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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洁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唐代的取士制度主要有常科和制举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通常都离不开举荐环节。制举由天子下诏，内外官举荐，不定期举行，旨在选拔“非常之才”。内外官的举荐，可称“他荐”，学者于此多有论及；他荐之外，还有自荐，亦即“自举”，学者于此却很少注意。实际上自举也是制举的必备条件之一，众多文士亲历其事，并因此产生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是“取士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拟就此略作考述，并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直接自举 唐代制举中的自举丰富多样，大致可分“直接自举”与“间接自举”两种情况。“直接自举”是指士人直接向天子、主管大臣或中央机构自我推荐，在形式和性质上与“他荐”不同。唐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人才，高祖李渊武德五年(622)下诏：“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这可以说是唐代自举制度的开始。至武则天时期，“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大唐新语》又云：“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这些四方之士，应该多属自举而来。至玄宗朝，制举中的直接自举逐渐显现出制度化的特点。《册府元龟》载：“开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异等，拔萃超群，缘无绍介，久不闻达者，咸令自举。”又载：“(开元)九年正月，诏曰：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临戎却寇，堪为一保之雄，各听自举，务通其实。”《旧唐书》载：“(开元)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都是以诏制的形式要求自举，并有相应的科目标示和办法规定，从而建立起直接自举的制度规范。《通典》云：“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这种盛况的形成，与统治者鼓励自举、相关制度较为完善密不可分。 “安史之乱”后，统治者“大收杰才”，更加注重制举，频繁发布诏令要求他荐和自举。如肃宗至德元载(756)诏：“有直言极谏、才能牧宰、文词博达、武艺绝伦、孝悌力田、沉沦草泽，委所在长官闻奏焉。诣阙自陈者，亦听。”代宗大历五年(770)又诏：“内外文武官及前资官六品已下，并草泽中有硕德专门、茂才异等、知谋经武、讽谏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观察牧宰精求表荐。如所由搜扬未尽、遗逸林闾者，即宜诣阙自举。”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再诏：“天下有才艺尤著、高蹈丘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具以名闻。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经学优深、文词清丽、军谋宏远、武艺殊伦者，亦具以名闻。能诣阙自陈者亦听，仍限今年十二月内到，朕当亲试。”这些诏令皆既令他荐又令自举，可见自举已经成为制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文本(作品)体现，唐代制举中的直接自举，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应诏自举。即文士应诏后向天子或中央机构上表推荐自己。如永隆元年(680)员半千上《陈情表》应岳牧举： 员半千自言行年三十，尚是九品京官，听闻“陛下封神岳，举英才”，于是便“奔走而归帝里”，应诏而来。表中先是自伤困苦、窘迫、沉沦和怀才不遇，接着极力凸显自己的才能，请求试诗、策、判、笺、表、论等，狂傲不羁的姿态和急于仕进的心情难于自抑。《唐会要·制科举》载：“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看来他的自举获得了成功。 又如开元十五年(727)，玄宗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苏源明闻制后，立即上书自荐，其《自举表》云： 表中明言自举原因：“臣闻明主临下也，务求才以自辅；当量能以自进”，“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诣阙自举”。苏源明此时是一介“草莽”“山东一布衣”，没有任何官职，求试的语气和姿态不似员半千张扬，多是自谦自饰之辞。此次自举主要是冒险一试，对及第的期许程度不及员半千。是年，“九月庚辰，帝御洛城南门，亲试沉沦草泽、诣阙自举文武人等”。据《唐会要》和《登科记考》载，是年“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登第者有邓景山、王缙、樊咏，苏源明则不第而归，看来他这次自举没有获得成功。 其二，自发求试。这是指文士临时自发地向天子或中央部门自荐求试。一般是由皇帝或中央部门主持考试，试制和试项则依据自举者求试的内容临时设置，有“来应即命试”的特点。如玄宗朝，史青上表自荐试诗： 史青“上表自荐”，通过抑古扬己，达到(被)召试的目的；同时也表达自己文思敏捷，可五步成诗。玄宗以《除夜》《上元观灯》《竹火笼》等诗试之，史青的诗作，得到了玄宗的称赏。这也是自举成功的事例。又如常敬忠上书自荐“诵文”： 常敬忠明经擢第，须经过漫长的守选期，参加吏部铨选才能获得官职。为了尽快得官，他上书自举“一遍诵千言”，其自荐书今已不传，但可知其主要才能是记诵能力超强。此次考试在中书省举行，由张说主持，张说临时将“一遍诵千言”改为“十遍诵万言”，试后直接由前明经擢拜东宫卫佐，任职于集贤院，也是一位自举成功者。 其三，投匦与献书。《封氏闻见记·制举》云：“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这里的“常举”是指常规制举，常规制举之外，进献文章和著作须付本司或中书省考试，试后即可授官，大体上也相当于制举，本文称为“同制举”。 先说投匦。唐代置东、西、南、北四面匦，其中“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延恩匦”显然是为意图仕进者开启自举的方便之门。天宝十载(751)，杜甫投匦献《三礼赋》于玄宗，他在《进三大礼赋表》中曰：“谨稽首投延恩匦，献纳上(三字一作“献纳上表”)，进明主《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等三赋以闻。”《新唐书·杜甫传》载： 杜甫凭借投匦所献的三篇赋文，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获得召试文章的机会，之后授河西尉(次赤县，尉从八品下)，由于官品低下，不拜，又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正八品下)。 除投匦外，向天子呈献文章或著作也是一种快捷而高效的仕进途径。如李揆“少聪敏好学，善属文。开元末，举进士，补陈留尉，献书阙下，诏中书试文章，擢拜右拾遗。”陈留尉是从九品下小官，考满罢秩后，要以前资官的身份守选八年至十年，可能终生不得出选门。李揆不甘心沉沦下僚，希企得授高官，选择了献书阙下这条捷径，被召试文章，后擢拜右拾遗(从八品上)，地位远在县尉之上。再如员俶，《新唐书·艺文志》载：“开元四年，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及第，授散官文学，直弘文馆。”员俶童子科及第时应在十岁以下，须守选十一年，待守选期满，已近二十。童子天资聪慧，异于常人，是不甘心蹉跎岁月的，遂著《太玄幽赞》十卷，献于天子，于是“召试及第”，提前释褐授官。诸如此类献书授官者甚多，不可遍举。 一般而言，应诏自举出现在常规制举中，对应明确的诏制、科目和试制；而自发求试、投匦与献书则无对应的诏制、科目及试制，但有文士自举、天子命试、直接授官三个环节，“亦同制举”。相较于常规制举，“同制举”具有因时因地灵活处置的特点。 二、间接自举 “间接自举”主要是指文士自发地向内外官(中央官、驻外使职官及州府郡县官等)自荐，并请求他们举荐自己参加制举考试。毕竟一般文士直接自荐于天子的机会很少，更多的是要通过其他间接的形式，而“他荐”也是制举必具的条件之一。但应注意的是，“间接自举”与“他荐”不可混为一谈：前者虽然会促成“他荐”并依赖“他荐”，但并不等于“他荐”；后者虽然经常有前者的因素，但并不必须有前者，也就是说，不论有没有文士的自发请求，都可以而且有“他荐”环节。 大抵自唐高宗末年至武后时期，间接自举风气渐盛。武则天天授三年(693)，左补阙薛谦光上《论选举疏》言： “明制”即官方(包括皇帝、政府部门)颁布的号令文武官员搜访贤才、荐贤举能的诏制，“上启陈诗”“摩顶至足”是文士求荐的主要手段和情状，“唯希欬唾之泽”“冀荷提携之恩”，是其自举的最终目的和期望。这些可以说是由他荐引发的“觅举”亦即间接自举的风气。 此类“明制”很多，如天宝十三载(754)诏：“其博通坟典，洞晓玄经，清白著闻，词藻宏丽，军谋出众，武艺绝伦者，任于所在自举，仍委郡县长官精加铨择，必取才实相副者奏闻。”又如唐肃宗至德二载(757)诏：“其有文经邦国，学究天人，博于经史，工于词赋，善于著述，精于法理，军谋制胜，武艺绝伦，并任于所在自举，委郡守铨择奏闻，不限人数。”由诏令可以推知，地方文士应制举可以向籍贯所在或任官所在的郡县或州府投状自举，由地方长官取“才实相副”者表奏皇帝。实际上，地方文士应制举还可以向使职、京官寻求举荐。 间接自举为文士求进打开方便之门，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病。代宗宝应二年(763)，杨绾上疏曰：“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其实“投刺干谒”就是间接自举，为了得到举主的赏识和举荐，难免要“露才扬己”。由于制举的巨大“魅力”，即便有人议论和指责，也阻止不了自举求荐的热情。诚如白居易所云：“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 间接自举主要有“上启陈诗”、上书言事两种形式或途径：“上启陈诗”。是指以诗文投献于前辈名流和当路显贤，以获取被荐的机会。“诗”与“启”是“觅举”活动中的主要谒资和媒介。当然，所进谒的文学作品远不止诗和启这两种体裁，所有能够“露才扬己”、博得青睐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投献。高宗麟德元年(664)诏于后年封禅泰山，要求“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选”。王勃闻诏后，作《上刘右相书》呈献刘祥道，希求举荐，其自叙：“借如勃者，眇小之一书生耳，曾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一作“阙”)之援。山野悖其心迹，烟雾养其神爽。未尝降身摧气，逡巡于列相之门；窃誉干时，匍匐于群公之室。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言自己无媒援引，坚守节操，不屈干进，但对刘祥道表露出了依托之意。《新唐书·王勃传》载：“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刘祥道随即表荐于朝，王勃应麟德三年幽素科及第，后授任朝散郎。元和三年(808)诏举贤良，“时有皇甫湜对策。”皇甫湜于元和元年进士及第，在应这次制举前，以前进士的身份向韦处厚自荐，韦处厚又向宰相张说引荐。韦氏《上宰相荐皇甫湜书》曰：“窃见前进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学穷古训，词秀人文，脱落章句，简斥枝叶。……傥得游门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摭奇之实，后进幸甚!”又曰：“舍人骖御贱役也，犹能达扫门之事；祢衡雕虫薄技也，犹能遇非常之荐。今某辱奉恩顾，实百于舍人之俦，皇甫湜蕴积才志，固百于正平之量。处厚百舍人之势，不能达百正平之心，方窃恃私于门馆，明者观之，其耻非一也。惧愚瞽不尽，谨缮其书、论、赋合八首，用卜可否。轻渎严威，下情不任战惧之至”。韦处厚赞扬了皇甫湜的才学，表达了举荐的请求，又将皇甫湜拜谒自己的“书、论、赋合八首”献于张说，后者可谓是二次举荐。经其举荐，皇甫湜果然于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其间接自举获得成功。 上书言事。是指以文章形式向上级官员和部门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改良建议，从而获得被举荐乃至擢任的机会。如任华《送李彝宰新都序》曰：“宗室后进有以学术辞藻者著称，彝也。少好学，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属文，颇有大节。去年制举不捷。无何，以书历抵二相国，论安边术，由是召试西掖。凡数十百人，彝与庄若讷、高郢同入等高。”据《唐会要》载，贞元四年(788)四月，德宗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彝登第。那么李彝上二宰相“论安边术”当是在贞元三年制举落第至贞元四年三月之间。由于上书获得宰相垂青，因而获得推荐和参加中书召试，成功登第。 从诸多实例看来，举荐是唐代制举必不可少的环节，而“直接自举”和“间接自举”则是两种主要的自举形式。前者可以独立进行，可谓是“直通车”，后者则需要依赖举主的举荐，二者都源于文士的“自发”请求，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文士积极主动的入世姿态。而自举的制度化，则反映出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和对自举的鼓励。不仅为此颁布诏书、制定法令，甚至将其设为制举科目，如开元十五年(727)的“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就是专门为自举而设。唐代制举得人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三、自举之文学 唐代制举取士旨在选拔“非常之才”，“非常之才”主要以“文”显著。司马光于宋仁宗时期上《论举选状》曰：“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其文辞而已”。唐代制举诸科，虽名目不同，但大抵以文辞取胜。士人为获取考试资格，以文才为依托，积极进行自进自举的活动。“自举”方式多种多样，但其共性都是以文学作品为贽，直接或间接地向天子或政府官员传达应制举的意图和愿望。韩愈云：“儒服者不敢用他术干进，又惟古执贽之礼，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贽。”文人“不敢用他术干进”，“贽文”是有效手段的必然选择。 由前文可知，白身人、及第举子、六品以下前资官和现任官，若参加制举，基本都离不开直接自举或间接自举，他们在自举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大抵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其一，自举类表文。往往直接以“陈情表”“自举表”“自荐表”等方式命题，如员半千、苏源明、史青、常敬忠等都采用此种体式。 其二，进献的诗文和著作。文章主要有两大题材倾向，一是主“赋颂”，歌功颂德，以动帝听，如杜甫《三礼赋》、王勃《乾元殿颂》；二是重“谏诤”，言政之得失，建言献策，如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谏理政书》等，其余大率如此。著作名类繁多，内容丰赡，如《封氏闻见记》云：“开元中，有唐频上《启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范外传》十卷，李镇上《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辛之谔上《叙训》两卷，卜长福上《续文选》三十卷，冯中庸上《政事录》十卷，裴杰上《史汉异议》，高峤上《注后汉书》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沾赏赉，亦一时之美。”此类献书者颇多，不一一赘列。诗歌数量更为可观，诗体亦颇完备，如李群玉“大中八年，以草泽臣来京，诣阙上表，自进诗三百篇。(裴)休适入相，复论荐。上悦之，敕授弘文馆校书郎。”其《进诗表》云：“草泽臣群玉……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李群玉通过诗歌自荐，又得裴休、令狐绹推荐，敕授弘文馆校书郎(从九品上)，其所进诗歌包含歌行、古体、今体七言和今体五言等各种诗体。 其三，“觅举”类书启。如王勃《上刘右相书》、沈亚之《上李谏议书》等。有时觅举者唯恐一篇书启难以表现才华，也会附带平日所作文章，如皇甫湜自荐于韦处厚时附带“书、论、赋合八首”。实际上，文士觅举产生的文学作品涉及赋、颂、表、书、启、笺、论、状、策等诸类，除此之外，亦有投献诗歌的情况。由此可以推见，唐代因自举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数量之大，文体之多。它们与文士的进身入世、人生命运密切相关，有着相对独立的创作动机、主题旨趣、艺术特色和意义价值，既是唐代“荐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唐代“取士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比较接近核心圈层，应当给予相对独立的认识和对待，进行深入的发掘探讨。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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