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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先生学谱》杂抄及些杂感（一） 吴营洲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曾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大革命时期因政见不同而退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是李大钊、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有三位党员：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其时，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张申府正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李大钊见张国焘（时为北大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便发展张国焘为中共党员。于是，张国焘便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其时，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已从北京秘密迁移到上海了，方才有“南陈北李”一说。□张国焘向刘清扬“提出恋爱要求”，刘清扬认为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革命理想”，因而“严肃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据称，其时的张国焘，“疯狂地”追求刘清扬；只是不清楚究是何等“疯狂地”情状。□张申府成为党员后，首先想到的是，发展刘清扬入党，但被刘清扬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她对“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还不大了解。——另有说法称，刘清扬见拟发展的党员名单中，有张国焘的名字，且排在了她的前面。□张国焘述：“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张申府述：“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李璜述：“……不过这班小姐中，也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刘清扬女士同来，她来时曾在船上闹了一场笑话（事关隐私，例不记出），而到巴黎后，她又常引起风波……”——此时李璜所称的“一场笑话”，就是张申府与刘清扬的“情事”。此事在当时的确闹得沸沸扬扬，乃至多少年后都有人一再提起，并撰文布于报端。□张申府谈到刘清扬时称：“我们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首先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她确实是个好人，可是在这次旅行之前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不知道我自己的感情怎么会变得那么快。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我很像罗素。”——从张申府的话语里，既有对刘清扬的称赞，又有对自己“责任”的推脱，还有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张申府在法国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述：“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21年的二三月。其时周恩来正在法国勤工俭学。□张申府述：“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生活，到欧洲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人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是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了。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张申府从法国回国后，称：“我向大钊同志讲了在法国、德国的工作、生活以及党组织的情况……言谈中，我表示希望继续回北京大学教书。大钊点头称是，并愿意从旁协助，在胡适面前代为推荐。之后，他即致信胡适，但未获准。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回到北京后，我本拟再回北大教书，不意竟为胡适等所拒。”“我原想回北大数学系，但胡适代理校长，不让我去。”又述：“我的政治活动的代价是很大的。我受到两次学术压迫。一次是1924年我从法国回来，我希望回到北大教书，但胡适阻拦我的任命，他死命针对我，因为我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实话实说，我看到这则往事，真的颇感意外！感觉这不是胡适的处事风格，也不是胡适的处世态度，何况还有李大钊的人情面子，他怎么能拒绝张申府的求职呢？后来才隐隐地听谁说，胡适之所以拒绝张申府，是因为张申府与刘清扬当初的情事闹得太过沸沸扬扬了，据称时人对张申府的生活作风也颇有微词。（张申府在认识刘清扬时，已有家室。其原配虽已故去，但他业已续弦。其继室在河北老家，而他在北京却“有了女朋友”。——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或是为世人所不容的。）□张申府述：“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述：“这怪我是知识分子，脾气直，看不惯当时党内重大决议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1923年党的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我就不赞成。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会议上，一个同志发言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我不同意，在会上同他吵了起来。当时我怒不可遏，就退场，并大声喊我退党了，周恩来马上跑出场外，追上我劝我息怒，不要退党，我没有听他劝阻，就离开会场了。”□张申府述：“我是共产主义者。（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我之脱离共产党，一大部分因为我的性情不宜于团体生活，一小部分因为对于民族革命，共产革命的见解不合。我主张'一个革命’说。我信，如照我的见解，国民党里，不会弄得这样纠纷。我总愿意使得就在一个政党里，也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我是一种意思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是罗素的研究与崇拜者，历来的法律，道德都是我不承认的。我不相信法律会改造社会，我不相信法律会改变人心。”□侯外庐述：“记得于1926年冬，……梁漱溟问李大钊同志：'共产党如果执政了，是不是准许言论自由？’李大钊同志非常风趣地回答说：'你是有自由的，但你们梁家的另一位——梁启超可不行！’”——我于是在想：为什么梁漱溟行，而梁启超可不行？此二梁的不同在哪儿？这话后来应验了吗？如此等等，我真的打破脑壳也想不明。盖因为，我对相关的信息知道得委实太少了。□赵俪生述：“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他也总是倾向中共这一边，即使他不是中共党员时也是如此。他不像梁漱溟，他没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头脑。”——赵俪生当时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但选修了张申府的逻辑课。他对张申府的评述当是很准确的。□张申府述：“整个三十年代，我都惹怒了刘清扬，我和孙荪荃搞上关系，这使她感觉羞辱。1936年我被捕时，我的女儿跑到孙家请求协助。刘清扬也被捕了，但她比我早释放。我们被指是华北共产党地下的首领。这自然是荒天下之谬。”“我被释放之后，事情并没有好转。我记得我们在武汉会面，刘清扬站起来对我和孙荪荃大骂。之后我们便分开了，直到抗战结束时我们才再在一起。”——张申府倒也坦诚，能把自己当年的情事说出来。其时，孙荪荃为女一中校长。□金岳霖如此评说张申府：“这个人，高不成，低不就，弄学问不成，就闹这一套。”——这是殷海光（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的转述。殷海光还称：“从他（指金岳霖）词色之间所流露的看来，他根本就不屑于谈这些东西（指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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