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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整体性视野考察北朝中心柱窟的形制特征以及发展历程。在学术史层面，对宿白“凉州模式”在学界的普遍使用情况、理论的后续发展进行了辨析与反思，主张中心柱窟自北魏在北方地区而非凉州兴起。在研究对象层面，重新对北朝中心柱窟形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能辨析北朝中心柱窟形制的来源，厘清传播发展、分化的路线。 中心柱窟（亦称中心塔柱窟、塔庙窟）与右旋绕塔、禅观实践等早期佛教传播相关，可追溯至印度礼拜窟——支提（Chaitya）窟。其经由印度、中亚，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传到中国，规模庞大，数量众多，是中国佛教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中后期，中心柱窟发展出众多形制，呈现具有阶段性、区域性的发展特征。目前学界诸多前辈对中心柱窟的研究大多是对不同地区的个案研究，对洞窟分类原则也是多种多样。目前有关中心柱窟的分类研究，大多将中心柱形状结构作为主要分类依据，这是因为中心柱与“塔”的意涵有关［1］，具有宗教象征意义，是整个中心柱窟的核心标志。然而，现有相关分型分式研究几乎没有聚焦于北朝中心柱窟更为具体的分类，且大多未能涵盖所有相关形制［2］。据近年南京大学潘婷的《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首次将中国境内所有中心柱窟视为一类研究对象。但是该研究涉及的年代跨度较大，对最具代表性的北朝中心柱窟的探讨不够系统与深入［3］。因此，本研究试图更有针对性地分析北朝中心柱窟的学术史和研究对象。自“凉州模式”的概念诞生以来，学界持续对中心柱窟来源进行讨论，分歧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年代学研究方面。分歧最大的在于对以天梯山第1、4、18窟为代表的河西早期中心柱窟的定年，存在建于北凉［4］与建于北魏［5］这两种观点。这一争议直接影响学界对于北朝中心柱窟形制源起与整体发展脉络的认识。二是形制研究方面。现有研究普遍在宿白“凉州模式”［6］和“云冈模式”［7］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但由于对“凉州模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学界争议焦点在北朝中心柱窟究竟起源于凉州、还是云冈这一问题。时间与地区形制的双重难题，基本同样地指向了根源。因此，本文将首先展开时间和空间层面对中心柱窟的统计概述，再对“凉州模式”进行辨析和再认识，继而提出尽可能全面覆盖北朝中心柱窟形制的分类原则和发展脉络。时代上，中心柱窟集中建造于北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境内中心柱窟有120座，其中约96座（80%）年代在北朝。在有明确断代的78座北朝中心柱窟里，北魏中心柱窟有40座（约50%），东魏、西魏有20座，北齐、北周有18座。地域上，北朝中心柱窟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核心发展区域有北方、河西、陇东和宁夏（只是在洞窟正壁左右开凿回转甬道，留出中间岩体），北朝中心柱窟典型特点在于中心柱横截面呈四方形，具有明显“方柱”特征。因此本文将北朝中心柱窟视作一种全新的塔柱窟的形制样式（下文或以“北朝式中心柱窟”称之）。同样，本文聚焦在四方形横截面的北朝中心柱窟，且尽可能全面囊括现有材料而作全局性分类。北朝中心柱窟形制可分为四种不同结构的类型：一是楼阁式（图一：1、2、3），二是方柱式（图一：4、5、6、7），三是收分式（图一：8、9、10），四是上八面下四方式（图一：11、12）。其中方柱式又可往下细分为三个亚型：双层方柱式（图一：4、5、6、7）、单层方柱式（图一：14、15、16）、三面分层方柱式（图一：13）［8］。具体形制特征与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表一、二）
关于北朝式中心柱窟的形制源起，不少研究认可其源头在北凉［9］，主要有两点依据。一是，早期凉州中心柱窟石窟的年代（以天梯山第1、4、18窟为代表）被定为北凉，远早于明确凿建于北魏太和年间的云冈中心柱窟。二是，宿白先生总结“凉州模式”为早期中国石窟的发展样式［10］。并且，考证自北魏中后期起，广泛影响北方石窟的“云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凉州模式”的影响［11］。然而，综合现有年代学研究和相关考古材料，不难发现此“北凉说”的可靠性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年代考证有待商榷。支持天梯山中心柱窟年代在北凉的学者，主要依据唐代僧人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中的相关记载，如沮渠蒙逊“于（凉）州南百里”开窟、“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等，又考证该位置对应今天梯山石窟，由此将其中心柱窟年代推至北凉［12］。然而，仅由文献记载考证年代似乎过于武断。张宝玺曾提出质疑，根据张掖地理环境、石窟造像材质等认为，道宣所记为唐初景象，而沮渠蒙逊为母所造之像或置于他处，故天梯山石窟或并非其所造之窟［13］。而即使天梯山石窟确为沮渠蒙逊始造，也不能说明现存洞窟年代为北凉，如史岩仅将这三座中心柱窟定为“北朝洞窟”，虽未否认天梯山于北凉创窟，但推测北凉洞窟现已不存［14］。再言之，历史记载并未提及有关中心柱窟的信息，故也不足以说明北凉所造洞窟中一定有中心柱窟。1.北魏以前河西地区没有成规模建造方形佛塔的传统。认可北朝中心柱窟形制发源于凉州的学者大多认为，凉州方形塔柱受本地方塔影响，但这一说法说服力不强。如有学者依据唐景云二年《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记载等，指出前凉和北凉有建造“七级木浮图”的历史［15］，但这只是零星残缺的文献记载，缺少对佛塔形制的详述及可资佐证的图像实物资料；也有学者以河西出土的北朝土石小塔（庄浪县博物馆藏北魏造像塔、酒泉曹天护石造像塔、敦煌石造像塔等）为依据［16］，但这些方塔时代均在北魏，不足以说明北凉及以前凉州佛塔形制的问题。事实上，目前能找到的北魏以前凉州地面佛塔形制的图像实物材料主要为北凉石塔，但结构为窣堵坡、圆柱和八面柱组合，在西北印度塔克西拉出土过这类建筑构件，但并未进入石窟中。2.北魏以前河西地区没有建造北朝式中心柱窟的传统。目前河西地区定年较明确的石窟中未发现北魏前的中心柱窟，除上述凉州各中小型石窟外，莫高窟北凉洞窟（第268、272、275窟）均为方形窟，而中心柱窟是自北魏中期（第二期，约465-500年）才出现［17］。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将大量凉州工匠迁至平城［18］，若中心柱窟营建传统在此时被带至云冈，那么在复法后极力宣扬往昔佛教传统背景下，为何中心柱窟未见于云冈第一期石窟，而到第二期（465-494年）才出现（据考证最早的一个中心柱窟可能出现于480年以后［19］），且在这近40年的时间里毫无中心柱窟痕迹？由此可见，北魏前河西地区很可能原来也没有建造北朝式中心柱窟的传统。那么，上述认识是否与宿白先生总结的“凉州模式”相矛盾呢？事实上，宿白先生从未肯定河西早期中心柱窟年代为北凉，其相关表述仅为“北朝式塔庙窟”，“可能出自北凉时期；或是北凉亡后，这里沿袭了凉州佛教艺术的系统而开凿”［20］。其所谓“凉州模式”只是包含了对凉州地区中心柱窟特征的总结，但也并未断言云冈中心柱窟传统源自凉州。由此我们或可对宿白的“凉州模式”进行新的理解与认识：所谓“凉州模式”对“云冈模式”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包括中心柱窟的样式特点；反而是身处原凉州地区的中心柱窟的样式特点，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综上所述，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北朝中心柱窟形制可能源起于北魏太和元年至北魏末（477-535年）的北方地区的云冈石窟。那么在北魏太和之后，中心柱窟在北方、河西地区呈现怎样的空间分布。中国佛教起源自东汉末年。从洛阳盆地向东南延伸出嵩洛古道，即穿过偃师境内至登封，再前往许昌、南阳、襄阳等地。汉末有不少士人避乱南下来到襄阳地区。罗世平认为，以湖北襄阳出土相轮陶楼为代表的东汉—三国时期重楼式浮图祠文物，呈现出“重楼阁道”、及“覆钵相轮”等汉—印杂糅的特征，以建筑形制论，重楼式浮图祠是中国楼阁式佛塔的源头［21］。这些都显示出以东汉都城洛阳为中心佛教文化已经具备了稳定的辐射影响力，持续百余年，范围南及襄阳。云冈二期，汉化政策落实初见端倪，模仿洛阳旧制、建筑样式的风潮已经展开。据文献记载，道武帝时期“是岁（398年），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文成帝兴安元年（452年）“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献文帝天安二年（467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皇兴年间（467-471年）“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孝文帝于承明元年（476年）“诏起建明寺”，在太和元年（477年）“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22］。因此楼阁式的中心柱窟已经具备了相当稳定的汉文化基因。虽然凉州也有七级木浮屠记载之说，但在实物层面并无有力实证。云冈石窟中第二期最早出现佛塔中心柱窟。云冈石窟中的中心柱窟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为楼阁式塔柱窟，一种为双层方柱式塔柱窟。云冈楼阁式塔柱窟共3座，第1窟、第2窟、第39窟。第1、2窟出现在第二期（465-494年），其中第1窟中心柱（图一：1）为二层塔，下层雕仿木结构屋檐；第2窟中心柱（图一：2）为三层塔，每层均雕仿木构屋檐，且第三层檐下设立柱形成回廊。第39窟（图一：3）出现在第三期（494-524年），柱为五层塔，木构屋檐逐层外挑，每层四面开龛设像。云冈石窟的阁楼型中心柱窟共同的特征为：每层有明显外挑的飞檐及相关木结构，塔身多层，每层四角有立柱且每面开龛。虽然云冈、龙门没有保存下来年代更早的楼阁式佛塔，但在有纪年的北魏其他石塔模型中，找到同样来自模仿重层楼阁佛塔的实物。其中最典型的为北魏天安元年（466年）曹天度石塔（图二：1），塔基方形，塔身九层，每层出挑木构屋檐，檐上有瓦垄，下有斗拱、额枋，塔身每层都有立柱［23］。此外，云冈等石窟中的浮雕也对此类重层楼阁塔有大量表现，逐层收分，层数多为三、五、七、九，间有外挑屋檐，每层每面开龛。（图二：2、3）
与上述形制同期出现的还有双层方柱式塔柱窟，亦最早见于云冈，共2座。第11窟中心柱（图一：4）间隔以方形华盖，下层空间与高度明显大于上层；第6窟中心柱（图一：5）每层间都有仿木构屋檐，上层四角各雕大象驮九层楼阁塔造型作为支撑立柱，下层主要由盝形大龛和塑有千佛的四角柱构成。李崇峰认为该样式是由楼阁式塔柱演化而来的“简化型塔柱”［24］。该观点颇具启发性。云冈中心柱窟里公认最早出现的恰恰是“简化”了的第11窟，楼阁式塔柱（见第1、2窟）反而后出现；至少可认为，双层方柱式塔柱窟是对地面楼阁式佛塔的简化。最典型反映这种简化的是第6窟中心柱（图一：3），其两层间雕有仿木构屋檐及相关组件，保留了楼阁式塔的重要特征。此外，对比第11窟的双层方柱式塔柱（图一：4）和第1窟的楼阁式塔柱（图一：1），可见两窟中心柱基本形制非常相近，皆分两层，下层明显大于上层（比例也相近），且下层每面开一大龛，唯一区别只是第1窟柱上有外挑屋檐而第11窟无。如果说第1窟中心柱是模仿自楼阁式佛塔，那么第11窟中心柱则可视作省略了外挑屋檐的一种简化的模仿。可见，最早出现于云冈的双层方柱式塔柱窟应是对地面楼阁式佛塔的简化模仿，主要特征有：外挑屋檐被弱化甚至省略，整体方柱状；层数变少为两层，每层每面开一龛，下层被着重表现且整体高度与空间均明显大于第一层。该形制于北魏晚期（494年迁都以后，云冈第三期）亦出现在巩县石窟（第4窟，图一：6），其中心柱形制承袭上述特点，并在云冈第11窟塔柱基础上更进一步，形状更趋于方柱而几乎完全上下等宽。此外，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区第1窟中也出现双层方柱式塔柱（图一：7），但在形制上与云冈第6窟塔柱更相近，大致都具有四面小塔围合中间龛像的结构。在北魏王朝对北方的大一统局势下，云冈石窟影响力（尤以第二期洞窟为代表）以平城为中心，遍及全国。中心柱窟不仅随着都城南迁而扩展至洛阳附近、沿线各地，同时还一路西传，影响到长安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一线，以及从晋南、冀北、西安以北地区到陇东等地［25］。从北魏中后期到北朝晚期，北方地区分裂为北齐、北周，中心柱窟形制在原有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各地形成了收分式、上八面下四方式、三面分层式等诸多种次生形式。北魏太和年间起，河西、宁夏地区陆续出现中心柱窟。中心柱形制大多重层而节节收分，这种可能是对云冈楼阁式塔柱的直接借鉴与改造；亦可能是河西及宁夏地区工匠吸收了云冈模仿地面楼阁式佛塔来建造中心柱的概念。而参照身边实际可见的佛塔形制予以模仿塑造——北魏自复法以来广兴寺塔，“四方诸寺（有）六千四百七十八”［26］，河西也大量出现类似的楼阁式佛塔，其形制可参见酒泉曹天护造像塔（图三：1）、敦煌石造像塔（图三：2）等。
河西及宁夏地区中心柱对楼阁式佛塔的模仿方式显然有别于云冈，最大不同在于将对屋檐、斗拱等建筑木构的表现，简化为以弧线或斜直线收分的形式。但具体而言，两地收分式中心柱在形制上也略有不同。（表三）
此形制主要有泾川王母宫大佛洞（图一：11）与庆阳北石窟寺北1窟（图一：12），皆分两层，下层为四方体，每面开一龛；上层为八面体，横截面明显小于下层，每面开一龛。该形制下层四方体结构，应继承自北方方柱式塔柱；而上层八面体结构，应与曾流行于甘肃至西域一带的北凉石塔的形制中方柱、圆柱组合有关。武威、酒泉、敦煌、吐鲁番有相当数量北凉石塔出土，其塔身多为圆柱形，上刻有发愿文及《增一阿含经》经文，覆钵处八龛各设一像。由发愿文可知，这些多是在家信徒所供之塔，故在形制上或对地面佛寺的“堂塔”“露塔”有所参照［27］；根据《增一阿含经》经文，可知其可能和小乘佛教“七佛一菩萨”观念有关［28］。此外，此二窟中心柱形制还和上述云冈第6窟（图一：4）、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区第1窟（图一：7）相似，具备四角小塔围合中间龛像的基本结构。王母宫大佛洞中心柱上层八面形柱体四周，是大象驮背的三层小塔；北石窟寺北1窟上层八面塔外虽无小塔，但下层龛楣外雕有四象首驮背上层塔身。这种五塔组合结构还见于莫高窟第428窟壁画，可能是金刚宝座塔早期形式［24］，原型或来自印度摩揭陀国三世纪所建佛陀伽耶大塔（大菩提寺）［30］。综上所述，陇东地区上八面下四方式塔柱窟形制在继承北方双层方柱式塔柱形制的基础上，又结合了流行于河西及西域的北凉石塔的八面体形制特点，成就了北朝时期一类独具特色的中心柱形制；同时还延续了云冈第6窟中四角小塔围合中央大塔的组合结构，为我们了解金刚宝座塔的早期流变提供新的材料与线索。北魏中后期敦煌莫高窟也出现中心柱窟，但与河西普遍存在的收分式塔柱窟不同。北魏中后期至西魏（北周也有数例）莫高窟中心柱呈方柱形，大多正面不分层、开一大龛，而其余三面分两层、各开一龛（图一：13），可称为三面分层方柱式塔柱窟。鉴于该形制中心柱整体呈方柱形，且有三面皆分两层，可推测其形制也应与北方双层方柱式塔柱有关。至于正面不分层而开一大龛的原因，可能是受西域龟兹式型窟中央正壁面设一大龛的影响，该形制与莫高窟中心柱正壁十分相近。在克孜尔石窟保存完好的57个中心柱窟里，有45个为中央正壁面设一大龛的形制［31］。敦煌地处西陲，较河西其他地区更多接受来自西域的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重镇，因而其中心柱正面借鉴龟兹式中心柱正壁的格局，具有相当可能性与合理性。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以河北北齐响堂山石窟为中心，大量兴起单层方柱形中心柱窟（图一：15）；河西敦煌莫高窟（图一：16）、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此类中心柱出现。早在北魏晚期，巩县石窟已出现几例单层方柱式中心柱，如第1窟（图一：14）、3窟；而至东魏、西魏，尤其至北齐、北周，该形制更是大规模流行。究其形制来源，可能有独立于原有楼阁式塔柱窟、双层方柱形塔柱窟以外的其他源头，即单层方塔（亦称覆钵亭阁式塔），如北齐安阳灵泉寺道凭灰身塔（图四：1、2），以及北周石造四面塔（图四：3）。这些多为小型塔，塔身方形，四面各开一龛，和同期流行多地石窟的单层方柱式中心塔柱明显相似。
较于实物，现存更多的则是单层方塔相关的图像材料，即“单层宝塔纹”［32］。其通常只表现佛塔两面，每面各开一龛，可推知佛塔原型应为四面各开一龛，和上述实体塔属同一类型。该纹饰最早见于北魏晚期（6世纪前期），如龙门石窟20（712窟左壁）、21（726龛）、37（1034窟右壁，图7-d）号塔，及正光年间河南嵩岳寺塔的8个单层方塔龛，这一点也可与同期巩县石窟出现3例单层方柱式塔柱窟的事实相印证。而至北齐，该纹样更是大规模流行，频繁出现在造像顶部和各类窟龛画塑中，如青州（龙兴寺、兴国寺、广福寺）和定州地区共约40多件造像顶部有此宝塔纹（图四：5），邺城地区有6个塔形龛，北响堂山石窟中有20个塔形龛［33］（图四：6）。因而，北朝晚期单层方柱式塔柱窟的大量流行，很可能和同期单层方塔的流行相关。此类单层方塔形象在6世纪前期初现，自中期广泛流行，常被视作汉地佛塔中区别于早期楼阁式方塔的一类全新的佛塔形制传统。罗世平分析青州北齐造像样式来源时，指出东魏至北齐之交有新的佛教艺术传统（笈多样式）自南海传入，由南朝首先吸纳，后传至北齐，于邺城开启新风［34］，其列举的史料中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槃槃国，梁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六年（534年）八月，复遣使送菩提国舍利及画塔……”二是，“丹丹国，中大通三年（531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35］虽尚未发现可实证此“画塔”形制的图像或实物材料，但不可排除“6世纪前期由南海传入的佛教艺术中包含了有关佛塔的新样式”这一可能性。因而，若北朝晚期石窟中流行的单层方柱式塔柱和地面单层方塔有关，那就意味着这种中心柱新样式的源头原有发展脉络之外。晚期石窟中的单层方柱式塔柱呈现的只是单层的方柱形状及四面各开一龛的帷帐形式布局，并不是对单层方塔的直接模仿，对单层佛塔最具特色的覆钵顶并无表现；反而与原有双层方柱式塔柱相似。两者唯一区别几乎只是层数不同，故也不能排除其简化自双层方柱式塔柱的可能性，即北朝晚期出现的单层方柱式塔柱窟形制，也可能是对源起于云冈的双层方柱形中心柱的进一步简化。北朝中心柱窟形制的典型特征在于中心柱横截面呈方形，总体上为方柱状，而具体到各洞窟，其整体形制依然呈现出较鲜明的地域性与时代性。宿白先生提出的“凉州模式”只是包含了对凉州地区中心柱窟特征的总结，并未断言云冈中心柱窟传统源自凉州。由此我们或可对宿白的“凉州模式”进行新的理解与认识：所谓“凉州模式”对“云冈模式”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包括中心柱窟的样式特点；反而是身处原凉州地区的中心柱窟的样式特点，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总体上，北朝中心柱窟形制最早源起于北方云冈石窟，向西传播过程中出现多类变体，至后期多地开始流行单层方柱的全新样式。（图五）太和年间，云冈石窟首先出现楼阁式塔柱窟和双层方柱式塔柱窟，此二种形制源于北方地面的重层楼阁式佛塔。此后这两种形制的影响一路向西，企及河西、陇东与宁夏地区。河西与宁夏出现两种收分式塔柱，同样是对楼阁式佛塔的模仿；敦煌莫高窟出现三面分两层而正面设一大龛的四方形中心柱，在继承双层方柱式塔柱形制的同时，也吸收了龟兹式中心柱正面的开龛格局；陇东地区中心柱窟也受到影响，在继承双层格局、方柱形塔身基础上，融合北凉石塔形制，出现上八面下四方式塔柱窟，该形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云冈第6窟的五塔结构，为金刚宝座式塔早期形式（还见于同期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区第1窟中心柱）。
近北魏末，双层方柱式塔柱窟出现在巩县石窟，北齐、北周时期，单层方柱式塔柱窟大规模流行，包括响堂山、水浴寺、莫高窟、须弥山石窟等。单层方塔的建造理念或源于北朝晚期传入新的佛塔样式，但同时该形制似乎对原有双层方柱式塔柱形制也有所延续。［1］帕特里夏·卡瑞兹克.北朝时期敦煌的中心方塔柱窟［G］//1990年敦煌学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篇.辽宁：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52-59；高歌.云冈中心柱窟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12：43-57；李小亚.巩县石窟窟龛形制与装饰艺术研究［D］.河南大学，2019：35-36. ［2］高歌.云冈中心柱窟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12：58-61；潘婷.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20：45-57.［3］［16］潘婷.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20：49-51.［4］史岩.涼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J］.文物参考资料，1955（2）；暨远志.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J］.敦煌研究，1997（1）；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5］张宝玺.河西北朝石窟［M］.北京：古籍出版社，2016：10-15.［6］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J］.考古学报，1986（4）.［7］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M］//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6-197.［8］除了文中五个形制类型之外，北朝还出现几例龟兹式中心柱窟，如千佛洞石窟第1窟，昌马石窟第2窟等，由于属于少数特例，故不纳入本文分类研究范围。［9］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7-253；潘婷.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20：49-51.［10］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一文指出，“凉州模式”直接受西域风格影响，并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以参考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第一期龛像，以及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晚期可参考肃南金塔寺以及炳灵寺石窟第二期龛像。总体上中心塔柱形制为“方形”且“每层上宽下窄”。［11］宿白认为云冈第一期（460-465年）为结合西方石窟风格和北魏特色的新样式，第二期（465-494年）开始中心塔柱出现明显汉化元素，第三期（494-524年）进一步汉化；且“云冈模式”影响到龙门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以及莫高窟、孝明时期开凿的云冈中小窟室等。［12］暨远志.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J］.敦煌研究，1997（1）；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3］张宝玺.河西北朝石窟［M］.北京：古籍出版社，2016：11-12.［14］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J］.文物参考资料，1955（2）.［15］［24］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7-253.［17］马世长，樊锦诗，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M］//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85-197.［18］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M］//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6-197.［19］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考古学报，1978（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第3期第16卷补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7.［20］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J］.考古学报，1986（4）.［21］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4）.［22］［26］魏收.魏书·释老志（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3287-3304.［23］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J］.文物，1980（1）.［25］张倩茹.北魏时期佛教在我国北方的传播研究［D］.兰州大学，2019：43.［27］陈晓露.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J］.西域研究，2006（4）.［28］张宝玺.北凉石塔艺术［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9-38.［29］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72.［30］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71.［31］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1-132.［32］苏铉淑通过辨识造像碑座刻、造像题记、造像记内容，并结合造像中的相关图像题材，考证得出东魏北齐时期这种单层方塔多被称为“宝塔”，故将这类纹饰成为“单层宝塔纹”，此后较多学者沿用此名。参见：苏铉淑.东魏北齐庄严纹样研究：以佛教石造像及墓葬壁画为中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3.［33］吴天跃.吴越国阿育王塔的图像与形制来源分析［J］.艺术史研究，2019（21）.［34］罗世平.青州北齐造像及其样式问题［J］.美术研究，2000（3）.［3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793-794.（作者：张思宁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祁姿妤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