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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刊”和刘豁公 一“刊”，就是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戏剧月报》，它的主编是刘豁公。 刘豁公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少年时代就喜爱戏曲，并与京剧名演员广为交往，自己也参与票房活动。他与商务印书馆编审人士如张元济等人亦有交情，对京剧名伶及梨园旧事下过功夫，曾多次向老乡亲孙菊仙请教清宫当差的内情。后到上海从事京剧史的研究和戏曲刊物的编辑工作，作品有《哀梨室剧话》、《新年谈戏》及大量的剧评《卷头语》等。上海大东书局决定出版《戏剧月报》，特请刘豁公担任主编。该刊是当年国内发行量最大、读者面极广的戏曲刊物，深受知识阶层、梨园行及艺术评论界的欢迎。 上海是近代新闻出版业的摇篮和大本营。因为当年尚未有电视和广播,《戏剧月报》刊行全国,使得知识分子和边远地区的城镇市民，对京剧艺术的眼界大开，他们通过该刊大量的文字和剧照，加深了对京剧的了解，增加了对京剧艺术的兴趣。这对京剧表演艺术向华南及云、贵、川、陕、甘甚至新疆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舆论造势的先锋作用。在指导人们熟悉、了解进而热爱京剧方面，它是精神导师和阵地，及无形的指挥机关，因此，它是有大功于京剧的艺术刊物，后来的京剧子弟不应忘记它！ 民初的报人和从事戏曲理论研究、评论的文化人，是相当自由的。对于剧目，对伶人及伶人的声腔表演甚至私德上的不检，均能直言不讳，刊诸报端，颇有些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这并非说它没有落后面。上海是十里洋场，黄金荣、杜月笙在那里势力浩大，就连外地的军阀到上海滩，都要“拜山”。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要想在上海设一讲话论坛，对某些黑社会代表人物品位不高、吹捧坤旦的文字，也不能不予刊登。不过那时没有“官办”剧目，也没有国营戏班子，大家都是自由职业者，谁也不领导谁，唯一的领导是金钱，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是社会公德和当时的民国宪法。那个时代，是民国史上新闻出版相对自由的时代。 关于刘豁公及一“刊”与“四大名旦”产生的关系，梅花馆主(郑子褒)说：“'四大名旦’这个专名词的由来，亦很有几个年头了。据我所知，它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正式成立，却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春天。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艺，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区区亦是其中一份子），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造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然后，梅花馆主又说：“我凭什么可以说'四大名旦’的初步成功在民帼十七年呢？这不是瞎说，有事实为证。那时候大东书局有《戏剧月报》刊行，编辑人是刘豁公，我家过宜和我，都挂了助理编辑的虚衔。我们三人，虽不是地道的白党，可是和白党诸位仁兄很有往还，而且很是知己，他们的事，还不和我们自己的事一样吗！有一天，在宴会上，无意中谈起'四大名旦’的事儿来，某君一时高兴，怂恿豁公出一个'四大名旦’的特号玩玩，豁公是起劲玩特号的，当然乐为应允。”（见《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梅花馆主所说的某君，就是当年上海大画家、社会名流舒石父。这位舒老先生，收荀慧生为弟子，是捧荀慧生的领袖人物。此外，上海文人严独鹤、袁寒云（袁家骝之父）、周瘦鹃、沙游天及国画大师吴昌硕等人，也是捧荀的急先锋。他们著书立说，为荀鼓吹。荀认吴昌硕为义父，吴对这位梨园义子十二分地推崇，亲书“白也无敌”四字相赠，上海各报争先刊登。此时的荀慧生，在上海大红大紫，如日中天！ 当年上海有所谓“白党”存在，因荀早年艺名白牡丹，故上海知识界和市民阶层，专门写文章捧白，时人谓之“白党”。他们以此为荣，不遗余力，出钱出力，以吹捧白牡丹为己任。这位舒石父先生，就是后来的电影演员舒适的尊人。 舒石父在宴会上提出“四大名旦”特号的事，鼓动刘豁公，刘当即答应下来。散会后，刘豁公同梅花馆主同路，刘就拜托梅花馆主多弄些“四大名旦”的照片，以壮声势。梅花馆主劝刘豁公出特号要把握时机，未出特号前，最好先来一次以“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试试各界对白牡丹的印象如何，等到征文揭晓，看荀在“四大名旦”中是何种地位，待地位明确之后，看准行情，那时再出“四大名旦”特号，就比较名正言顺，不但刊物可卸却标榜吹捧嫌疑，并且在荀慧生的面子上，似乎也格外光彩，显得好看些。 上海白党势力强大，京津市民及知识界也有同盟军，都想一鼓作气，一定把荀留香捧进“四大”才能甘心，在此心理支配之下，于是一个以“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便提上日程。 征文出来后，戏曲评论界高手，名家苏少卿的《四大名旦论》一举中的，名列第一。 经过苏文的品评、论证及广征博引，对四人的表演、声腔艺术作了深入客观的论述后，“四大名旦”的口号，在上海就此叫响。因上海人迷荀慧生，又经过苏少卿介绍分析和鼓吹，荀慧生的大名，居然在尚小云之上，梅程荀尚的次序，也在上海定下。后来，苏少卿又写了《后“四大名旦”论》一文，刊在《半月戏剧》上。这就是梅花馆主所说“四大名旦”叫响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北京有“五大名伶”、“四大金刚”，甚至“六大名伶”的叫法，只是未成气候。 关于“四大金刚”、“六大名伶”的口号，梅花馆主说：“其实那时节，还有五大名旦、六大名旦等杂牌口号存在，所谓五大，除现在成功的四大之外，再一个是湖南名士贺芗坨力捧的徐碧云，至于六大，梅程荀尚当然跑不了，另外一位，是王大爷瑶卿的儿子王幼卿。毕竟碧云、幼卿色艺较差，资格亦不及梅等四人，所以提倡尽管提倡，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到现在，徒然留下个极模糊极微稀的痕迹而已。”(见《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话锋一转，梅花馆主接着说：“苏老师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经此品评下来，'四大名旦’的口号就此叫响。”（见《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所谓“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也仅限上海一地，因为，上海尽管是舆论重镇，又得风气之先，但上海毕竟不是京剧的大本营和发源地，“四大名旦”口号虽然叫出来了，北京人承认不承认？尚在未定之天。 征文之后，苏少卿回忆说：“宣末民初，梅兰芳初成名，戏码居孟小茹、王凤卿之次，至洪宪时代，兰芳编新剧，创古装，自成一军，始演大轴。'女主’临朝，乾纲乃衰。于是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等，继起逐鹿，能文之士推波助澜，旦角遂居主要位置。十年之间，旦角之数，不止于四（同时尚有徐碧云等，唱作亦佳），'四大’之名，犹未成立也。民十五、六年，梅程荀尚四人，各具专长，各有定型，'四大名旦’乃成定论，至其位次，则不佞亦有品题（拙作《四大名旦论》）。'四大’之外，同时之徐碧云唱做武功亦佳，与兰芳为姻亲，其唱近梅，又适因不检于行，喧传众口，遂不得侧身于'四大’之列；或扩四为'五大名旦’之数。闻徐至今坎坷，其时运蹇塞异常，可为扼腕。”（见苏少卿《四小名旦论》。） 白党健将、苏少卿的好友郑过宜后来回忆说：“当日'四大名旦’名词所以成立，溯前尘，颇值得追述，以为后来者借镜。'四大名旦’，人知为梅程尚荀，然最初不过名之'四大金刚’，并未直称'四大名旦’，那时的梅，不但著闻南北，且已驰誉各国，早成伶界领袖人物。这'四大’之中，无论如何，他终属龙首，是不争之事。而程，也正值宝剑出鞘，锋芒逼人，他的地位，其势亦仅居梅兰芳之亚，无人足以和他抗此一席；故程入'四大’，亦不成问题。尚小云占便宜，是他小时早被选为童伶青衣的首领，（《顺天时报》有'菊榜’之选，该报主笔听花，与清退休王公友善，王公贝勒多捧尚，故亦捧尚。）有此凭藉，尚入'四大’，亦无甚周折。至荀慧生，却大费力气了。盖因在此以前，荀自随杨小楼南下后，久居上海，一旦重返故都，以势力而言，自不及上述三位那样根深蒂固，因此，惟独荀入'四大’，是经过一番艰苦挣扎而后，才取得'四大金刚’这 一位置的。”（见郑过宜《四小名旦评议》，载《半月戏剧》五卷四期。） 
在谈及荀的劲敌时，郑先生又说：“荀此时不仅骤梅程尚翱翔颉颃，发生困难，而恰在此时，徐碧云又是他的劲敌，和他竞争激烈。徐出科未久，大有扶摇直上之势，嗓音既清亮圆润，兼擅武功，且假梅余荫（梅徐有戚谊），捧他的人很多，这一着，几乎使荀被摒于四大之外，而教徐碧云夺了他今日这地盘去。但徐终因不克自立，得意没多时，如昙花一现，遽尔消逝，从此潦倒直至今日，亦难复以往盛况。而荀那时给他奠定基础的，是一出《全部玉堂春》，自此戏唱红之后，荀便一帆风顺，中间更没遇什么盘根错节。返顾徐碧云不堪回首的光景，真令人为之无限感慨。（当日一班捧徐的，如北京“八大祥”中的孟家，廊坊头条银号中的众多老板等，见力不足与荀抗，于是创立'五大名旦’之说，要想把徐勉凑上去，终未成事实。）除荀、徐出了波折，其余便没有再存问鼎之念了。”（见郑过宜《四小名旦评议》，载《半月戏剧》五卷四期。） 综上所述，荀慧生进入“四大”行列,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挣扎而险胜,徐碧云之所以被弃出局，并非是纯艺术问题或水平不够，正如苏少卿所说，是因为“不检于行，喧传众口”而坎坷一生，可见艺人如私行不检，在关键时刻，会遗误终生的。 三、苏少卿 以上为与“四大名旦”产生有关的一“刊”和第二人刘豁公,下边再谈谈有关的第三人苏少卿。 《戏剧月报》举行“四大名旦”征文揭晓，梅花馆主说“苏少卿的大文录取第一”，那么苏少卿是何许人也？真是“提起此人来头大”。苏少卿1890年生于江苏徐州，青少年时代与徐树铮为一师之徒，有深交。他精于音韵学，喜爱昆曲并有研究雅趣，与徐树铮有同好。民初，段祺瑞任国务总里，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段的军师，人称小诸葛。苏少卿是徐府常客，诗酒往还外，就是拍曲。北洋时代，武人（徐是日本士官生）家中设昆曲票房、走斯文一路者，徐树铮是第一人。因苏徐是少年总角之交，无话不说，故苏对徐的某些“霸道”措施，曾隐作规劝，徐认为苏是“书生”而哂之。1925年徐树铮被冯玉祥下令枪杀后，苏离京赴沪，除研究昆曲渊源外，复改学皮黄，拜名票陈彦衡为师，学习老生。在此之前，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苏曾到日本，从事文明戏的研究，与欧阳予倩及李叔同时有往还。后又向大盐商、京剧名票王君直请益，交称莫逆；而与另一名票侗五爷（红豆馆主）则为忘年交。清末民初的五大名票周子蘅、孙春山、王君直、陈彦衡、侗五（溥侗），苏与其中三人有深交。因此，梅花馆主说“苏老师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 当是实情。 1934年，苏少卿任《戏剧半月刊》主编，以“保存民族文化”为宗旨，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后来该刊停刊，苏经常在京津沪等地戏剧刊物发表京剧评论文章，见解高明，文字流畅，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对一些艺术表演及剧目上争论甚大的问题，苏的文章常有举重若轻、剥茧抽丝的功力。其文风和北方的凌霄汉阁主常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因苏久居上海，对周信芳的艺术、人生均有极深的研究和挖掘，见解独特，是早期麒派艺术研究的高手。抗日战争时，北京曾进行京剧“四小名旦”评选，苏的《四小名旦论》一文大获好评，也是“四小名旦”评选中的压卷文字。民国初年，苏少卿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俗教育委员会”做过剧目修改审订工作，藏有谭鑫培、王瑶卿剧本多种。1949年后，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说他“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讲授音韵学，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病故”。 【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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