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刘硕良先生昨天与世长辞，享年91岁。送他远行之际，不禁回想起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刘硕良先生是漓江出版社的创办者之一。80年代，在他主持下，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70余种，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他也荣膺韬奋奖。90年代，他在《出版广角》总编任上，约我撰写专栏，由此相识。2004年春天，年逾古稀的刘先生来到北京，创办了硕良文化公司，同时兼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顾问和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意在以市场方式，推动优秀图书出版。他住在力鸿花园，约我前往一叙。一见面就问我有什么书稿可以推荐。当时，好友赵诚撰写的《黄万里传》已经杀青，正为付梓发愁。2000年，我和赵诚、冯克力一起采访了黄万里，赵诚撰写的文章《但教莫绝广陵散》在《老照片》刊出，黄万里十分认可。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与世长辞。冯克力和我商量，组织一本《黄万里传》，请赵诚撰写。赵诚向黄老的亲属表达了立传的愿望，得到黄家全力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给赵诚参考。赵诚前后写了两年多。他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下了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功夫。赵诚1990年代查出肺癌，切了一叶肺，又经历了数次化疗，爬楼都很吃力，走南闯北更为不易。但他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的内容更加丰满。书写成了，出版却不顺利。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却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幸亏刘硕良曾经主编《人与自然》杂志，深切理解黄万里的历史地位，十分认同他的崇高人格。他当即决定把此传作为文化公司创业的重点图书，精心编辑，精心设计，只用三个月时间，就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的书名隆重推出，赢得广泛好评。从此，黄万里的精神遗产，有了一条通畅的传播渠道。好友赵诚，也实现了一桩人生夙愿！
接着，我又向刘硕良先生推荐了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是王芸生的哲嗣。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平生重大事件。王芸老是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的一流学者、一流报人，他预感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续与儿子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十几年间，他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对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 2000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和我商议，策划《学灯文丛》。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把王先生有关《大公报》的文章结集出书。和他一联系，他很高兴，很快结集成《百年沧桑》，问世之后，引起出人意料的反响。2002年，《大公报》诞生百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几十年间泼在《大公报》上的污水，荡涤一清，舆论界对老《大公报》的历史定位由此改观。当年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历史意义重新凸显。 这时，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一本《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符合王先生的心愿。从资料的掌握、情况的熟悉、理解的深刻诸方面，他也是为王芸生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看了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王先生失望之余，只有长叹！ 2004年5月30日，王芝琛突然给我来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为父亲写的传记问世。 王先生当时67岁，我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就遇到这样的灾难？于是，我向刘硕良先生求助。刘硕良先生从事了半生新闻工作，对王芸生的历史地位心知肚明。他痛快地答应接受书稿，承诺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在此期间，王先生在肿瘤医院切除了结肠的病灶，但肝部和肺部已经扩散，正在化疗，能不能闯过鬼门关还未可知。我陪刘硕良先生的副手汪正球去王先生家签合同。刚刚出院的他，明显瘦了一圈，说话也不如从前那样有中气。他对我说，我不想死。我感到，这部传记，维系着他生活的勇气和生命的意义。
2004年9月初，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问世，好评连连，被《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评为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主办方邀请我和刘硕良作为颁奖嘉宾，为王芝琛授奖，总算让他在死神降临之前，享受了这一来自社会的荣光。 2004年夏天，刘硕良先生还约我和傅国涌会面，有意出版他的著作。在此之前，傅国涌虽有《金庸传》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问世，大量书稿还压在手里。傅国涌10月交稿，次年1月新书上市，编、审、校、印一气呵成，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此书市场反应良好，刘硕良先生又接连推出傅国涌的《主角和配角》《过去的中学》，让傅国涌成为图书市场冉冉升起的新星。 接着刘先生又通过我约智效民见面，策划出版了他的专著《六位大学校长》，引起了内陆读者对民国大学的浓厚兴趣。 在北京开办文化公司，在刘硕良先生几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他识书的慧眼，决策的果断，运作的效率，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后来，出版环境变紧，刘先生感到市场空间受限，于是回到广西，开辟另一方文史天地。晚年还留下了一部口述史。他一直工作到将近90岁，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刘硕良先生千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