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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追求创新，学术也追求创新，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然而，在人文学科领域，发现了自己的学术问题，是否意味着学术创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是否意味前无古人的创见？
本文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次让我从原创问题和原创体系的幻觉中幡然醒悟的，是歌德名言的当头棒喝。 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换言之，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都被“前人”思考过了，我们这些“后人”再也不可能提出和发现任何原创或全新的问题了。初读此语，不免让人沮丧和气馁，然而，随着学术阅读的增加和学术经历的丰富，越来越觉得歌德此语的无比正确而又无可置疑；甚至发现，歌德此语亦非歌德原创而是“已被前人思考过”了。 《圣经·传道书》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在学生时期就已经知道，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任何一种意见，不管多么离奇古怪，多么难以置信，全都有某个哲学家说过。”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类理智多少世纪以来已经用各种方式思考过了数不尽的东西，而任何一种新东西都几乎没有不和旧东西相似的。” 世纪美国媒介批评家尼尔·波斯曼（代表作为《娱乐至死》）再次强调： 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地位。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他们不可能有哪怕一点点的原创性发现。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 波斯曼的话同样“不具有原创性”，只是歌德和前人的重复，但说得更为明确，也更为准确，即：并非人类的一切学问都不具有原创性，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
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真正的原创，人文学科的问题大都是“老生常谈”。以哲学为例。英国哲学家说：“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保险的一般定性莫过于：它不过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注释。”美国汉学家德克·布德更进一解：“在二十五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 推而广之，文学、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等，无不如此。 那么，人文学科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是“老生常谈”？这与人文学科的本质密切相关，与文化的生命本质密切相关，最终与个体生命的真相密切相关。 首先，人文学科无不以人类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而人类的精神文化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精神升华，人类精神文化的诸种形态则是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阶段的精神升华。因此，人类的精神文化问题，本质上是人的生命问题。 其次，人的生命无不以个体的方式存在，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都是一次性的；生命的有限一次性，是个体生命的真相之所在。而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决定了生命的重复性，生命的重复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所谓人类文化五千年，个体生命一百年；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 再次，由于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于是五千年的人类哲学史，实质是百年人生问题的反思史；五千年的人类文学史，实质是百年人生情感的咏叹史。这就是人文学科的问题大都是“老生常谈”的根源之所在；也是“欧洲哲学传统莫过于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注释”；“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的根源之所在；最终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因此“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提供精神动力”的根源之所在。 既然人文学科的问题大多是“老生常谈”，那么人文学科的学者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谈？还将持续不断地谈？这依然取决于生命的本质，取决于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 首先，从生命体验和生命经验看，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和生命的重复性决定了生命体验的当下性，决定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必然从“无知”开始。歌德所谓：“时代是在前进，但人人却都是从新开始。”每一个人的生命史都从生命诞生的第一天开始书写，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 其次，通过学习而充实生命，是每一个生命的首要使命，也是生命由“自然向人生成”的唯一途径。然而，教师面对的学生都是“无知”的新生命，学者面对的读者都是“无知”的新读者。于是，生命经验的“无知”和空白决定了教育的重复性，也决定了人文学术的重复性，决定了“老生常谈”和“经典重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卡西尔说：“伦理世界绝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永远在制造之中。”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正是由一部部经典构筑起来的。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老生常谈”之“常”，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恒常之“常”，即恒常不变的经典问题，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所谓“谁谓今古殊，异代可同调”；二是经常之“常”，即常谈常新而薪火相传，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古老问题的现代性阐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虽“无不思考”，但必须“重新加以思考”，虽“老生常谈”，但必须“常谈常新”。这是时代的需要，这是学术的需要，也是读者获得新真知的需要。如何加以“重新思考”？如何做到“常谈常新”？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从未知到已知”，在未知中发现已知；那么人文学科则是“从已知到未知”，在已知中发现未知。人文学者必须不断深化“恒常不变”的经典问题，揭示出“已知中的未知”，熟悉中的陌生，自明背后的未明，最终真正化熟知为真知，化意见为真理。 大体说来，人文学术从“已知中发现未知”，至少有四条途径：一是量的扩大，即从局部的已知到整体的未知，所谓“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根苗”；二是质的深化，即从经验的已知到学理的未知，所谓“理论是经验的抽象，哲学是历史的注解”；三是深入传统，即从现实的已知到历史的未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过去为我们启示未来的结构”；四是文化拓展，即从本国的已知到他国的未知，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面对特定的课题，上述四个方面可以合而用之，也可以单途深入，最终在“重新思考”中“常谈常新”，揭示出已知中的未知，深化有限中的无限，从而丰盈生命的意义，推进学问的发展。 且以古代文学中“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的研究史为例，考察一下人文学术研究中，通过“重新思考”，不断深化和拓展“已知中的未知”，从而做到“常谈常新”的规律。 从“唐诗”到“宋词”，从“诗体”到“词体”，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现代学术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问题的是缪钺（“必记本”注：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缪钺于1943年发表的《论李义山诗》中写道： 词之特质，在乎取资于精美之事物，而造成要眇之意境。义山之诗，已有极近于词者……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虽异，意味相同，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长短句之词体，对于表达此种细美幽约之意境尤为适宜，历五代、北宋，日臻发达，此种意境遂几为词体所专有。义山诗与词体意脉相通之一点，研治中国文学史者亦不可不致意也。 这段话作为“附论”置于文末，但言简意丰，极为精辟：一是明确提出“义山诗与词体意脉相通”；二是揭示义山诗境与词境“细美幽约”的共同特点；三是指出从义山诗境到词境“历五代、北宋”的发展过程；四是强调了这一问题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但毕竟只是数百字的“附论”，言而未畅，言而未详。 1988年，刘学锴（“必记本”注：安徽师大教授、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发表了题为《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的长篇专论，对缪钺45年前提出的“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文章阐述了相互关联的两大问题：一是“从比较中说明义山诗的词化特征”，即通过元稹、李贺、杜牧、温庭筠等诗人与李商隐的比较，揭示出义山诗“词化特征”的五个方面，包括题材的细小化、内容的深微化、意境的朦胧化、意象的纤柔化和语言的圆润化；二是“论述义山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这主要体现三大方面，即在绮艳之中融入身世时世之感与人生感慨、表现感伤情调和感伤美和时空交错与跳跃的章法结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主要着眼于义山诗与婉约词的相似之处；后者主要着眼于义山诗的词化质素对婉约词的深远影响。文章对这个问题的学理阐释，回应了缪钺先生向“研治中国文学史者”提出的任务，既说明了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阐述了由诗到词的递嬗过渡和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至此，“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问题，似乎题无剩义了。然而，好学深思者对此问题的“重新思考”，并未停止。
2009年，余恕诚（注：安徽师大教授）发表了《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的长篇论文，对缪钺提出、刘学锴诠释的“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问题，在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背景上加以“重新思考”。余文的“重新思考”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自觉的文体关系意识，即此文是作者从“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的角度立论和思考的；二是扩大了论题和论述范围，即从最初的“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扩展成“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之关系。全文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了晚唐绮艳诗风和中唐白居易晓畅诗风对以温庭筠和韦庄为代表的两种词风的复杂影响；三是对由李贺开启，到李商隐、温庭筠趋于极致的绮艳诗风与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风之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对绮艳诗风与花间词风的特点作了新的概括，即表现“迷魂”“心曲”、心象融铸物象、意象错综跳跃以及接受楚辞影响等等；四是对韦庄词风的特点、成因和地位作了新的阐释。同时指出，韦庄词风是“花间词的底色融入白居易等人诗词明朗爽快的因素”，这是韦庄“在追随主流词风的同时，又有对白居易诗词通俗性叙述性的明白晓畅之风的接受，调剂融合，遂有别于温庭筠之浓艳而稍趣清丽”；在词史上，韦庄并未成为一扫温派习气的开山大师，“温韦两家词风有别，是总体一致下的个性差异”。与刘文相比，余文除自觉的“文体关系”意识，进一步拓展了论题范围和论述范围，从传统的“作家影响论”，拓展为“断代文体关系论”或“文体风格影响论”，学术气象更为宏大了。 如果追根溯源，其实缪钺也不能算“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问题的第一提出者。北宋后期著名词人贺铸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必记本”注：《宋史·文苑传》)南宋著名词论家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要求字面，当看温飞卿、李长吉、李商隐及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张炎《词源》也说：“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这里已经隐含了中晚唐绮艳诗风对婉约词影响的问题。因此，全面地看“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问题的诠释史或思考史，迄今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宋代的“隐而未发”——缪钺的“命题提炼”——刘学锴的“学理阐释”——余恕诚的“拓展深化”。或许，这一学术论题的诠释史“四阶段”，对所有问题的“重新思考”，都不无启发意义。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歌德的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在轴心时代的经典中，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在历代思想家的文集中，在浩如烟海的语录笔记、文话曲话、诗话词话中，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史、哲、经、政、法诸分支，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未被前人思考过的。但是，仍有无数问题，或“隐而未发”，或“浅尝辄止”，或“充满偏见”，或“陈旧过时”。 因此，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必须根据新的时代、新的语境、新的读者需求，对“老生常谈”的经典问题和“隐而未发”的学术课题，通过命题提炼、学理阐释和拓展深化，不断地加以创造性的重新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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