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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23军从朝鲜撤回，奉命驻防黑龙江，军部大院就座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27号。 其实军部大院并不大，整个院区都没有一个足球场大。主办公楼是红砖白瓦的三层楼。按时下的标准，也就是县乡政府的水准。一楼和三楼是司令部，二楼是政治部，后勤部和之后成立的装备部在后楼。军长政委和多数首长在三楼办公。首长办公室，大的不到40平米，小的20平米左右，没有套间，白浆墙，水泥地，一个办公桌，一组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衣架，一张单人行军床。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形图。 唐人刘禹锡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名”。正是这座不打眼的小红楼，领率一支有着红军血脉的战役军团。在军的建制内，有两个红军团，三个授称团（金刚钻团199、铁锤子团202、老虎团205），英模连队和英雄模范就更多了。 23军从闽赣起兵，百战华东，后一路向北，激战朝鲜，扬威珍宝岛，堪称华东劲旅，北疆雄师。在和平年代的非战争行动中，整军建制出动，在大兴安岭扑火，98抗洪中，建立了新的功勋。  23军转战图 第9任军长、华东二级战斗英雄黄浩在回忆录《从战场中走来》一书中，对23军的战绩，做了这样精确的统计：三野16个军，共歼敌1763059人，平均每军歼敌110000人，23军歼敌191672人，比平均歼敌数多81672人。同时，三野共伤亡470959人，平均每军伤亡2.94万人，23军伤亡48559人，比平均数多19158人。三野共俘敌将官333人，平均每军俘21人，23军俘敌将军42人，比平均数多一倍，其中包括敌酋杜聿明。 军部大院将星倍出，人才济济。我是1978年12月调到军政治部组织处当干事，1984年11月下派69师政治部组织科当科长。1990年9月从团政委岗位又调回组织处当处长，至1993年7月。据粗略统计，仅这一时期在大院工作过的首长和战友，就走出了5位上将，7位中将和几十位少将。  80年代初军政治部合影 我刚调到军机关时，军首长都是抗战初期入伍的新四军老战士。处长中，老的是解放战争的，年轻的也是抗美援朝的，明显带有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那代军人的率真和耿介。另一方面，我们这支部队江浙皖人多，相对其他部队，文化程度要高些，一些老首长俠气中蕴有书卷气。 大院的每位首长都有特点，有故事。第8任军长袁俊（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宽额头，大眼睛，一米八左右的个头，文武兼备，威武精神，无论在作战室、训练场，还是在大礼堂、小会议室，他一落座，气场就集中在他身上。 第11任政委戴学江（后任国防科工委政委，上将）、第12位政委董宜胜（后任总后勤部政委，中将），抓工作举重若轻，从容不迫，且都写得一手好文章，也雅擅书法。前不久，我去北京看望年逾八秩的董政委，老首长题赠一横披予我：“致和、格物、追古、思今、敬天、顺地、循律、中和”。  随同戴学江政委到67师 凌广生副军长也是老英雄，他的办公室挂着一支美式M1卡宾枪，是在朝鲜战场缴获的。这支枪平时装在自制的帆布套里，不轻易示人。有一次给首长送文件，在我的央求下，才得以打开，枪身和木托都擦的锃亮。首长还在办公室墙角上，立着一块32开纸大小的靶子，空闲时，用汽手枪练射击。首长让我打了一次，结果不及格。他嘲笑我说，“你个秀才，光会码字可不行呀”。1995我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习，专程去干休所看望凌副军长，老首长虽身患癌症，但全无病态，他高兴地对我说“小陈，坦克旅是集团军的快反部队，你们要不辱使命！” 参谋长李海波是情报专家，渡江战役时是首任军长、开国中将陶勇的作战参谋。他曾任大军区情报部长、驻前苏陆海空军总武官，后在沈阳军区参谋长任上病故。70年代末，我陪李参谋长在上海出差，外出时，他说什么也不让我叫出租车，就带着我一道挤公共汽车。他还给我布票，让我给女朋友买件漂亮衣服。 如今，大院里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江山的那一代人绝大多数都已作古，往事已成追忆，但我有幸在他们身边工作过，耳提面命，犹在眼前，每每念及，都感慨万端。 他们，是这个大院的魂。 二 毛主席把人民解放军比喻为大学校，我深以为然。如果说我在连队读的是中学，到了军部大院就算是进了大学。大院，是我成长的摇篮，精神的家园。 我刚到大院时24岁，从连队一步跨到高层机关，开始很不适应，看着老干事忙的团团转，自己就是插不上手，甚至连接打电话，校对文稿，传送文电都经常出庇漏。一次做电话记录，把党的11大精神，漏写成“党的11精神”，军政治部主任问我：“11精神是什么精神？”我无地自容。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干取报纸、打开水、倒垃圾、擦桌子扫地的活。好在处里的老同志对我都很好，他们各有所长，毫无保留的教我、带我。 文字功夫是机关干部的起家本钱，看家本领。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我文化底子簿，就拼命阅读，既读书，又读文件，读范文，特别注意研究胡乔木、田家英、邓立群、胡绳、逄先知等党内大笔杆子的文法。这一期间，我还自修了大学党政干部基础科，通过了11门考试。军部院里有个图书室，归文化处管，我常去那里借书。军政治部负责联络工作的部门订阅有国外报刋，我也常去“借光”。还有一个地方我也总去，那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张洪舜主持的军史办。在波澜壮阔的军史战史中，我仿佛看见了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相连…… 脑子里装的“货”多了，对情况也逐渐熟了，自然就想倒出来。陆续开始在军事学术、军报、前进报等外刊和内部刊物上发稿，写内部材料也一点点地得心应手了。我的体会，写材料，需要技巧，但主要是思想。思想的深度决定语言的深度，思想的宽度决定语言的宽度。还有就是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正如前辈所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1990年4月，69师炮团参谋长苏宁的事迹在中央媒体宣传后，江办给沈阳军区刘精松司令员打电话说，江主席看了苏宁的事迹很感动，想调阅苏宁写的50余篇论文。兹事体大，接到刘司令电话后，军董政委连夜把我叫到办公室。作为组织处长，是我带队调查和核实苏宁事迹的。我向首长保证事实的真实性，并根据政委指示与军司令部炮兵指挥部副主任赵希文同志一道，组织专班，昼夜奋战，整理打印原稿，及时上送了江办。后苏宁被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与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一道，被推为全军首批挂像英模，名垂军史。《苏宁同志军事论文荟萃》，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部队实兵实弹演习 三 作为肩负战区北部安危，统领着数万人的中枢机关，军部大院的工作是严谨认真的，也是很繁忙的。点灯熬油，加班加点是常态。在这里混饭吃，是混不下去的，工作搞不好是要挨板子的。记得有一年，一架邻国民航飞机被劫持，迫降在距离齐齐哈尔80余公里的甘南县境内，作战值班室迟报情况，军首长雷霆震怒，严肃处理了当事人。 而平时，上下关系又是很容洽的。打扑克，参谋干事可以同将军拍桌子。闲暇时，首长们也愿同我们这些年轻人侃大山，有时也争论，许多好点子，恰恰就出在思想的碰撞中。 我住单身宿舍时，周末，处长副处长和已随军的老干事们常让我到家里吃饭。我每次去都白吃白喝，从未想过带点伴手礼。现在想来都有点难为情。有时随首长下部队回来，错过饭点，到首长家蹭饭也是常事。 政治部单身宿舍叫综合楼，一半是通信站，一层是车库。夏季是家属临时来队的旺季，每家10平左右的小屋，成了欢乐的鹊巢。这时部里和处里领导都要来探望，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政治部俞副主任，老伴是省里一家大医院的妇科大夫，经常挂着听诊器来给临时来队家属看病，尤其关心怀孕和不孕的家属。其实俞副主任老俩口也没孩子。记得老首长是12级，当时月工资2百多，每月都交50元党费。 军部大院食堂伙食实行二类灶，不吃粗粮，菜高中低档任选。我当干事时22级，一个月不到70元，伙食费10元左右，每月还要扣单身宿舍房租0.5元。有时兴起，三五好友也在宿舍里切个白菜心，扒个松花蛋，起个肉罐头，喝点小酒。那时，没有下馆子的风气。谁要休假回来，家乡特产是要“共产”的。 大院里有个礼堂，每周至少放两场电影，一般情况下，中间两排是留给首长和夫人们的（成年孩子不可以）。珍宝岛战斗英雄冷鹏飞破格提为副军长后，每次看电影，从不坐首长座，找个边角，静静的像一尊雕像。建军90周年，冷副军长获颁首批八一勋章。 大院里有一块篮球场，晚饭后我们常在那里打球，有时首长们也上阵。经常同我结伴打球的文化干事王天胜后来成了知名画家，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还有一位宣传处陈干事，转业后任黑龙江日报哈尔滨记者站站长。 在军部大院的一面墙上，用大字书写着毛主席为抗大题写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在军部大院那些年，正是沐浴着这种文化和风尚成长、成熟起来的。 如今，小红楼己扒掉了，大院早已物是人非，但那些日子令我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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