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s Mom教授的报告是对西方交通史研究的反思，强调新范式下的交通史研究须“去中心化”(decentering)，要把交通史研究转移出以往的“研究中心”，即科技史视野下的交通工具、国史框架中的民族国家、秉持所谓“公正”学术态度的历史研究以及作为主宰性叙述者的“西方”。由GijsMom教授主编的Transfers: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杂志秉承“多样流动性”(Multiple Mobilities)的研究理念，反对“主宰性叙述”，关注另类的、颠覆性的、次要的(非)流动性，尤其是那些被遗忘或被忽略的流动社群，比如人力车夫和移民等，希望将来与中国学者开展一个跨范式、跨国家、跨学科的交通史研究项目。 一 交通与现代中国近代以降，西物东渐，舶来器物系统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自行车、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近代中国，如何加快人、物、知识的流动速度，如何形塑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新式交通工具在带来快捷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现代性问题。特别是在上海这座摩登都市，文明的福音与困扰始终并存。 自行车最迟于1868年自欧洲传入中国。已有物质文化史研究多聚焦于器物接受者、消费者的反应，对于器物导引而生的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变革缺乏深入研究。徐涛助理研究员《以为生计:近代中国的自行车营生群体研究》一文，以自行车为个案，试图突破既有器物传播史研究范式，将视野投射到散布在近代中国城市街道上的有关自行车营生的各类车行，关注以买卖、制造、修理、租赁、看护甚至是偷盗自行车为生计主要来源的社会群体，解读此类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与徐文相得益彰的是，方平教授与其学生王琳合作撰写的《自行车传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反应》一文，以自行车传入、普及中国为主线，就国人观感、认知、使用以及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探讨，指出自行车从“闲游之车”，到“平民化的交通工具”，再到“运动之车”所体现的别样功用，力图呈现新式交通工具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另外一种重要的现代交通工具———汽车———最早于20世纪初在上海亮相。这一现代科技的产物深刻地形塑了近代国人的进步观念与理性思维。江文君助理研究员在题为《交通的现代性:汽车与近代上海》的报告中，论述了汽车在近代上海社会所展现的现代性。伴随着汽车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现代的、快捷的、便利的“现代交通”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城市中逐渐散布开来。而汽车在带给民众种种现代性的体验之外，其作为“异化的装置”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亦值得我们反思。 现代交通工具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生活状态，亦改变了思想和知识的传播速度。以江南为例，近代新思想传播速度的快慢与交通的现代化与否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叶舟助理研究员的论文《交通的发展与近代新思想在江南的传播》，认为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进程并非由物理空间所决定，江南腹地虽然临近上海，但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要落后于天津等沿海口岸城市。直到19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轮船、火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与使用，才真正拉近了江南与上海的空间距离，加快了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在江南各地的传播，推动了江南社会的近代变迁。 汽车在欧洲的发展史以及机动车与人力车的比较，是与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汽车在西方的发展史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 点划分的。在“一战”之前，汽车是社会上层的用具，如在法国，汽车是贵族阶层的消遣工具;在美国，尽管汽车价格相对便宜，但上层化的属性未变。汽车最早体现出来的休闲娱乐功能，如赛车、出游等，甚于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功能。“一战”之后，汽车开始用于公司送货、医生出诊等事务，体现出作为交通工具的社会应用，但游娱玩乐仍是其主要用途。 与亚洲国家不同，西方诸国普遍认为人力车是不人道的，使用人力作为交通动力普遍不为西方社会所接受。而人力车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与中国交通中长期使用人力的传统有关。近代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等，在欧洲的快速发展与帝国主义对能源的发现与占有有着密切关系。缺乏能源占有，中国交通的优势在于人力充足，使用人力的成本比其他能源要低得多。此外，人力车，如独轮车，对道路路况要求低，运输便利，这也是为什么人力车在中国社会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 区域·交通·地理人口的迁徙，交通工具的应用和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区域特征密不可分。因此，交通史研究与地理学研究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本次会议就有三位研究者着力于此。他们以历史地理分析为基础，还原了历史上的交通运输及其形成机制。不论是人口迁移、贸易交通或是轨道建设，其现象背后都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复杂交错的动因。 金兰中博士在《18世纪西南边疆地区的流动人口———兼谈地理系统的应用》一文中试图运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还原清代云南矿业流动人口的情况。论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还原了滇中和外省到各个矿区的道路，勾画出一幅矿工迁移图。她认为，虽然进入矿区的移民常被认为是贫穷所迫，但大部分人的动机还是有目标地改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矿工的迁移方式几乎都是徒步，而在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以前，云南存在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马帮。 马帮在云南的交通运输中起过重要作用，物资、军饷、人员等都曾靠马帮运输。马帮通常运货不运人，驮马和人骑之马截然两分(驮马大多数是骡马)，行旅的人和马帮虽走同样路径，却少交集，如非特殊情形，尽量分开。马健雄副教授与马存兆先生共同发表了题为《马帮交通的跨越性与限制:以云南西部赵州为中心的考察》的研究报告。该项研究基于长期的田野考察，着重讨论在云南西部以赵州为中心的地方社会，马帮在季 、马匹的适应性、网络贸易、族群文化、劫匪、贸易结算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如何建立起长期的、远距离的贸易网络的社会组织机制和相关文化建构。 上述两项关于云南交通的研究给不少与会学者带来启发，比如用历史地理方法研究流动人口与区域特产采集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再如用田野考察的方法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提供历史研究的别样视野。将上述两项研究加以比照，诸多方面值得相互借鉴:人类学方法优势在于利用大量口述史资料，构建历史变迁;而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则能应用“地理信息系统”重构历史迁移的细。 岳钦韬《近代铁路建设对太湖流域水利的影响———以1920年代初沪杭甬铁路屠家村港“拆坝筑桥”事件为中心》一文，以1921年江浙地区水灾及此后两年间的官民交涉为中心，指出这一事件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他结合相关研究与文献，通过铁路工程技术分析方法，认为近代铁路建设并不足以成为导致太湖流域水患的关键性因素，但铁路作为开凿江南运河后最大规模的人造工程，初步改变了明清以来形成的流域水文环境。岳钦韬的论文试图通过铁路建设个案，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大议题，但还不够深入。国家与社会对铁路建设的争论体现了“五四”科学主义的遗产。所谓铁路专家的科学解释其实并不那么“科学”。我们需要判断所谓的科学和知识是否有权力在背后操纵，是否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美国学者佩兹(David Allen Pietz)所著的《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一书就反映了国家工程事实上受到金钱利益集团和国家的操纵，二者掌握了话语权。在科学至上的原则背后，知识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如果岳文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是一个更好的个案研究。 三 事故·文本·形象本组四位与会学者通过对游、报纸、文学作品等文本的分析，或解读了民众对交通事故的态度演变，或剖析了新式交通工具带给日常生活的不快体验，或重现了民族主义话语下人力车夫的负面形象。 城市新式交通工具的普及，在方便出行、延伸出行距离、扩大人们交往范围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安全的事故和不舒适的体验。在这方面，会议有两篇论文以《申报》为主要文本进行了解读。 邵建助理研究员在题为《清末上海交通事故与社会舆论———以〈申报〉相关报道为线索》的论文中，以19世纪80年代《申报》的相关报道为线索，探讨当时由人力车和马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及其对人身和财产的伤害，分析社会舆论为何普遍呈现出谴责强势、同情弱者的倾向。这一时期交通事故的新闻报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电车、汽车等机动车的逐渐普及，由马车、人力车等非机动车交通工具引发的交通事故在事故总量占比逐渐下降，由其所引发的交通事故便很难再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朱从兵教授的论文《铁路的“反日常”论析———以1916年〈申报〉对铁路的报道为例》，聚焦于铁路的“反日常”现象，即铁路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安全、不便利、不舒适的感受和体验。他从社会、自然和铁路自身三个方面考察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指出铁路安全事故和沿线犯罪活动是“反日常”的集中表现。如何从总体上追求“利日常”而尽可能减少“反日常”，是铁路系统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努力可能异常艰难。 有关人力车夫的研究，以往学者或以国家、社会及权力网络为框架，讨论劳工及社团与国家、商人团体的复杂关系;或以城市社会及人力车夫组织为切入点，讨论人力车夫的生活与生存状况等。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从新的研究角度、用新的文本重现了人力车夫的形象。 王维江研究员在《晚清德语游所见新加坡华人形象》一文中，以来华德意志人留下的大量游历文字为资料，考察了德意志人对华人评价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人对新加坡华人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但时至19世纪90年代，随着德国在华通商和殖民利益的扩大，德意志人对中国的评价也越来越低。通过分析德语游中对华人人力车夫形象的描绘，这一变化可见一斑。 张生助理研究员《身体、文学与民族主义:人力车与车夫问题的补充讨论》一文，以身体为角度，辅以文学材料，认为人力车夫虽然辛苦，但是较之小车，人的身体却更趋解放。文章以人力车夫群体特征展开论述，指出人力车夫群体具有“流氓性”的特色，他们是城市的流动分子，现代化的市政管理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整治。抗战胜利后，被打死的人力车夫臧大咬子成为上海反美浪潮的导火线之一，中国人力车夫与外国水手乘客形象所代表的民族压迫形象，被表征性定格为革命史观下近代史中国的一页。 与会学者对近代中国人力车的问题颇感兴趣。首先，人力车夫的底层形象成为民族主义的新符号，成功唤醒了中国人蛰伏已久的受压迫情绪。将人力车夫置于民族主义话语中予以考察，上述两篇论文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其次，与会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人力车之技术设计加以补充分析。人力车以拉代推，不只是方向发生变化，亦影响承载对象的体验变化:拉车人在前面，乘客在后面，会使乘客更有安全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保护乘客隐私的考虑。 四 铁路·生活·空间铁路作为标志性的现代交通工具，百余年来在近代中国城乡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铁路规划与建设不仅打破了城乡原有的空间布局，更闯入了民众原本安静的日常世界。铁路有时是虚幻技术革命的注解，有时则是城乡社会变迁的缩影。本次会议有三篇论文专门讨论历史上以铁路为代表的轨道交通。 曲晓范教授《轨道交通与沈阳城市百年变迁》一文，梳理了沈阳百年轨道交通史。沈阳是近代中国最早引进轨道交通的城市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马车铁道、传统有轨电车和现代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系统。与此相应，城市管理者与市民对轨道交通经历了被动吸纳与接收、到否定、再到理性回归的曲线历史过程。曲教授认为，研究沈阳的轨道交通史对于研究和总结近现代城市史、整体交通史，以及推进现代化交通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民众对新式交通工具的接受和采用都曾经历一段历史过程，上述沈阳城如此，乡村亦如此。尽管这一进程不尽相同，但其结果都是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无法估量的变化。丁贤勇教授在题为《火龙初舞:近代乡民生活里的火车》的报告中，结合文字和口述资料，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杭江铁路开通至浙江中西部地区对乡民带来的直接影响。沿线乡民对铁路这一新事物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初见之下的惊奇、为我所用的惊喜、行将开始的惊醒的组合式过程。铁路的引入给江南乡村社会带来了可贵的进步。 建国后，轨道运输不再具有最初传入乡村时的奇幻色彩，而变成真切需求与虚幻技术的复合体。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曾产生过全民修铁路的热潮。马陵合教授的报告《运输轨道化:大跃进时期的土铁路与民众的技术诉求与幻想》就以此为中心，指出土铁路热潮不能完全归因于地方热情，而是农村工业化和国家铁路政策调整的产物。在运输轨道化过程中，农民被激发出不切实际的技术革命的欲望。尽管这种虚幻的美好愿望最终落空，被保留下来的部分铁路仍在生产生活的某些方面发挥着作用。 在自由讨论中，与会学者对马陵合的报告提出诸多建议。首先是关于“大跃进”时期修铁路的地方性特征，如土铁路的地理分布特点如何?每个省份修铁路的数量情况如何?后续研究可以分省讨论，并具体分析国家所规划的各省铁路建设的差异性，如厂矿企业专用线、物资商用部门专用线等;其次，民众在修铁路过程中的真实心态。有学者认为马文应该增加个案分析，更多地反映政府鼓动与农民反响之间的反差和张力，或可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如访问健在的经历者，来考察人们真实的想法与生活经验，而不能只关注文本材料。 此外，针对曲晓范、丁贤勇两位学者的研究，与会学者提出，有关新式交通工具对城乡日常生活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补充:第一，其他交通工具与轨道交通竞争的问题。比如自行车、人力车、汽车这些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可以对各种交通工具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出行成本的问题，轨道交通的费用与乘坐轨道交通的群体、频率等密切相关;第二，新式交通工具在缩短交通距离的同时，似乎拉远了外出者与家乡的心理距离。在一些文人日中存在铁路通车并没有让外出的知识分子增加返乡次数、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形。当然，这种情况需要更多材料支撑论证，且要结合外出者的身份与归属感，加以具体分析。 五 交通与传统中国“交通与传统中国”是与“交通与现代中国”相对应的议题。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传统中国社会，试图梳理交通的演进轨迹时，就会发现，交通不仅是空间的变换，传统中国的交通方式所呈现出的悠然自得的时间感，亦使我们重新审视交通的现代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的三位报告人，着眼于传统中国的交通工具和旅行交游，勾勒出一幅幅时间长河中的日常生活画卷。 黄纯艳教授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主要文本，考察了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交通工具、沿途活动和文化内涵等。他在《欧阳修〈于役志〉所见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一文中认为，《于役志》第一次以日体 录了欧阳修的赴任旅程，并受到后继官员的仿行。从这些旅行 录中可见，宋代官员的长途公务旅行多携带家小，选择水路交通为主，亦有水陆相接的情形。船舶是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轻便的小舟、轿子等亦有运用。官员们在赴任旅途中的主要活动有交游、观览、祭祀等。公务旅行是宋代官员们积累阅历、验证知识、增长识见的重要机会。 船舶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其专门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但以往研究多偏向技术史，而从社会生活和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张晓东助理研究员《隋唐的船与社会生活》一文，将研究重点放在隋、唐两代船舶与社会生活主要方面的关系，力求勾勒这一关系的整体面貌，以及隋唐船的新变化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他指出，隋唐中国造船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造船技术和规模超越前代。与此相应，舟船渗透进隋唐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生活，应用在交通运输、军事漕运、娱乐游玩、商旅生产、居住旅行、绘画写作等方方面面。 王健副研究员的报告《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张廷济日 〉为中心的考察》，考察了清中期江南士绅张廷济的日常交游活动。这位太平盛世下的江南地区中层士人主要通过舟船展开自己的日常交游，并在不断的交游中获取所需要的各类资源，扩大声名，大大提升了自身及家庭的学术与社会地位。 传统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及其所产生的与今日不同的时间感，是与会学者共同讨论的话题。前现代由于缺乏现代钟表等量化计时工具，人们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欧阳修等古代文人在旅行中尽管体力疲劳，但没有怨言，而是享受旅行过程，将其视为知识和阅历积累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悠然自得的时间感受。时至近代，特别是在新式交通工具产生后，以英国的“火车时刻”为代表的时间精确化对现代人时间感的形成及日常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交通史研究不仅是对空间变化的讨论，饱含文化内涵的时间感转换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六 特别讨论会本次研讨会还特意设立了“特别讨论会”环 ，由Gijs Mom、丁贤勇、黄纯艳等与会学者介绍国内外交通史研究的现状及理论方法。在20余位报告人精彩发言之后，对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梳理，将会议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Gijs Mom教授对西方学界交通史研究的发展历史做了简要回顾。交通史这一学科至今在西方学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为经济史方向的研究路径。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学者创办了交通史这一学科，当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为轮船公司、铁路公司、港口运输等。年青一代的英国研究者拥有社会史方面的背景，因而劳动组织和劳资关系就成为他们研究的新对象。而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则侧重技术史的角度，重点讨论铁路和汽车这两个领域。总之，欧洲交通史研究是以英国学界为核心，而交通作为技术史的研究取向则以美国为核心，两者的共同点是主要依托公司档案资料。 到90年代，交通史研究出现了文化史转向，这是交通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尽管研究重点没有改变，但研究角度发生了变化，即由交通工具的生产者转变到应用者，如司机和乘客。2003年，交通史相关学者们成立了一个研究组织，名为Transfer Traffic Mobility学会，至今已召开过9次年会。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收获是相关研究中科研工作者、博物馆专家与交通技术专家之间建立了多重互动和交流，9次年会在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可惜的是希望中的跨学科的真正合作模式并未实现。 第三阶段以Transfers: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期刊的创办为开启标志。这本学术刊物试图抛弃交通史研究中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跨越学会、国籍方面的限制，试图探讨新的交通史研究模式，即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内在视野，以综合角度来研究人类的交通史，特别是针对各国交通不同发展道路所进行的比较研究。 丁贤勇教授认为，中国的交通史研究从发展历程和研究角度来看，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年建国之前，交通史研究多是纪实性或传性的成果，如杜镇远等对当时交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20世纪90年代，全国展开的交通史、交通志编写工作，也属于这一研究角度的延伸。 第二个时期:建国后，“政治史—革命史”研究范式成为交通史研究的主题。交通史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被视为列强侵略史的一个面相，集中表现在轮船史和铁路史研究上。相关学者有如海外的刘广京，国内的宓汝成、朱从兵等。 第三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交通史附属于经济史研究。代表学者有海外的张瑞德、松浦章，国内的马陵合、朱荫贵等。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在学术领域回应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和社会对经济领域的重视。 第四个时期:新世纪之交，交通史又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分受到学界的重新关注。这一转向首先是受到国际史学界研究趋势的影响，此外，先行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又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具体表现有两个研究面相:一是探讨地理学和交通的关系，二是运用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学的方法讨论交通史。 丁贤勇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关于交通史研究的理论依然不足，今后的交通史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扩展:(1)、更多地关注交通中人的作用、人的主体感受等;(2)、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解读近代以降西方的器物传入后对中国的影响;(3)、交通史研究队伍面临新老接替的问题，要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进来。 黄纯艳教授则简要介绍了传统中国的造船史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了他本人对交通史研究的现存问题与思考。首先，一定要避免单一技术史或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技术不是自然而然的孤立存在，是应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需求而产生的，因此，技术史应该与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其次，应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造船史，比如船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影响，特别是南宋以后出现的以船为生的群体，其生存、组织、信仰情况都值得深入探讨。 为期三天，紧张而又极具建设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临近尾声，总结讨论会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Transfers: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杂志同时表达了期望双方今后合作共同开展交通史研究的意愿。会议讨论决定，今后学术合作的主要方式将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中心，成立一个以“中国交通史学研究新趋向”为共同旨趣的研究群落，并定期召开讨论会和出版论文集，始终和Transfers杂志保持密切的合作。Gijs Mom教授表示，Transfers杂志有感于中国交通史研究水平之高，准备在该杂志中专门辟设“中国专刊”进行介绍。这将有助于西方学术世界对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了解，互相借鉴彼此的经验，在比较研究中，找到新的学术兴奋点。与会学者就中西学界交通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各抒己见，并对双方可能合作的方式和方向提出了各种有益的建议。 |
|
|
来自： sdzcwangbo > 《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