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弦：从“百家讲坛”到“科举培训班”的千年书院

从“百家讲坛”到“科举培训班”

——嬗变中消亡的千年书院

张弦

 

内容提要：书院起于唐，发展于五代，兴盛于两宋，全面普及于明清，到1901年清廷下诏改全国书院为学堂乃止。声名显赫者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濂溪书院、东林书院等，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其融教育、研究、文化交流于一炉，处于国子监、州学、府学与乡校之间，可以有官方背景，但几乎无官办的羁绊，在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播、传承、研究、发展当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东亚文化圈其它国家的模仿对象。书院历经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些书院还直接过渡为近代的小学、中学甚至近代的大学。

关键词：书院、苏东坡、朱熹、王阳明、顾宪成、理学、科举

一、名联背后的千年书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学者顾宪成写下这副著名对联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300年后书院会在华夏大地几乎一夜之间消亡；他更加不会想到，400年后全国的中学生差不多都是通过他和他的对联才知道历史上竟然有过曾经存在千年的另类教育机构——书院；而他完全不可能想到的是，曾经被他深切关注过的岳麓书院，更名后居然直接发展成为二十一世纪颇有知名度的现代化大学，当然，也是号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湖南大学。

由此，产生于唐和五代时期的书院，终于与当代教育对接！

（一）书院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玄宗时设立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功能相当于如今的出版社加印刷厂再延伸到兼有讲座功能的图书馆。作为官办机构，当时的书院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但已经成为读书人乐于造访的所在。到了晚唐的时候，一些民间读书人的书斋也开始称作书院，文人们在书院里唱和诗歌、交流见闻心得、讨论“经史子集”以及文人们关心的时政话题，也有人在书院里向主人拜师求学，龙溪松洲书院则成为唐代第一个具备学校功能的教学书院，千年书院由此而起……

其实，书院的名称虽然是唐朝中后期才正式出现，但书院这种办学形式并非唐朝后期的新生事物。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正式办学，最迟在夏朝就已经开始，到了“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办学大量涌现，诸子百家开课讲学已经是司空见惯，像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第七》），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著名者七十二人，这已经是规模相当可观的私学了。可以说，先秦的中国，已经是官办的庠、序、学、校与私学长期双轨制并存了。

到两汉时期，在官府办学体系之外，更出现了大批私人办学的书馆（经馆），东汉著名无神论者王充就曾入读于书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频仍，官学废弃，私学更是在兵火中销声匿迹，仅有极少数的家族自办蒙学对本家族子弟自行教育。隋朝的统一和盛唐的出现，才为教育的复兴提供了可能，应运而生的书院，它既是两汉时期私人办学书馆（经馆）的历史传承，更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办学的各种要素，它的诞生实属历史的必然。

（二）中华书院知多少

历史上到底有过多少书院？清末的答案或许令你大吃一惊！

据专门研究书院的湖湘学者邓洪波统计，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唐代书院总共有57所，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48所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的12个省区；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06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区，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

两宋时代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图书出版业开始走向兴旺，教育和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也上升到空前高度，创建书院成为学者们开宗立派和教化青少年的优先选择，能够确切查证到的书院，共有711所。

金戈铁马的蒙古人灭掉金、西夏、南宋后建立的元朝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书院不仅在南方得到继续发展，而且北方很多地方也逐步设立了书院。据统计，元代新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有书院，总数达到408所。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并不重视书院。直到王阳明创立“心学”后，宣讲王学一时蔚然成风，书院数量增加迅猛。据统计，明代共新建书院1699所，总量突破2000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清代书院的总数则远远超过了明朝，到清末1901年废止书院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已累计创建和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清代书院不仅遍布人烟繁密之地，很多蛮荒之处也开始有了书院，更具有突破意义的是，连台湾都建立了9所书院。

可以说中国近代教育的布局，几乎就是书院奠定的基础。

（三）书院特色在于自治管理、学术自由，归宿是制度化体系化

唐末民间书院的诞生，从一开始就独立于官学体系之外，因而也就具有非常强的自治管理属性，学术活动完全自由。唐朝结束后，历史进入“天地闭、贤人隐”的五代十国时期，读书人自发地汇聚于山林，创办书院广招生徒，后来闻名于世的嵩阳书院就是这时开始兴起的，在这半个多世纪当中，创办的书院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开启了书院的重要传统：有影响的民间学者自主办学，书院设置在远离尘世的名山之中，书院的经费主要由办学者筹措，书院的管理也是由书院的师生们独立完成。当然，这一时期的书院也开始获得统治者的关注和认同，吉州人罗韬兴办的匡山书院被后唐皇帝李嗣源颁赐匾额，发文赞许，成为中国书院史上第一个被官方认可的民办书院。

两宋时期，书院迎来发展的高峰，虽然大部分书院都得到官方认可，甚至普遍由官府拨付办学经费，但文人办学、学术自由、自治管理的状态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反而逐渐制度化了，哪怕后来元明清三朝书院逐渐转为官办，其内部事务管理仍有很高的自由度。

书院的管理体系包括院务、教务、祭祀、后勤管理、学生管理和经费管理甚至于学田管理等若干板块，几乎具备了当代学校的全部职能，设有山长、副山长、堂长、斋长、学长、教习、主祭、主奉、陪祭、监院、董事、钱粮官、经理、账房等一百五十余种职务。其中山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行政首脑，多数是学者建院自任，少数地方由地方政府聘任或公众推举；南宋理宗时开始由吏部任命，遂为学官。监院是书院中仅次于山长的职事，分管事务性工作包括行政、财务、学生管理、图书管理等。当时的书院甚至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生会主席和班长，叫做斋长，一般从住在书院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的生徒中选拔，负责学生自治，有专门的职务津贴。

在书院产生发展的千年之中，大部分书院都把学术自由作为办院的底线，无论是授课的学者自身还是参与办学的社会人士和官方，莫不如是，当然，明末书院过度议政甚至严重干政因而招致朝廷打压的情况也曾经发生过，毕竟是因为书院越过了底线。

清代是书院发展与普及的顶峰，也走完了书院制度化和体系化的最后一步。清雍正时期省会书院的创建，为官办书院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是清代对书院发展所作的创造性贡献。

自雍正皇帝下诏建省城书院并赐给帑金以来，历代皇帝都对书院建设给予关注，使省会书院在获得实际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树立了领袖当地道、府、州、县、乡村各书院的声望，并成为由乡村书院而县级书院再到州府书院再到自身的上下一统官办书院教育体系。

（四）多元化经费来源是书院生存基础

书院属于纯消费性的教育机构，从院舍建设、教学用具和书籍购置到教学和管理人员的薪资以及全体人员的日用消耗，需要不菲的经费投入才能维持，那么，千年之间为数众多的书院凭借怎样的经费来源而屹立不倒？从其由民办而逐渐转为官办的过程可以窥见端倪。

其一是社会集资捐助或曰民间捐输。早期的书院多是由创办者依靠自身财力筹办，又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吸收社会上的捐助维持办学的，但即便是纳入官办体系，发生经费短缺的时候，也仍然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据多位有关研究者的考证，书院获得的捐助类型包括捐建院舍以及捐给农田、房屋、金钱甚至店铺等多种形式，其中地方官和当地富商往往发挥主要作用。

其二是官府拨付。通常的做法是赐钱、赐田、赠书等，朱熹任湖南安抚时，就曾一次性给岳麓书院拨付良田50顷。到了清朝，甚至直接把书院的开销纳入官府的常规性支出项目，直接包办了书院的运营开支用度。

其三是书院的自我运营。“书院不可无田，无田是无院也”，民间捐赠或官府赐予的学田是绝大部分书院最核心的经济支柱，宋朝开启的学田制一直维持到清末，保障了书院经费和粮食来源的稳定。除此以外，一些书院还把出租房屋、印刷销售书籍作为办院经费来源。到了清代，一些书院甚至把不急用的费用交给当铺或商人去赚取利息。

总之，书院办学水平和办学规模是获得经费的前提，越是办学质量高的书院，获得捐赠和拨付就越多，就越有充裕的资金发展壮大。

（五）高山仰止四大书院

从唐末到清末，真正意义上的书院累计超过了6000所，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些“明星”书院，其中名气最大、生命力最强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被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四大书院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余秋雨在散文《千年庭院》里这样写到：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

    正如岳麓书院，作为书院中的佼佼者，这四大书院不仅代表着近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学术高度，同时也是精神风骨的重要表率，更是带动着更多读书人向上、向善！

二、书院：从思想高地到学术重地

书院从创立之初就带有浓重的思想和学术胎记，而不仅仅是普通的教育机构，甚至于早期的书院并不以对青少年教学为主要形式。讨论、交流，专注于思想和学术，这是书院有别于府学、乡校这类学校的最大特点。试想一下，在千年书院的讲台上，曾站立过晏殊、苏轼、范仲淹、周敦颐、程颢、程颐、杨时、张栻、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这是何等的思想高度和学术高度？

（一）思想文化领域的理学“高等学府”

书院的三大事业是藏书、供祭和讲学。

丰富的藏书不仅使读书人趋之若鹜眼界洞开，也是书院办学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遍地书院，就是星罗棋布在民间的图书馆。依托书院的书，书院的讲台就有了纵深度，从宋到清，程朱理学在书院里诞生发展成熟进化为王学，一代又一代宣讲，一波又一波地传播扩散，可以说理学就是书院的灵魂，千年书院，几乎就是在围着理学转，书院也就当然地成为了研究和传授理学的“高等学府”。

（二）重量级学者的“研究生院”

早中期的书院或者由大师、大儒级学者或学者型官员创设，或者创设后延请大师、大儒担任山长，书院的生徒往往就是慕其名而来，成为其学术和思想的追随者。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曾经向理学大师程颐“程门立雪”拜师求学的杨时已经成长为理学的衣钵传承人，一天，他在无锡官员李夔陪同下到无锡南门保安寺游览。杨时见这里临伯渎港，前临清流，周围古木森天与郁郁葱葱的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是一个研究和传授学问的理想场所，便有意长期在此讲学。李夔知道杨时的意思后，全力赞同，于是定此书社为“东林”，杨时就在这所新创办的东林书院开始讲学，授徒人数少时三五人，有时十几人，多的时候偶尔数十人，前后长达18年之久（1111年－1129年），这种一个大师若干学生的研修式教学，俨然当代的研究生院。

而这种类型的书院，为数颇多。其中影响较大者，包括苏轼的儋州书院、周敦颐的濂溪书院、程颢的程颢书院、程颐的伊皋书院、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朱熹在原址上重修）、王守仁的龙岗书院等，学术带头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三）文化凝聚核与思想辐射源

从五代十国文化人躲避乱世于山林开创书院之际，书院就成为了汇聚周边文化人和读书人的所在，尤其是在无法“学而优则仕”的战乱当中，有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安放心灵，对文化人具有莫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吾道不孤”，很多同类人做出同样选择的时候。他们在书院里读书、写作、讲会、论辩、授业，他们的品德素养、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学术造诣，因凝聚而提升，又因为更多人参与，把文化火种不断薪传开去，一座书院就是一个辐射源，受到它影响的人，就如同在漫漫长夜看到明灯，因文化的滋养而温暖。

三、出世治学到入世干政的转换

纵观千年书院发展历史，可以把明朝看成是一座分水岭。明朝以前，书院人返观内视，在书院里以禅宗心态体悟，把儒学升华为理学并让更多的人敞开心扉接受它；明朝先是漠视书院的存在甚至将其院址变成官学，而后积极入世的王守仁把理学演绎为心学并带来书院数量的激增，接下来书院里的读书人就开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开始通过激烈的议政和干政，与官方势力对决。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转换的核心因素，就在于理学天下的书院变身心学大讲堂所致。

（一）书院曾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办学传统

明朝万历年间《古今贤文》中有一句话广为人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古今贤文》的编撰者并没有注明这句话搜集自何代、何处、何人，但在当时人的角度，与座右铭无异。

这句话的真正出处，是北宋书院的办院“院训”。上文提到，书院三大事业中有一项是供祭。供祭谁？供祭的对象叫做“圣贤”。一开始只供祭孔子一人，后来增加了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到南宋又增加了朱熹（朱熹在世的时候自己把自己加进去的）。宋代书院以儒学为根本，以理学为核心，所藏书籍，也几乎都是儒学经典和与儒学相关，除了“圣贤书”，书院的学生几乎看不到其它的书，而且也被要求只读“圣贤书”。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写诗送给学生们，就曾这样说：“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次卜掌书落成白鹿洞佳句》）。而“圣贤书”三字，也最早出现于宋代。如文天祥在遗书中曾这样写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代书院里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宋一朝，明令禁止书院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只有官学出身的才有资格。书院学生与科举无关，与当官无缘，因此，书院中不关心政治，不关注边关，不问百姓丰欠饥饱就形成了传统。

（二）东林书院到东林党人的激进与偏执

明朝的书院在开国之后备受打压，王守仁的心学得到读书人的认同和追捧后，书院的开办才呈现井喷之势，而且各书院几乎都以心学为教学和研究内容，“致良知”、“知行合一”、“内圣外王”成为读书人新潮流的标杆。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高攀龙重新修复北宋杨时创办的东林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一反宋元以来的书院传统，主张学术救世。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勉励学生们积极入世，关心政治。由此，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东林书院讲学是形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才是重点，随着东林书院的壮大，吸引了在朝、在野的大小官员，集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并形成势力强大的东林党，成为明末党争的始作俑者。东林党人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清流自居，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在东林党人强大舆论力量的之下，原有政治平衡被打破，当时的朝中派系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党争，党争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这是当时的评价。

从“事事关心”开始，东林书院就成了书院中的另类，东林党引发的党争持续五十多年到明朝灭亡。而东林党激进干政的直接后果，是他们以 “维稳”的名义重启海禁、矿禁，取缔驿站（李自成就是此时被辞退的驿卒），还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商业贸易，直接造成国库空虚，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三）自由思想“大学”何以沦落为科举“辅导班”？

书院研究者常把书院比作现代的大学。其实，在全部的6000所书院当中，够资格称为“大学”的，不过区区数十所，而且其中多数是满清政府重点培养建设的行省级书院，如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应天书院等，其余的并不在此列，在1901年废止书院整体转制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书院变成的是中学校甚至小学校。

真实情况是，随着明清两朝对科举考试制度的调整，书院生徒不仅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甚至清朝省级书院的优秀生徒可以被举荐直接入朝为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的书院纷纷把科举考试所需的四书五经内容作为培养生徒重点，八股文写作技能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点之一。

清政府的书院政策更是直接到位，对书院寓控制于支持，以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清朝的“书院之制”定性为“导进人材”，以“广学校所不及”；将省会书院定位于连接中央国子监与地方府州县学的学校，它以“古侯国之学”的身份列入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之中，使得京师与地方官学之间可以形成“递升之法”；并且确定书院的办学方针为“立品勤学”，内益身心，外补民物，成就人材，以“备朝廷任使”，学业优秀的学生可以荐举入官，尤其是随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的建立，它和原本已有的省会书院构成了上下一统的书院教育体系。

这样，清朝的书院虽然名义上没变，但却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官学组成部分，书院毕业的生徒除了极个别人被举荐入仕，其余人都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为自己寻求人生的出头之日，可以不夸张地说，清代书院几乎百分百地变成了科举“辅导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原因有二：一是明清之际的读书人更加信奉“内圣外王”的儒学进取精神，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学而优则仕”获取功名，无论是进入正常官学还是入读于书院，都要求学到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倒逼机制让书院不得不进行科举考试的备考教学，甚至于几个月就举行一次模拟科举考试成为书院办学的新常态；二是面对书院这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对其放任不仅可能会带来不利于统治思想的失控，甚至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那么除了把书院纳入官办体系派人“监院”之外，通过授予科举资格把教学活动也纳入“体制”之内，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四、对书院的世纪拷问

（一）书院余脉在韩国

中华书院的发展史到1901年戛然而止，然而在东亚文化圈的朝鲜（今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书院的回响却经久不绝，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韩国仍有数百所书院继续存在，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前往祭祀先贤大儒。

从明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以白鹿洞书院为蓝本，传入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李氏朝鲜共计书院670所，兼具祭祀和教学功能。西学东渐后，朝鲜陆续开办了很多新式学校，但哪怕是殖民地时期，朝鲜也没有中断过书院的祭祀。

中国一刀切取消所有书院，韩国却把这一传统保留至今，难道，以传统形式保留白鹿洞书院的传承，真的不可以吗？

（二）岳麓书院到底算不算世界最古老大学？

1901年，岳麓书院被清政府转为湖南大学，开始按照近代西方高等学校的模式办学，其书院时代的全部教学内容也逐渐废止，连供祭的仪式一并取缔。可以说，1901年后的湖南大学是被“转基因”的岳麓书院，原来意义下的岳麓书院除了院舍和藏书，其它荡然无存。著名散文作家余秋雨坚定地认为岳麓书院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很多研究者，包括现今的湖南大学及其附设的岳麓书院（与古代岳麓书院名同实异）很多学人也持同样看法。那么，岳麓书院果真是最古老的大学吗？

西方世界公认的最古老大学，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中国书院上榜，而是如下的名单：

5 、萨拉曼卡大学 University of Salamanca(萨拉曼卡镇，西班牙，建立于1218年)

4、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剑桥镇，英格兰，建立于1209年)

3、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镇，英格兰，建立于1167年)

2、爱资哈尔大学 Al-Azhar University(开罗，埃及，建立于972年)

1、卡鲁因大学 University of al-Qarawiyyin(费斯，摩洛哥，建立于859年) 卡鲁因大学建立于859年，吉尼斯世界记录承认的一直开着的授予学位的全球最古老大学。

再按照大学办学的两个重要特征衡量:

从内部来说，要求大学以着眼未来和探究真理为己任，成为高度分权的有机体，以文化(学术) 机制作为自己运行的主导机制，以理性和学术价值作为自身追求的基本价值；

从外部来说，要求大学以学术自由作为维持其活力的源泉，应当比社会上的其它部门享有更高的自治权力，而大学组织内部比较松散的结合正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结论不言而喻——书院有部分大学的影子，但说它是大学，帽子太过大了一些，实事求是地讲，1901年以前的岳麓书院不是大学，对它全盘否定的湖南大学也并无多少岳麓书院的血统！

（三）专制时代的书院能否独善其身？

初创时期和早期的书院几乎都选择了隐迹山林，避世办学，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五代的后唐，书院就已经受到皇帝的关注，并颁赐御题匾额，宣布了皇家对书院的名义性占有；到两宋时期，大部分书院的背后都有地方官的影子，而且朝廷已经通过赐给学田、拨付办学经费并派驻监院的方式对书院办学和日常性事务加以控制，更绝的是，两宋的朝廷居然不承认书院学生的资格，禁止其参加“高考”（科举考试），封堵了书院扩大规模的可能性；元明清三朝则进一步掌控了书院的所有权，逐步把所有的书院变为官办，书院里的大部分事务都在官府的视野之内——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内，书院虽然相对独立于社会之中，但并不是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

（四）科学为何被书院拒之门外？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先秦的私学并不单纯只学习某一人、某一流派的学说。作为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的三千弟子们也还是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除了学术思想，教学内容囊括了从德育、军事到计算、占卜的全方位，能够结业的学生，都是复合型人才。

但唐朝之后兴起的书院，一开始就把焦点放在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上，后来更是集中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它内容（除了后来的科举应试宝典）一律不曾涉及。说穿了，书院的教学从来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仅仅是传播特定的学说而已，这也就是在近代教育出现在中国以前，书院并无天文历算、逻辑、数学、农学、格物（早期物理学的叫法）等任何科学性因素，这也导致了书院师生与科学无关，与发明创造无关，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民族科技水平无关。

五、书院的产生对当代教育的五大启示

经过前边的充分论述，我们厘清了书院这一特殊类型教育机构的产生原因、发展源流、独特属性、社会地位、文化价值与历史贡献，当然也关注了它的诸多短板。就此，笔者发现，书院的产生对中国当代教育可以提供具有很大参考意义的启示，详列如次。

（一）办学主体多元化有助于生存发展

教育教学机构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著名学者和宗师级学者主持办学，对办学机构扩大影响力、提高生命力的作用巨大。

杨时的东林书院为何在他告老回乡后就荒废了？因为那是他一个人的书院，没有其他人参与办学，尽管他连续讲授18年，还是免不了“人走茶凉”；白鹿洞书院为何名列天下四大书院魁首，历经千年而久盛不衰？这是因为白鹿洞书院不仅有当地官府赐田、拨款，有当地士绅持续捐输，更因为它的关键兴办者是朱熹，是此后所有书院教学研究内容的集大成性开创者，在读书人眼里，白鹿洞书院等同于朱熹，等同于理学，等同于那个时代的最高学问，白鹿洞书院值得仰望，更值得呵护。同样，岳麓书院也是因为打上了朱熹的标签（亲身讲学、亲自拨给学田），方能与白鹿洞书院相伯仲。

（二）有特色的差异化运营能够提高竞争力

教育教学机构办学方向的差异化、特质化及其传承，往往会构成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明朝后期的东林书院为何红极一时？这是因为其它书院力捧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时候，它却标榜“学术救世”，号召读书人“事事关心”，把朝政、时局变化甚至于官府的税收都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因此深得心怀天下渴望“修齐治平”的读书人拥戴。

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千年之后回看，应天书院仍是四大书院之一，何以至此？应天府书院前身为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商丘的繁华闹市之中。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

北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作为所有书院当中唯一的一所“国家级”，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生命力能不强悍吗？

（三）办学氛围宽松方能成就一流

营造宽松的办学氛围，把自己变成学术的高地和学者的低地，方能成就一流和领先。

还是以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为例，由于拥有大面积的学田和源源不断的捐输，这两所书院的办学经费非常充裕，再加上都深切地加上了朱熹的烙印，较早得到官方的认同和庇佑，很多学者趋之若鹜，以能登上这里的讲台为荣，大批读书人则心怀崇敬，以能入读于这两所书院为无上的荣耀。这两所书院的学术水平因此达到了当时全国最高，理学宗门的吸引力和几乎全国最高的薪资，为这里留住了大批优秀学者。

（四）偏离办学轨道会引火烧身

恰当摆正与统治者的关系，可以用官方的认可与投资壮大自己，但切不可在干政议政歧途上迷失自己；和谐型的学校更容易受到社会和官方的共同欢迎，更加利于长期发展，而不会出现脆断性的夭折。

书院创办不容易，发展壮大更不容易，但如果招致统治者反感，遭遇灭顶之灾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明朝可以说是书院发展史上的多事之秋，书院因为偏离办学轨道而遭遇官府毁弃的事件在明朝多次发生，集中在张居正担任大学士时期和魏忠贤专权时期，受牵累的书院多达四五十所。张居正禁毁书院的理由包括敛财牟利、空谈、妄议朝政等等，那些没有评议过他的执政得失、平时与地方官府关系良好的书院则安然无恙。

在嘉靖时期异军突起的东林书院不仅在办学活动中存在大量议政的内容，还大量纠结同党，挑起党争，干预朝政，并激烈抨击擅权专断的大太监魏忠贤，结果一时风头天下无双的东林书院不仅遭到禁毁，骨干人员还遭到缉捕、杀害，成为中国书院史上的最极端典型。

（五）创新和发明创造才是对社会的真正贡献

教学和交流研讨内容不应拘泥诗文创作和文史研究，缺失自然科学的书院不可能诞生“科学家”，兼容并包重视科技才不至于让中国落伍。

书院几乎从一问世就给自己贴上了高端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标签。但即使发展了千年，书院也还是一直在儒学的窠臼里兜兜转转，不肯越“雷池”一步，尽管把儒学推上了巅峰，但却没有多少格物致知的收获，也缺乏经世致用的实际价值。清朝大兴文字狱之后，书院之人也是噤若寒蝉，很多学者甚至连宣讲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不敢加上自己的理解，只好到故纸堆里去做基础性研究，乾嘉时期流行的朴学虽然也在书院里拥有着一席之地，但对于社会进步却毫无补益，此时在欧洲的土地上，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逻辑学和数学等为研究和教学对象的近代大学正在兴起——几十年后，当两种文明在珠江口开始激烈碰撞的时候，后人得出来一个著名结论：落后就要挨打！

在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方面毫无建树的书院，还算是全社会最高等级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吗？书院对此又能付得起责任吗？

所幸，当代中国教育早就洗脱书院的酸腐气息，已经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贡献与日俱增。

 

参考文献：

1、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天津大学出版社
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3、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院

4、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邓洪波《清代书院缘何大发展》人民论坛 2017

6、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7、张鸽、于东红《古代书院的经费来源对民办高校发展的启示》科教文汇2010年第8期

8、李江《书院小史》岳麓书院 2017

9、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