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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对于叶挺将军的《囚歌》，相信不少人都十分熟悉。而1946年，叶挺将军好不容易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羁押，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也让不少人感到惋惜。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彼时飞机上其实还有三人的职务在叶挺之上。接下来不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个人分别都是谁？  博古第一位就是博古，原名秦邦宪。早在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的时候，他就已经于同年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博古曾经犯下过不小的错误，但就中国革命道路的总体发展来看，博古也的确做出了出色的功绩。以1925年到1934年这一时期为例，博古分别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等等。在相应的工作岗位上，博古一直都表现的十分负责。  可就在1934年担任中革军委前方临时司令部政治委员期间，博古却坚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于同年十月走上长征之路。好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当中，博古并没有利用彼时的职权优势，压制党内不同的意见。从这一点来看，博古表现出的民主作风以及光明磊落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  此外，虽说就当时博古给出的总结来看，他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仍然支持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中共中央领导总负责人的职务交出，这也颇为难能可贵。只不过1945年，博古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曾经所犯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并取得毛主席以及党内一众人士的原谅之后，意外却悄然而至。1946年的黑茶山飞机空难，博古被迫和世界告别。  邓发第二位则是邓发，和博古一样，他也是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以及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著名战役之中，邓发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就邓发当年取得的人生成就来看，他也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工运领袖以及警察领袖。首先就工运领袖而言，1922年春，中国工人运动迎来第一次高潮，邓发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当中，担任骨干分子的同时，还出任了工人纠察队队长。  在他和一众工友们的努力下，罢工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等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邓发更是一直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以1926年夏季开始的北伐战争为例，邓发便和工人们组织了宣传队、运输队以及救护队，追随北伐军出征中原，为北伐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尽管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采用暴力手段“清党”。可已经逐渐成长起来的邓发，却依旧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参加广州起义。  至于警察领袖，还要从1931年7月，邓发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开始说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发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全职负责红军政治保卫工作。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安排下，邓发带领战士们执行着侦查、压制以及消灭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白区多年的秘密工作经验，邓发为捍卫红色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后，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以及红军各军、师、团也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彼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其实也就是新中国公安部的前身。就连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都曾经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载：“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可他哪怕生活在敌营的中心时，也从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们放在眼里。”  王若飞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最后一位便是王若飞，原名王大伦。可正是受《木兰辞》的吸引，王若飞这才改了名。早在青年时期，王若飞便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更好的投身中国革命运动当中，王若飞先后前往日本、法国等不同国家当中留学，希望能够学习更多先进的知识和理论，为拯救国家做出贡献。只可惜1931年时，由于组织内部叛徒的出卖，王若飞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捕。  可即便如此，王若飞始终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妥协。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他淡定的表示：“哪怕不能亲眼见证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自己能够为革命献出生命，也算是死而无憾。”无奈之下，国民党只能将这一“烫手山芋”转交到山西阎锡山手上。好在后来阎锡山和我党建立特殊形式上的统一战线后，王若飞顺利回归组织怀抱，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努力。  就三人在1946年飞机失事遇难前的实际职务来看，无论是当选七大中央委员的博古、被推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发还是身为中央委员的王若飞，在我党内部的职务，的确都高于叶挺。当然，职务的不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在黑茶山空难中牺牲的烈士，都值得我们致以沉重的哀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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