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战略与国际关系-阎学通教授访谈

中国传统战略与国际关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访谈

阎学通  侯昂妤

编者按：2022年10月，《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围绕“中国传统战略与国际关系”问题请教了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阎学通教授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开阔的学术视野，就“先秦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战争的本质”“世界格局的走向与中国的机遇”“面对大国博弈和世界难题，中国如何运用战略智慧”等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关于面对大国博弈和世界难题，中国如何运用战略智慧，阎学通教授给出了发人深省的答案，为《孙子兵法》研究提供了国际关系学新视角。

文献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2011年出版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并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2014年至2017年为爱斯唯尔高被引学者中唯一的政治学学者；侯昂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陆军专业技术大校

侯昂妤：阎老师，您曾经说过，研究先秦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不能正视历史事实的民族是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想请您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阎学通：历史事实是学者研究国际关系所需要的材料，也就是说学者所总结的经验，归纳的结论、建立的理论和对未来的预测都只能以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无历史事实支撑的经验，结论、理论和预测都不可靠，不可信。严肃的学者都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反对否认历史事实或断章取义地选择性地使用历史事实。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因此任何思想都无法一统天下，于是思想家们可以依据历史事实进行百家争鸣。他们的许多思想、假定、理念，观点是对立的，以往2000多年的历史使它们或被淘汰或被证实。那些经过历史检验依然合理的认知则成为今天的学者可借鉴来认识当下国际政治的他山之石。

首先，如果先秦思想家们对于国家间政治的某些认识仍能用于解释当代的国际政治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些观念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我们可直接用于研究工作。其次，如果他们的某些观念与我们现代的观念相一致，则说明这些观念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可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我们不能迷信先秦哲人的思想，他们的一些认识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引以为训，有助于降低我们犯认知错误的概率。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需要继承前者，摒弃后者，不能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正确的，更不能全盘继承。所有人在认知上都有历史局限性，连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问题上都有过错误认识，世上从来没有过认识绝对正确的人。不断地回顾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少重复历史上的错误，而否认历史事实不但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更可能误导我们错误认识当下的客观国际关系。

侯昂妤：您曾经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这是独特的视角，也非常有意思，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心得。

阎学通：我不是中国较早从事先秦外交思想研究的学者，我不过是借鉴先秦外交思想建立了成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民国时期，梁启超等中国学者就研究过先秦的外交思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也不时地有学者做相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未能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停留在解释的层面上，而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理论。先秦思哲人们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认识停留在思想层次，而未能上升到理论层次。一个人可能有丰富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可能是自相矛盾。建立一个理论则要求定义、推理、观点和结论做到逻辑自洽，不能相互矛盾。

我借鉴先秦思想建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有两点主要体会。一是先梳理先秦人的外交思想，而后才能借鉴使用。先秦学人将内政外交视为一体，没有严格的内政外交之分。故此，他们以外交为主题的文章很少，有关外交的议论多是夹杂于其他主题的文章之中。此外，他们对于外交的认识不仅相互不同，有的人自己在不同文章里的观点相互矛盾。故此，阅读和梳理他们的外交思想是借鉴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工作，就很可能以摘草莓式的方法选择一两句名人名言装饰自己的文章，这不是真正的借鉴，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第二点体会是需要把先秦的外交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相结合。在过去的100年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将科学方法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可靠性得到了明显提高。先秦思想缺乏体系，只有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结合才具有推动理论发展的作用，而固守先秦外交思想，则会停留在古人的认知水平上，无法创新。因此，要借鉴先秦外交思想，还需要掌握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

侯昂妤：您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熟悉，对儒家、法家、阴阳家、兵家都曾经论述过，请您谈谈先秦的兵家。

阎学通：国际关系原理与外交战略是两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是对国际关系性质和规则的揭示及解释，而后者是对实现目标的方法的描述与解释。我对兵家未做过专门研究，但我认为，兵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是指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

侯昂妤：您怎么看《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阎学通：《孙子兵法》是兵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其核心内容是军事战略思想。由于我借鉴先秦思想的目的是创新国际关系理论，而非新战略，因此在梳理先秦外交思想时就故意排除了有关战略的著作和篇章。理论研究的问题可分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三类。我主要从事“为什么”的原理研究，因此没有将《孙子兵法》列入借鉴的范畴。

我认为研究战略和研究原理有着性质差别，前者有点像工科，基于原理创造实现目标的方法；后者则有些像理科，发现规律，解释原理。国际关系的原理是有限的，但实现国家目标的战略方法则是无限的。虽然有的学者既研究原理也研究战略，但区分两者的差别是有利于我们明确不同的研究方向。

侯昂妤：阎老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史上，20世纪初到40年代曾经探讨过战争的本质问题，请问您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阎学通：尉缭子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旨在强迫我们的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从工具角度定义战争的。我将战争定义为：“人类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大规模相互屠杀的行为。”这个定义与以往定义最大区别在于，强调战争是人类独有的社会行为，其他动物没有对自己物种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政治意愿和军事能力。战争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却以非常不文明的方式展现出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可以商榷。

我认为，当代学者可从几个方面深化我们对战争的认识。一是研究战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导致人类社会倒退的条件有什么不同？这有助于通过战争促进人类进步，防止倒退。二是研究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标准是什么？明确了区分标准有助于正义战争得到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三是研究防止战争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利益基础和能力基础是什么？这有利于创造减少战争的思想和物质条件，从而减少战争对人类自己的伤害。

侯昂妤：您曾经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做了发言——《面向2030年的社会科学》，请您谈谈，您理想中的2030年的军事学是什么样的？

阎学通：这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我做了个发言。对于军事学我一无所知，无法就这个学科的2030年前景提出任何具体设想。如果从我国社会科学宏观发展的角度讲，我希望到2030年时，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具备问题意识、专业意识和方法意识，不再有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学术杂志只发表学术文章，空洞无实的口号式文章销声匿迹；教材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其理论有逻辑，案例贴近中国，讨论题结合时代特点；学术会议高度国际化，有世界顶级的同行专家参与。我以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上述目标的财力，需要努力方向是改革研究体制。2030年的军事学也应向这个方向发展。

侯昂妤：您曾经提过“尊重学术、崇尚学术、享受学术、痴迷学术”，我们非常认同，您能给我们阐释一下吗？

阎学通：从事学术研究是一种人生的选择，这如同选择当军人、当运动员，当演员、当政治家、当企业家、当医生一样。选择学术研究为事业需要一种信念，即认为学术研究是崇高的事情。尊重学术是指对学术怀有敬畏之心，对不懂的学术问题虚心向行家学习，对不懂的学术问题不发表看法。崇尚学术是指将学术研究视为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做的事，以进入这个行业为荣。享受学术是指从学术研究中不断地获得快乐，而且是做多大官，赚多少钱都无法获得的。痴迷学术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上瘾，不搞研究就失去生活意义。“编辑虐我千百遍，我待编辑如初恋”这顺口溜从一个侧面表达的是将学术研究失败视为常态，对学术研究矢志不渝的态度。

侯昂妤：请您谈一下世界格局的走向以及中国的机遇。

阎学通：要谈世界格局走向，需要从语义上明确“格局”这个词在国际关系专业中的含义是什么。“格局”是指大国实力对比的结构，不是指形势、秩序、体系，更不是口语中的心胸。当前大国综合国力的实力对比已经是两极格局。虽然中美综合国力仍有较大差距，但这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差距已经是等级之别。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今后十年，中美实力增长速度都不会很大，双方实力差距无论是缩小还是加大，都不会导致等级变化。与此同时，中美各自的国力存量已是其他国家的至少三倍以上，因此今后十年之内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即使翻一倍，也无法与中美形成同一等级。故此，今后十年中美两极格局有可能持续下去的。

大国崛起的战略机遇主要是靠自己创造，而不是靠老天恩赐。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我国实力增长就快，反之就慢。故此，我认为决定中国崛起成功与否的核心因素是我国能否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2016年时我说过，已经没有外部力量可以颠覆中国崛起了。拜登如今采取的对华政策最多就是降低我国崛起的速度，而并不能颠覆我国崛起的趋势。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失败的原因多是自身战略失误，而不是外部遏制。今后十年，只要我国切实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大引进来的开放，我们就能创造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战略机遇，同时也能创造继续拉大与其他大国实力差距的战略机遇。

侯昂妤：面对大国博弈和世界难题，您认为该如何运用中国的战略智慧？

阎学通：大国博弈是历史常态现象，不是难题，是每个大国必然面临的生存环境。虽然大国竞争的零和性质不会变，但在不同历史时代，大国竞争的内容不同，因此大国需要根据时代特点创新自己的竞争战略。中美是在数字时代进行竞争，其竞争内容不仅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不同，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大国战略竞争内容都不同。冷战的大国竞争内容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地缘战略竞争，而当下是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网络空间主导权竞争。

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优秀人才。针对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管子·霸言》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这是说谁的人才多，谁就能赢得竞争。在数字时代，人才竞争战略需要强调，选用人才不受文化和种族背景限制，要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人才战略还要强调，政治人才比技术人才更重要，因为没有政治上的伯乐就竞争不到懂技术的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在。将国际人才限定于技术领域的战略将不利于赢得竞争。

侯昂妤：您曾经办过《国际政治科学》、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期刊，为学术传播和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请您对我们期刊提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和意见。

阎学通：这两个杂志的办刊经验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其他学术杂志。这两个杂志只有一个专职的文字编辑，其他的编辑是来自不同大学的教师们，他们业余参加办刊。专职编辑们的专业是编辑而不是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他们无法对来稿的学术价值做出合理的判断。编辑部的专业研究人员先对来稿进行初审，过了初审的送给相关小专业的专家们匿名评审。对于专家们通过的稿子，编辑部再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指导投稿人修改稿件。这种程序虽不能保证发表的稿件质量很高，但可以保证水平不会太低，可以在基本门槛之上。匿名评审制度和不同单位的研究人员集体办刊是有利于提高杂志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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