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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影啦，来电影啦！”孩子们一看见放映员的马车进村，就跟炸了庙似的满屯子乱窜，呼哧带喘地跑去向爹娘邻里报信儿。 天还没黑，娘就比往常更早地喂饱了鸡猪，喂饱了人，然后端出半簸箕瓜子在大锅里翻炒。小时候每回看电影，我都要带点零嘴儿，瓜子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还会带上几颗西红柿或者一个大大的香瓜，所以现在每次进电影院，就觉得只有可乐和爆米花，实在太单调。 娘在灶上炒瓜子，我在灶下烧火。灶上，娘握着铲子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地翻炒瓜子；灶下，我心里急得跟锅里的瓜子似的直蹦，一直惦念着看电影的好位置被狗蛋儿和二憨们给占去了，还怕电影提前放映，错过了开头。侧耳倾听，远方隐隐约约似乎有乐声传来，更是心焦，越发盼着瓜子快点炒好。 娘终于停了铲子，瓜子被收到簸箕里。娘一声“好了”，话音还未落，我的小手就伸向簸箕里还滚烫的瓜子。一转眼，褂子兜、裤子兜里装得满满的。出了门扛着板凳就撒丫子跑起来，身后颠落了一溜儿瓜子，隐约传来娘的骂声。
男女老幼，陆续坐满了大队部的院子，有时候连墙上、树上都蹲着人。大家叽叽喳喳地吵闹说笑，震得房檐下的麻雀“嗡”的一声飞走了。夕阳一点都不识相，露着红彤彤半张脸，迟迟不肯下山，等得孩子们心焦。 放映员慢条斯理地安放电影片子，大家都讨好似的恭维着放映员，问是什么片子，几卷片子，然后就计算得看到几点钟。1980年代村子里，放映是一份很牛的活儿，虽然只是个兼职，农忙时一样得下地干活。 放电影的程序是先放加映片，往往是纪录片，因为不是故事片，所以不招我们小孩子喜欢。场子里仍然人声鼎沸，呼儿唤女声，喊爹叫娘声，此起彼伏。我就掏出瓜子“卡哧、卡哧”小耗子一样地磕，一会儿地下就嗑出一堆瓜子皮。 终于熬到换正片了。换片时，屏幕是一片雪花白，就会看到四脚朝上的椅子被人扛着走，偶或有大大的人头影子突然出现。有人就开始搞怪了，用两手绞在一起演皮影戏：一个小兔子，一跳一跳的，两只耳朵直忽扇。惹得银幕下的人哈哈笑。电影突然播放了，小兔子还在屏幕上跑，放映员就在大喇叭里喊“挡光的闪一闪，挡光的闪一闪”。有人笑骂：“谁家的兔崽子……”引得大家又一阵哄笑。 那时候，翻来覆去播放的就几部电影。我能叫得出名且印象最深的是几部战争片，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等，再就是一些样板戏了。
最喜欢战争片，很多片子看了好多遍，百看不厌。比如《地道战》，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故事情节贼熟，熟到很多台词都能背下来。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的剧情，然后就模仿着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也不知道是谁和谁争论起来，争论的话题是：高传宝一枪打倒了鬼子山田，到底打到了左屁股还是右屁股？ 有的说是打在左屁股上，有的说打在右屁股上，“左右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打赌，看电影来验证。当电影演到高传宝把枪伸出去要扣扳机的时候，却直接跳到了山田躺在地下的镜头，山田捂屁股的镜头竟然没了！ 这是不可能的啊，山田应该是捂着屁股倒地的，至于捂得是哪一半，正是打赌的关键所在。竟然没有了！后来想大概是影片播放的次数太多了，这一段“烧”了，被放映员剪掉了。放映员不知道这一剪子对于他来说很轻松，却在我们小伙伴中投下了一颗炸弹，打赌的双方争论不休，甚至差点动了铅笔刀。 露天电影院里，夏天，蚊虫叮咬，鸡猪牛粪熏烘，汗臭和着狐臭各种怪味混杂在一起，但是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冬天，裹在狗皮帽子棉大衣里的我们瑟瑟发抖，棉靰鞡鞋里的干草虽然在火炕上烙过，仍然挡不住北风吹。 冬天里露天电影场里的声音才可笑呢。一阵阵沙沙的声音，那是观众在嗑瓜子，仿佛蝗灾之年飞进苞米地的蝗虫啃咬苞米叶子。还有此起彼伏“蓬蓬”撞击声，那是冻得挺不住的人在跺脚。那时候的乡下，没有羽绒服、没有大军靴，我们虽然全副武装披上了羊皮袄，戴上了羊剪绒的棉帽，还是挡不住西北风贼一样地钻进来偷走热量。多想在屋子里看电影啊，可是只有城里才有电影院，乡下只能看露天电影。 我对小时候冬天看露天电影最深的记忆莫过于电影散场后躲在墙旮旯里撒尿。手脚冻得麻木了，哆哆嗦嗦半天才解开腰带，“哗哗哗”放出水来，细水长流地似乎忘了时间的存在。跟着一股暖流从脚底下升腾起来，人就仿佛暖和了许多。然后跑回家，“嗖”一下子跳上火炕钻进被窝，躺在滚烫的炕上瑟瑟发抖。整晚都在做梦，梦里都是才看过的电影。 载《安庆日报》2021.8.11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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