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京剧，竟要先看《易经》

戏班话，原锅端‍

最近出版界出版了一本好书，《杜近芳口述实录》，张正贵、陆蕾采写。杜近芳是京剧界的顶尖级名人，而为这本书题写书名的人更是了不得，那是老一辈年近百岁鲐背之年的齐心同志所写。书法还相当可观。这可是整个京剧界的荣誉，我作为京剧院团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是欣喜不已。这本书非常好看。全书31.5万字，有精彩的插图200多幅。文字采取杜老师讲述，采访者整理记录。图文并茂不说，而且装帧非常讲究，是一本大书。根据该书国家京剧院写的前言得知，此书是从2013年立项，到2020年5月份出版，整整用了7年多的时间。而两位记录者，从他们的后记中了解到，用了长达4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可见，第一，国家、京剧院对这本书的期待和重视。第二，采访记录者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用了极大的毅力来接受这一巨大的挑战。

剧院为什么这样重视？杜近芳老师是难得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人们都知道原国家京剧院有4位海内外知名的领衔主演，即所谓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可以说，都是身怀绝技的世界级艺术大师。可惜前三位都已经逝世了，只有今年88岁的杜老师健康地活跃在人间。杜老师有许多艺术家和政治荣誉的头衔。我这里只讲最重要的，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2013年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她“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所在的单位，国家京剧院能不重视、能不为杜老师出书立项吗？

说起这两位年轻的采编者，都有很高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为什么偏偏用了长达4年半的时间呢？

关键在于要把杜老师说的话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很难。杜老师从打记事起，一直到现在始终没离开过京剧和京剧院团，一直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她的行走坐卧、说学逗唱，全离不开戏， 所以她说的话全是所谓的“戏班话“。而戏班话是独特的，比老北京话还老北京话，但又是充满着魅力的。所以要把杜老师这些话“原锅端”地记录下来，那可不简单。何况这两位年轻人是一对夫妻，都是南京人。南京话也是很有特色的，可是要让南京人说北京话，全方位理解戏班话，那可是难上加难。这就难怪他们用了4年半的漫长时光来理解、消化，最后到完全融入，这一对年轻人也变成了老戏班，这才非常好地完成了采写任务，获得了讲述人杜老师的点赞。

京剧背后的《易经》哲学

这是一本讲述杜近芳和京剧有关的书，似乎又不完全是，在杜近芳讲述的许多通俗易懂的小故事当中，往往背后又酝酿着深奥的哲理。正是这些，使我 “有所收获，获得启迪”，如国家京剧院在这本书前言中所希望的那样。杜近芳在16岁时，就拜了两位世界级的顶尖京剧艺术家，一位是改革家、教育家王瑶卿老校长，另一位是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院长。

难怪使小姑娘很诧异，天真地问老师：“要学《易经》？难道您怕我学不好戏，让我学算卦给人算命吗？”王老师的话不多，只是说：“你学了《易经》以后，我跟你说话就省事多了……”《易经》是我国古代最典型讲辩证法的典籍，任何事物都充满着辩证关系。王瑶卿老师当时不便多讲，“以后说话就省事多了”，说明不但学戏充满着辩证法，说话也存在辩证法。就是说听老师讲话，既要正面听，也要反面思考。正如我们常说的，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多思多想，听老师的话就会举一反三， 那不就省事多了吗？当然这是后话。

拜师之时，两位艺术大师对杜近芳首先的教诲不约而同都是一件事，先教的不是什么唱念做打，或哪一个剧目来开蒙，而是让杜近芳先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易经》。

杜近芳果然在文章的后面说道：“后来，师傅给我分析《易经》和编腔的关系，《易经》和做人的道理，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受用至今。”

我个人体会，编腔就要编出个高低快慢、长短强弱的辩证规律，才能变化无常，好听好学。而做人更需要学会运用辩证法：进、退、取、舍，不能一道汤，没有变化。杜近芳后来掌握了这些辩证法，所以她感慨地说“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梅大师口中的——进之有数（术），退之有路

仅仅过了不久， 王瑶卿便给梅兰芳写了亲笔推荐信，要杜近芳去上海再拜梅兰芳为师。梅大师给杜近芳上的第一堂课，又使这个小徒弟同样大为诧异，用小姑娘的话说：既没有给我讲梅派的特点和发展经过，也没有给我归置旧戏，或给我说新戏。在第一堂课上讲的和王老师说的一模一样——《易经》。

梅先生画了两张圆形图案，一个是太极阴阳鱼，另一个是外圆内方的铜钱形状的图案。画完了老师对徒弟说：“光会唱戏是不行的。要多懂得一些人生的道理，要学习如何为人处世。”

梅老师最后还嘱咐杜近芳：“要记住这两条，自己多琢磨这些道理，对唱戏和做人都有好处。”所以杜近芳感慨地说：“梅先生对我的教导是从做人开始的。”梅大师这些话，对我们都是有启发的。我体会：《易经》的阴阳鱼，一白一黑，一上一下，是互相转变的。就是不管你唱戏也好， 干其他工作也罢， 成功时不要骄傲，失败时也不要气馁，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也就是始终要谦虚谨慎，才能不断进步。否则，上也能够成为下，白也能够成为黑。至于那个圆形的钱，意义也不小。那个窟窿眼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钱眼儿”，人如果一味重钱，钻到钱眼儿里面去，就出不来了，救也救不出来了！多么准确而形象的字眼，一定要谨记。至于做人，一定要外圆内方。外圆内方虽是几个字，却包括很多的意思。似乎是说，小事不计较，大事不放过。做人要善于周旋，能够包容、放下；做事要有主心骨，权衡利弊，进退有节。所谓“进之有数（术），退之有路”，这大概就是梅大师所说的做人的道理。所以我看这本书，特别是这一章，我觉得特有收获，愿与朋友们共享。

《杜近芳口述实录》节选

杜近芳在这本《口述》书中讲道：无论是王老师还是梅老师，无论是我的排戏还是我的演出，都用《易经》指导过我。杜近芳拜师不久的1 9 5 2 年， 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结束以后，杜近芳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指示杜近芳要把大会上出现的优秀剧目川剧《柳荫记》学到手。杜近芳接受了这个任务，她除了向川剧表演艺术家、扮演祝英台的陈书舫学习外，由当时她所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一团演出，担任编剧的著名戏剧家马彦祥请杜近芳的恩师王瑶卿担任这出戏的艺术顾问。川剧这个剧本的唱词是非常美的，马彦祥是在川剧的基础上来创作这出戏的剧本。唱词也写得相当美， 但也是长短句的结构，和京剧唱词惯用的十字句或七字句不一样。这样要创作出好的唱腔来，一般人是不容易完成的。这时候杜近芳的恩师王瑶卿就用上了《易经》。他不但是该剧的总顾问，还是该剧的唱腔设计。当杜近芳正为怎么过好唱词这一关发愁的时候， 没想到她的恩师王瑶卿却说：“唱词总是死板的老一套，我怎么创新腔呢？越是不规则的词，越是能够创出新腔来。”他鼓励编剧马彦祥说：“你写一个字我能给你唱出上下句，你写一百个字我也能给你唱出上下句。”后来马彦祥果然放开了胆子，唱词在原川剧唱词的基础上，根据人物性格和所处情境，写的多是长短句诗词样的格式。词很美，可是没有难倒唱腔设计人——王瑶卿，他设计出来的唱腔更美。

最后演出的时候，京剧圈内外没有人不说王老唱腔设计得棒。其实王瑶卿创腔的过程就充满了《易经》的智慧。这就是他所说的：“越是打破了规矩，就越能创造出好腔来。”、这就是《易经》里面的那个黑和白阴阳鱼的互相转化。如果不创新，完完全全按老套子来，创出腔来那也就是老腔老调。

戏曲的美学考量：唱、念、做、打、舞，唱是第一位，最主要的。一出新戏，如果没有悦耳动听、能够传唱的新的妙腔，观众是不买账的。

接下来书中又提到：杜近芳在唱《白蛇传》的时候，周总理提出一个意见。他认为在“断桥”中，白蛇阻拦青蛇杀许仙的时候，一定要掀起一个高潮。杜近芳没辙了，就去请教两位恩师。王老师说“青妹慢举龙泉宝剑”这句“导板”要唱嘎调。可怎么唱？王老师没有说。杜近芳又去问梅老师，梅老师告诉她说：前四个字，你可以不唱，到“举”字时，拔高叫起来！我在《霸王别姬》里，虞姬舞剑之前那句“如此妾身献丑了”的念法，你可以借鉴过来……于是杜近芳开窍了，她就按梅先生说的，把唱法变换了一下，念“举”时异峰突起，用了个和后面唱腔中最高音同样的音高，极为高峭挺拔，再配合上动作眼神，表现了在这千钧一发时白蛇的急切心情。这高潮一下就凸显了出来。

这时杜近芳又想到王恩师所说的：“死戏要唱活，活戏可不能唱死了。十出戏你就得唱出十个样儿，可不能十出戏一个样儿。”这不又充满了《易经》中的哲学吗？死和活是一对矛盾着的两方面。又是黑和白两个阴阳鱼的互相变化。不管是传统戏还是新戏，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你如果一味故步自封，按照前人的路子，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把活戏唱成死戏，把新戏唱成旧戏。这就是杜近芳所说的：两位恩师教我学《易经》，受益匪浅。

文/张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