挖野草、观音土充饥。过了不久，蔡友和三个同村人，一同到枫桥去给人家做短工割稻。四个人刚进一家小店吃点点心，突然闯进几个满脸横肉的“和平佬”，用枪逼着他们去抬轿子，抬的是一个肥胖的伪军团长的老婆，听说是到国民党绍兴县政府去探望被俘的丈夫的。四个人一路上肚子空空，脚上走起血泡。谁知一抬到，就被抓了起来，说他们私通伪军。蔡友他们申辩说：“我们是被抓来抬轿的百姓。”“妈的皮！你们是汉奸，关起来。”就这样，四个人带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监狱。一直关了十七天，受尽了折磨，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个鸡蛋大小的蕃茹到饭吃。后来，化了100块钱，买通一个伪兵向家里带了一封信，家里这才知道他们的下落。又是花了钱，托了保，才释放出来。放出来时，都已饿得皮包骨头，路也走不动了。蔡友回到家里，整整有四年不能上山劳动，全家生活在一潭苦水之中。但是苦难并没有就此到了尽头，过了几年，壮丁又抽到蔡友的头上来了。蔡友听到又要抲他，连忙又带病外逃。结果伪保长又把他妻子抓到伪乡公所关了起来。后来，看看这条穷汉身上实在榨不出油来，只得把他妻子放出来。谁知他妻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抓壮丁的伪乡丁，一口咬定她是从伪乡公所里逃出来的，又把她绑了起来，头朝地，脚朝上，倒拖了一段路，直拖得她头破血流，晕了过去……我们村里吃抽壮丁、抓民夫的苦头，何止骆蔡友一个。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吃过抽壮丁苦头的有四十余人，吃民夫苦头的则更多，每天要派五六个民夫，多则二十来个。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花明农民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农民说当年的情景是：“乡长买田买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派款派谷，户长哭死哭活。”一、抽壮丁。当时凡是年在20至30的青年称为壮丁，都得参加抽签，抽中谁，谁去当兵，码子小的先去。但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可以不去，倒霉的都是穷人。花明村先后被抽去的壮丁有89人，至今还有十人未归，生死不明。有五户因抽壮丁家破人亡。一般的壮丁、民夫多数都是派外姓、弱房和跟地主、伪保长有仇的人家。1934年，贫农陈圣尧抽签抽了个七十二号，就是说要到第七十二个才轮到他。但是，由于圣尧是外姓，伪保长何文元（地主），一开始就抓到他。那时他正在生黄胖病（血吸虫病），押到枫桥，因体格不合格退了回来。但是伪保长欺他老实，第二次又抓了他。圣尧说他不合格，伪保长硬要他拿钱买一个壮丁去。圣尧没法，只好卖了家产凑了300块钱买了何七成去，却不料这是耍的圈套，赌棍、兵痞何七成还没有到诸暨城就跑了回来。上面又来要人，伪保长不去找何七成，还是来欺压圣尧。圣尧无奈，只好带病被绑走。圣尧走后，家中无劳力下田。又逢大旱，母亲和妻子吃糠过活。圣尧在国民党军队中，受尽挨饿责打之苦。反动军队中规定，每三人组成“连环保”，以防新兵逃跑。和圣尧“连环保”的另外两个新兵受不了苦，一起逃跑了，这却苦了圣尧，伪连长硬说圣尧放走了他们，为了“杀鸡吓猴”，伪连长集中全连的新兵，叫圣尧躺在地上，命令九个班长，每人打18扁担，162下扁担打后，扁担打断了，圣尧早已昏去。圣尧实在受不了这样的苦，最后冒着枪毙的危险从医院里带伤逃跑。他晚上走路，白天躲起来，回到枫桥，却不敢回家，还怕伪保长再抓他去，这样在外面转了两三年才敢回家。又如何文容，人很正直，群众怕山林被地主破坏，公推他来管山，因此得罪了地主何志茂。何志茂是伪保长何文元的父亲，他说要给点颜色给文容看。文容防着地主会抽他壮丁，他因有病，早有医生出条证明的，心中不怕。但在那时根本无理可讲，伪保长还是抽了文容去当壮丁。文容到萧山便得病死了，家中两个女儿连续死去，妻子改嫁了，弄得家破人亡。1946年，蒋介石打内战，需要更多的炮灰，所以连“抽”也来不及了，就到处乱抓。当时花明村里见不到青年人，都逃上了山，不敢回家。1948年，因壮丁抓不到，又采用了“买”的办法。“愿卖”的都是赌棍、兵痞，每个索价2700斤大米。摊算下来每个适龄的甲级壮丁每次要上缴大米150斤。全村受过抽壮丁之苦的有384人。二、派民夫。民夫有固定的“长期民夫”和“轮流民夫”，也有杂七杂八部队来抓的“临时民夫”。全村有478人被抓过民夫。据花明农民回忆，当年除了汪伪军队派民夫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乱毛”部队，如别动队、二十六师、八十八师、奋勇部队、向上部队、第十预备师、淞沪游击队、蔡廉部队、郑重如自卫大队、雪天白部队、何祝权部队等。被派的民夫一般都是挑东西、筑炮台、挖壕沟。那时花明村常派民夫的是伪乡队副何正耀，绰号“小清明”。他手拿青竹竿，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派到就得去，不去劈头就打。挑东西有“远途”和“近途”，被派远途的得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一走就五六十里路。“和平佬”（汪伪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子赶，不准休息，稍微停一停便要挨打。弄得好给点吃的，弄不好就饿着肚子挑。民夫都是走着走、爬着回来。例如“黄胖老”（一个有血吸虫病的农民），回来时因太吃力了，过河时被淹死了。农民说：“一天当民夫，几天睡床铺。”因派民夫被打死的有何记木、何金昌、何水成的父亲。汪伪军在花明村还设有情报组，为首的情报员也姓何。他不是本村人，但本村不论老少，见到他都必须称他“太公”，不然就得挨打，或者是送“小仙女”香烟，办酒席来消他的气。情报组加给民夫一个任务，就是刺探军情，农民不敢去，他们硬逼着去，还规定了刺探军情的农民，必须将目的地村镇的门牌号码撬下带回，以证明确实到过那里，不然就不准回来。三、苛捐杂税。税收名目繁多，无奇不有。有田亩捐、房屋捐、地基捐、人丁捐、联保捐、优待费，甚至砌灶头还要“灶基捐”。此外，还有各种各样随时可按上名目的“特费”。收税的除了“和平佬”外，还有国民党各种各样的“乱毛”部队。那时从绍兴挑一担鸡毛到花明，六十里路，就要经过十多个税收站，完十多次税。仅在花明村，就设了两个税收站。由于反动派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层层剥削，弄得花明农民民不聊生。在194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花明村到杜家岭五里长的路上，就发现饿死的穷人有七个。
1940年，赵家有名的“破脚骨”（流氓）赵均兰（反革命，后给金萧支队杀掉）爬上了伪乡长。提起这个横行霸道的赵均兰，邻近三村没有一个不捏拳头、咬牙齿恨他的。八月初一的一个晚上，我阿哥楚越和几个穷朋友谈天，说了一句“'破脚骨’当乡长，我们穷人更遭殃”，那知道，被伪保长赵文彬的狗腿子听到了，他向伪保长添油加醋地翻了一通舌头，伪保长连忙向伪乡长去讨好。伪乡长听了像只打伤的疯狗，边跳边叫：“好大的胆，竟敢讲我的坏话！哼，弄点颜色给他看看。”接着，伪乡、保长密谋一阵，设下圈套。十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刚刚困上床，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不等我阿爸起身去开门，赵文彬一脚把门踢开，气势汹汹地说：“楚越抽到壮丁了，今晚就走！”我阿哥一听，连忙从后窗逃出。这时我阿爸早已吓得语不成声：“楚越，他……他不在家。”“搜！”伪保长手一摇，两个伪乡丁里里外外寻了一阵。伪保长见人不在，杀气更足：“好，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逃了老大有老二，来！把阿六带走！”这天晚上，我被关在一间破草棚里。第二天绑到枫桥，在枫桥关了三天三夜后，像犯人一样，绑押到绍兴。在绍兴“师管处”里，把我们新抓去的壮丁，左耳染绿，右耳染红，防止逃跑。有一天，逃掉了三个有病的壮丁，匪排长瞪着两只牛眼，冲着我们几个没有逃的病号，指着鼻子大骂：“妈的，装病，想逃跑？每人给我打上五扁担，看还想不想逃。”命令我们扑在地上，每人挨了五下檀树扁担，我当时打得昏了过去。幸好后来查出我的腿从小有病，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就退了回来。我回家的当天晚上，狗保长赵文彬满脸杀气闯到我家，一见我劈头就问：“你是逃回来的吧！”“我腿不好，退回来的。”我理直气壮地说。“好，拿退伍证看看。”伪保长脸上露出狞笑。“我们一起退回来的有三个人，只开了一张退伍证，不在我身边。”“哼哼，告诉你，如果查出来是逃回来的，到那时……”说到这里，他斜着贼眼朝我阿哥身上白了几白，便走了。一计不成来二计。第二年4月18日夜快时，我们父子三人正在舀水抗旱，突然“砰”地一声枪响，我们心惊肉跳地朝枪响的方向望去。啊，糟了！是赵文彬这狗东西。我们正想躲一躲，两个手提长枪的伪乡丁已跑到眼前，赵文彬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他狡猾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对我阿哥说：“走吧，壮丁又抽到你了。”“赵先生，你可怜可怜我们吧，他一走，一家人都完了。”阿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怎能抽去？我阿爸只得哀求。“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我可怜你，谁可怜我？这是上司的命令，我有什么法子。”赵文彬阴森森地说。我便向伪保长说：“壮丁我去顶，阿哥走了，一家人要饿死的。”狠心的伪保长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把阿哥绑着就走。这天晚上，阿妈得知阿哥被抓走了，哭得地上打滚，一气一急就病倒在床，不到二十天，她老人家怀着满腹仇恨，离开了人间。临死的那一刻，他凄凉地叫着：“赵文彬，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九月里，阿哥从反动派军队里逃命回来，可是，再也见不到善良而又勤劳的阿妈了。狼心狗肺的伪保长，听说我阿哥回来了，哪肯罢休，就二计不成来三计。第二年正月，又把我抓去当壮丁。五月份，部队从绍兴开往永康，路上我逃了出来，一路讨饭回到赵家，到村不敢回家，躲在表兄家里，表兄见我死里逃生，当然满心欢喜，连忙跑到我家里去送口信，没跨进门槛就大声喊道：“楚六回来了，楚六回来了。”不料被伪保长的狗耳朵听见，他赶到我家，威胁我阿爸说：“阿六逃回来了，部队里来要人，可不要说我赵某某不客气哪！”过了几天，他见到我，阴险地向我冷笑一阵：“好，你又回来了，你本事倒满大的。”好，他三计不成又来四计。我回家不到两年，第三次抓壮丁的灾难又临到我头上了。这一次先到萧山“受训”。一天，一个满脸横肉的张司令训话，训话完毕时，阴险地问：“谁要回家？我放谁回家。”一个老实农民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信以为真，走上前去哭诉：“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到这里来，他们是要饿死的。长官行行好，放我回去吧……”“好，发给你'路费’。”伪司令拔出手枪，“咔嚓”一声顶上子弹，当场就要枪毙，亏得大家讨救，才饶了一条命。我当时想，我们这些壮丁，上前方打仗要伤命，在后方“训练”也要死在当官的枪口下。后来部队开到湖南衡阳驻营，心一横，就千里迢迢逃了回家。就为我阿哥一句话，我哥弟俩吃了四次壮丁苦，害得我家十年不得安宁。过去的伪乡、保长，真是吃人的豺狼！看看现在的干部，好比自家的亲人！比一比，想一想，怎么不叫人痛恨旧社会！怎么不叫人热爱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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