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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水浒传才知,宋江肉体的失败达到精神的胜利,造成梁山的悲剧

 笔更时代 2023-09-14
《水浒传》的结局开创了武侠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场面。
别林斯基说:“悲剧性的本质不在流血的结局,那只会引起令人窒息的恐惧,还混合着厌恶之感;悲剧的本质在流血结局必不可免这个概念。”
水浒英雄的结局是悲剧的,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水浒英雄从成群结伙的聚义那一天起,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从描写来看,武松、鲁智深、石秀、林冲、史进等人,在上梁山之前,个个神情活现,性格丰满,而上了梁山之后,其性格便不再突出,有的个性似乎不在在了。
这不仅是作者的创作技艺问题,更重要的,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文化问题。
侠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独立的人格,敢于通过自我去寻求、体现、实践和恢复受到了践踏的社会公正和道义理想。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立的人格,侠的个性便泯灭了。
武松等好汉,上梁山前全凭血性、良知和江湖上的恩怨义气去行事;入伙之后,其行为处事却全随宋江、吴用的指挥棒转,个体活动丧失了,其人物的性格也未免呆板、同化。
另一方面,上梁山前水浒英雄是正统社会的破坏者,反抗官府的侠,而上梁山以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才能维持梁山兴旺的局面。
可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除了等级身份制的皇权社会外,梁山英雄不可能找到别的社会形态,于是,众好汉排座次,等级森严,宋江成了梁山上名副其实的“君主”。
这种等级身份制度的建立,不仅限制了众好汉的行为,也泯灭了他们的个性,使他们丧失了自我主体,侠气淡化,奴气上升。
同时,从政治意义上看,也为寻求与正统皇权社会的妥协、调和做了准备。
如果说梁山众豪杰的悲剧起因在于众好汉排座次的话,那么接受招安就是悲剧的开始。
本就丧失了自我主体的众侠客,一旦离开了梁山泊,就更加失去了自己的国度。
他们虽在战场上努力拼杀,却冲不破悲剧的氛围。
悲剧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终于结了果。
接受招安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任何反抗社会的人或组织都是皇权的拥护者,他们不反对封建制度本身,或拥护皇帝,或自己做皇帝。
“国不可一日无主”,皇权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农民意识。“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正是梁山好汉的心态的自白。这种心态成为招安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招安得以实现,还由于朝廷施展了政治攻心的软化政策。
辽兵人侵,各处骚乱起事,征讨不利,于是朝廷“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封官许愿,收买人心。
这种攻心政策对梁山队伍无疑起了松解斗志、分化瓦解的作用。
围绕着招安问题,作者写出了朝廷与梁山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朝廷内部有主张征讨和主张招安之争,梁山内部有反对招安和接受招安之争,两种矛盾互相交错,互为影响。
军事征讨的政策激发了梁山上反招安英雄的斗志,斗争的胜利又给朝廷施加了压力,使梁山接受招安者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迫使朝廷改用温和的软化政策,而软化政策又削弱了梁山好汉的斗志和对立情绪,终于使他们乐意接受招安。
这种种矛盾和斗争描写,绘示出招安进程中曲折变化而又蜿蜒前伸的一条发展线。
小说不但写了悲剧产生的社会矛盾,还写了人物的主观世界的矛盾。
对招安负主要责任的宋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也是一个性格、思想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有着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却“自幼学儒”,受封建伦理观念影响太深。
他虽然任侠尚义,却又看重封建王法,尽心尽力地恪守它;虽有远大抱负,思想却又禁锢在封建伦理的框子里;对现实虽有清醒的认识,却又逆来顺受,这使他的性格中既有英雄的一面,又有奴性的一面。他把忠君与忠于国家等同起来,除奸扛虏保国安民都须以忠君为前提,是忠君者必尽的义务。
基于这种复杂的思想,他在被迫上梁山后,与李逵、三阮等人不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觉得惶恐和不安。
要实现心理平衡,他一是尽力“替天行道”,为君为国为民行侠,一是“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况且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又使宋江梦想光宗耀祖,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归宿。
宋江正是用忠君尽义务的“忠义”观和“生当鼎食死封侯”的士大夫意识去规劝同化别人,终于得到众好汉的认同。
然而实现招安后,众英雄死的死,散的散,惊天动地的豪侠壮举的结局是悲惨凄凉的。
这种结局是宋江始料不及的,但他并没有幡然醒悟,他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凄惨而坚定的话语,表明宋江对以往信念的执着。他心甘情愿地去死以及毒死李逵的反常举动,是要以肉体的失败达到精神的胜利,即向世人宣告:梁山泊替天行道没有错,梁山泊接受招安也没有错。
这种悲惨的结局与执着的信念之间的矛盾,为悲剧的画面涂上了浓重的色调。
如果说宋江的死是梁山泊“忠”的观念的悲剧和崇高的话,那么李逵、吴用、花荣的死则体现了梁山泊“义”的观念的悲剧和崇高。李逵喝了毒酒,毫无怨言,“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是他心迹的流露。吴用、花荣感念宋江“仁义难舍,交情难报”,愿“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双双自缢于宋江坟前。
这种义薄云天之举,这种英雄生死相契的精神,造成了水浒结局中最感人的场面,也最令人痛心,达到了全书悲剧的高潮。
数百年来,宋江的“忠”为封建士大夫顶礼膜拜,李逵等人的“义”亦为各阶层人们普遍认同。梁山泊忠义精神和众英雄悲惨结局“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催人泪下,发人深思!
《水浒传》写了绿林豪侠的穷途末路,表现出侠在强大的专制皇权和传统的文化心理面前的渺小、失败,是武侠小说史上空前的悲剧之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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