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浙本《四库全书总目》，其《出版说明》据《故宫所藏殿版书目》谓殿本《总目》刻于乾隆五十四年，而后乾隆六十年“浙本据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错误”。王重民先生对此说不以为然，撰《跋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一文与之商榷。此处节选其第一节。王先生根据《总目》所言某些官书告成时间，推断殿本《总目》应刻成于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间，并分析《总目》自进呈以后迟迟未能付梓之原因，在于搜查禁书及赶办官书。今按《总目》刻于乾隆五十四年之说固非，而王先生以为刻成于乾隆五十八年亦不确。盖浙本有阮元《跋》称“恭发文澜阁藏本”云云，王先生误以为此“文澜阁藏本”乃“文澜阁所藏殿本《总目》”，阮《跋》既已明言浙本刻于乾隆五十九年，则殿本自当刻成于五十八年，此诚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的《出版说明》中，依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的著录，有“乾隆五十四年纂刊”的说法：据现在所知，《总目》在乾隆五十四年已经写定（按即“纂”），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板（按即“刊”）。虽说没有点明就是在这一年刻成，《出版说明》人的意见应该正和《故官殿本书库现存目》编者的意见一样，都是说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刻成的。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在乾隆五十四年已经写定，并在那一年由武英殿刊版，直到现在并没有找到可靠的历史文献记录。故宫殿本书库所藏的那部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我相信没有刻书年月的牌记，也没有四库馆臣或武英殿刻书经手人所题的年月。“乾隆五十四年纂刊”的记载，是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的编者想象出来，或估计出来的。所以我认为中华书局《出版说明》中这一条，没有解决了殿本《总目》的出版年月实际问题，不过是把责任推给《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的编者罢了。其目的，大概是以为殿本书库所藏的殿本《书目》总是比较的为好些，他们著录的年月好像可以信从，也希望读者来信从，这样，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因此作进一步的辨明是必要的。新印本出版以后，我在一七二九页中栏，发见《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的字样，在乾隆五十四年以后的一年；又在七〇七页下栏发见《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更在乾隆五十四年以后的三年。这些从《四库全书总目》内容中存在的年月，它自己便否定了“乾隆五十四年纂刊”的说法。一件事物的历史发展，它本身往往能够说明它的出生年月和发展过程；在它本身以外，也往往存在着不少的可以参考的材料，若是把两者汇合起来，参互比较，往往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更明白。现在就我所掌握的材料，作进一步的讨论，虽说还不能得出一个最后的正确年月，但已经可以逐渐接近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的正确年月了！四库全书馆开馆后，于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和《存目》，到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四库全书总目》的初稿完成，四十七年七月进呈，这时候，距《四库全书》第一份的办成已经七个多月了。这一年的十月到十二月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已经分批起运，南三阁的三份也已经开始办理。文渊阁、文溯阁，随着要到来的文源、文津开阁陈列以后，便都需要一部目录作参考检查使用。所以当时随着阁书的发送，各附去一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虽已进呈，但并没有随着阁书发出去，也没有急于付刻，这是和在乾隆反动的文化教育政策指导下的纂修《四库全书》目的关联到一起的。自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四库全书总目》的初稿完成以后，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若说《四库全书总目》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以后才付刻或刻成，大约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比纂修的时间（不到八年）还要长四年多。现在分析一下在《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后的十多年的时间以内，四库全书馆在乾隆的直接领导下干了些什么勾当，不但可以说明《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在乾隆五十四年以前刻行的原因，同时还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比较接近的正确出版年月。从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总目》进呈以后，四库全书馆的主要工作，据一般人推测，好像是赶缮北三阁三份书和续缮南三阁三份书，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乾隆的反动文化教育政策下面，并由他亲自领导的四库全书馆，这时候正是从全国范围内搜査禁书的髙潮时期，把有民族思想的和有反封建思想的进步书籍，源源送到北京来焚毁；同时，把一大部分经过训练的编纂人员转移到国史馆、方略馆、三通馆、翻书房大力赶办官书，鼓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盛治”和乾隆本人镇压全国人民的（有许多是指少数民族的人民）“丰功伟绩”，企望尽可能塞进多少，便塞进多少，用来“教化”《四库全书》的读者。当然，在这同一时期内，修正《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字与宣传封建思想的内容，使《总目》为那七份《四库全书》起目录宣传作用，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一工作，主要是由纪昀来亲自办理的。乾隆五十一、二年间，纪昀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平衡、修正又已经经过了六年，对于应禁和应著录的书已经作了比较仔细的分折、区别，赶办的官书，经过四十八年的一催，五十年的再催，已经大致完成，所以乾隆五十一、二年《四库全书总目》已经达到认为成熟的时期了，对外流传出了钞本（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洪稚存博士书》），对内则由武英殿刻版（《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有“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査明改正”等语）。不料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发见《四库全书》内的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说清世祖有与明崇祯相同的四事，乾隆认为有意骂了他的祖宗，大为愤怒。以前，他只注意从全国范围内搜査禁书，却没想到在他直接领导下所编成的《四库全书》内还有骂他祖宗的地方，于是从乾隆五十二年起，调动了在朝的所有文官，清查文渊、文津、文源三阁书，把所谓违碍篇章字句都清洗掉。乾隆五十三年由于陈用敷奏请查缴禁书展限一年，又兴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第二次搜査禁书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不但要把撤出来的书删掉，还要在与新査出的禁书和与新纂成的官书相适应的地方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由武英殿刻版的计划就停顿了下来。自从乾隆十二年（此处应为五十二年，原文误——编者）以后，从《四库全书》内撤出禁书，塞进新修成的官书是两件并重并行的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和乾隆五十一、二年拟刻的二稿，对于一些尚未完成的官书，都是用预拟的提要和预拟的卷数著录的；在修成定本以后，便依新修成本的卷数和内容，重拟一篇适合定本内容的提要以代替《总目》中的旧提要。自从乾隆四十七年《总目》进呈以后，直到武英殿刻本告成，这种由于禁书问题而撤换的书籍和提要，由于新修成的官书定本而撤换的提要，或者由于新发见了善本，定本而撤换的书籍和提要，以及纪昀由于乾隆的指示或他个人新得了某些参考材料而修改的提要，像这样的事情总是时常发生的，这就使《总目》的提要内容和书名卷数的著录屡有修改，留下了不少前后不相同的痕迹。如赵怀玉刻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反映着乾隆四十六、七年间《四库全书》著录的情况。胡虔刻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反映着乾隆五十一、二年《存目》著录的情况（因为胡虔是据乾隆五十二年毕沅得的钞本付刻的），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反映着乾隆五十七、八年间的《四库全书》和《存目》的著录情况的。必须明白了这些，才能评价杭州翻刻殿本时所作校改的得失，才能根据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和有关的历史文献来评论武英殿刻本的年月。周中孚在他的《郑堂读书记》中，列举了上述三种刻本书名、卷数的一些异同，说明了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从《四库全书》中撤出与塞进的情况，但由于他没有看到阁书上所记的“校上”年月，所以他虽说找出了问题的关键，却还是不能找出武英殿刻本的年月。陈垣同志在逐书、逐卷检査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时候，注意了这一问题，从他所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基本上找出一个比较接近的正确年月。根据陈垣同志的检査，我们知道乾隆五十四年校上的官书，有十八种，这种迹象的确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的将要写定，并且将要刻板，但为什么说这一年（乾隆五十四年）还没有在武英殿刻版呢？如前面所举的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内，《千叟宴诗》有乾隆五十五年的年月，《八旬万寿盛典》有乾隆五十七年的年月，固然是有力的反证，但如果五十四年真已开始雕版，那些年月未尝不可以在后来补入，所以若从当时校改《四库全书》的情况，和与之相关联的赶办官书，塞进库书的情况合并起来考虑，则更容易探明事情的真相。乾隆五十四年虽然清洗了文渊、文津、文源三阁书中的所谓违碍篇章和字句，可是文溯阁书还没有清洗，直到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九日才由陆锡熊完成了文溯阁书的清洗工作。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四库全书馆的奏折说：“《四库全书》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内五千八百五十余函早已缮成归架，业于乾隆五十二年间派员详校一遍（按即指那次发动满朝文官所做的大清洗）；其各馆新纂各书共二百五十余函，俱系留空于乾隆五十三、四年，陆续缮补，未经详校”，这二百五十余函主要是乾隆五十四年校上的书，但是“未经详校”，这就是说，就是官书也必须清洗一过，才能放心。所以五十六年十月以后，又清洗了新归架的官书。以乾隆五十二年开始直到五十六年（甚至直到五十七年春）对于北四阁的大清洗工作中，纪昀一再受到指责和惩罚，他这位忠于乾隆的奴才目录学家，对于五十一、二年完成的《总目》二稿，在这期间内，也随着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一再修改，可是北四阁书清洗不完，他不敢请求刻版，就是请求乾隆也不能同意。现在清洗工作虽说完成了，乾隆还是一再挑剔错误，惩罚纪昀；纪昀乃于五十七年四月，又把文津阁书复勘了一次。由于这时候的《四库全书总目》已经达到最后定稿的样子，所以这次在复勘文津阁书的过程中，当然还是继续了他的修改工作，同时也拿《总目》复勘阁书的提要。他发见文津阁本“提要内有任意删节改窜及遗失私撰各篇页，与《总目》不符”，依《总目》改换了阁本的提要。赶办一些官书，及时塞进《四库全书》，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比起乾隆的反动政治工作，如查毁禁书，清洗《四库全书》，修改《四库全书总目》则是比较次要的。那就是说，反动政治工作必须做的彻底，不彻底不刻行《总目》；而塞进去的官书当然是越多越好，可是当《总目》达到可以刻版的时候，这一工作便可放手，所以是次要的。《四库全书》里面的官书，一方面企图赶办多塞，另一方面又随时可以放手，所以在乾隆五十四年大清理校上以后，那时候，不但有一些还没有完成（即早已纳入计划，并在排架上留空的），还不断提出新的书名和编纂计划。如前面所举乾隆五十四年正月，阿桂方才提出纂修《八旬万寿盛典》的计划。根据乾隆五十五年《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万寿盛典》以外，当时新提出的还有《南巡盛典》、《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三书。考新印本《总目》七〇六页中、下栏有《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提要云：“迩者翠华六莅”，即指乾隆六下江南；又云：“臣等续有排纂”，即指对高晋、萨载进呈的《南巡盛典》还不满意，由当时方略馆又加续修。《四库全书》著录的本子，就是这次续修的本子。陈垣同志检査过的文津阁本，有“乾隆五十六年再续”字样。《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也载一部写本《南巡盛典》一百卷（《总目》作一百二十卷，是初稿据髙晋纂刊本，未改），称“乾隆五十六年敕纂”，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六、七年赶完塞进的，可是《安南纪略》与《巴勒布纪略》不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大概清洗工作完成后还没有赶完，就放手了。《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有《安南纪略》三十卷，《卷首》二卷，乾隆五十六年敕编，又有《巴勒布纪略》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我认为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纪昀二次复勘了文津阁书以后，《四库全书总目》便最后定稿了。乾隆放了心，当即提出由武英殿出版的问题。这时候，虽说有一些已定的官书还未完成，如《八旗通志》等就只仍用旧本著录，仍用旧提要（陈垣同志说，文津阁本记清开国至乾隆六十年的《八旗通志》无“文津阁室”，是嘉庆初年用新本撤换旧本的）；《八旬万寿盛典》提要内所说的“五十七年十月告成”则因该书及时赶完，及时编写了提要，插入《总目》之内，也就成了表示《总目》最后完成日期的一条可靠记载（当然，这时候《总目》可能已经开始雕刻），所以说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前后，《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是比新印本《出版说明》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定为乾隆五十四年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这一历史事实的。《四库全书总目》由武英殿刻成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间，最晚不过这一年的冬季。大概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才送到了杭州文澜阁，浙江地方大吏和浙江士绅就在五十九年开始了校正翻印的工作。我还没有找到藏书家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最早的材料。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九，有乾隆五十九年题四卷本《蜕庵诗集》一则，他说：“近时《四库总目》以为五卷，未知所据何本？”按《提要》明云五卷本“乃朱彝尊所藏明初释大杼手钞本”，丕烈若已见到《四库全书总目》不至作如此说法，这由于他所见的仍是《简明目录》!选自｜王重民：《跋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4-6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