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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生于晚清，长在上海租界，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他毕业拿到博士学位之际，正值民国初立，他回国担任总统府秘书，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四年的外交生涯。 这本《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是作者金光耀先生利用《顾维钧回忆录》、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蒋介石日记、作者的访谈和亲自搜集的信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写成的，十分详实地描绘了顾维钧的精彩一生。  金光耀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当代史，他长期研究顾维钧，曾出版多本有关顾维钧的学术著作。 我将通过三个部分来为您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顾维钧的早年生涯。顾维钧1888年出生在上海的租界中。他的出生和成长，正好伴随着父亲顾溶事业的突飞猛进。这给他带来优渥的家庭条件之外，也给了他良好的社会视野和人际关系。 顾维钧最初的教育是在私塾中诵读四书五经。几年后，他考上了上海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后来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它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被誉为是“中国的哈佛”、“外交官的摇篮”。由于圣约翰书院施行全英文教育，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英文基础特别扎实。而且，它的学制跟美国接轨，这里的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美国的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但还没有从圣约翰书院毕业，顾维钧就在几位同学的动员下，加入了赴美留学的队伍。 顾维钧选择报考哥伦比亚大学。这跟他的志向有关——他希望毕业后从政，并且是从事外交工作。1905年9月，顾维钧正式入学，开始了在哥大的学习生涯，一待就是近七年之久。1912年4月，他顺利拿到哥大的博士学位。  这七年，可以说是奠定了顾维钧今后外交生涯所需的学识基础、国际人脉以及社会活动能力。 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完，顾维钧就接到了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回国担任他的英文秘书。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期间，顾维钧的实际工作有时会超越秘书的职责，直接参与到外交谈判中。 他的外交才能初露锋芒，是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交涉中英西藏问题的时候。随后又参与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 这个时期的顾维钧初出茅庐，位卑言轻，还远非中国外交舞台上的主角。但是他经受了难得的历练，成长迅速。“二十一条”交涉让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可以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制衡日本的扩张。 第二部分，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首先是他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可以说是一炮而红。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方面派出五人组成的代表团，顾维钧最年轻，却排名第二，足以证明北京政府对他的期待之高。  和会开幕后，日本主动出击，率先在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提出山东问题，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美国的坚持下，“十人会”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发表主旨演讲。 重担落在了王正廷和顾维钧的身上。并且由顾维钧来进行主旨发言。他连夜赶稿，做充分的准备。 在第二天的演讲中，顾维钧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他跟日本代表牧野针锋相对，从法理上分析，“二十一条”由日本强加给中国，是因战争产生的临时性协议，现在情势变化，已无法执行；中国已经对德宣战，中德之间签订的条约应该废除，所以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已经归属中国。 顾维钧的发言有理有据，获得了在场政要们的赞扬和肯定，他们纷纷向顾维钧表示祝贺。经过国外媒体的报道，顾维钧成为了巴黎和会上一位传奇人物。 但此后威尔逊转而支持日本的主张，以在成立国联的问题上获得支持。英法两国则表示，因为跟日本之间存在着秘密协议，必须守约，所以也支持日本。三国领导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并将此写入巴黎和会的相关条款中。 中国代表团对于大会的专横忍无可忍，选择拒绝签字，共同请辞。 顾维钧第二次站到国际外交舞台的聚光灯下，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代表在国联讲坛上的激烈交锋。 1930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表示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同年率领20万大军入关，协助蒋介石的军队打赢了中原大战。但是东北军入关后，东北防务就出现空虚。这给日本军国主义者可乘之机，他们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关东军袭击东北军驻地，炮轰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一直寻求国联派遣调查团来华调查真相，但因为日本方面反对而无果。 19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战事直接威胁到了英美等国家在上海的利益，国联调停中日纠纷的热情陡然上升。 1932年3月，受国联派遣的李顿调查团第一站来到了上海，立马就中日在上海的停战谈判进行斡旋。顾维钧作为中方代表，担任代表团的顾问。 4月上旬，调查团终于北上，进入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实地考察，以及两个月左右的后期工作，调查团终于完成了报告书的起草工作，准备提交国联行政会议。国民政府随即派遣顾维钧担任驻法大使，兼驻国联的代表，以全力应付接下来在国联大会上跟日本的交锋。  这次，顾维钧的对手是以对华强硬著称的松冈洋右。两人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唇枪舌战，坚持各自的立场。 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不承认“满洲国”，提议中日双方在国联的帮助下进行谈判。3月下旬，日本退出国联。 顾维钧第三次站到国际外交舞台的聚光灯下，是他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他是国际上少数几位同时参与创立国联和联合国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外交家。 在联合国正式创建之前，美国于1944年8月发起了筹备会议，地点是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因此也被称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蒋介石任命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他认为，中国在筹备会议上的目标应该是确保自己作为四强之一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尽管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中，中国已经作为美英苏之外的第四强参与签署，但是地位是不稳固的。 经过顾维钧等人的努力，确保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发起人。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能取得的最高国际地位。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的旧金山举行，史称旧金山会议。由于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已经解决了中国的四强地位问题，因此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就能施展拳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中国的立场。 比如，在会议中，顾维钧在托管制度问题上跟西方国家产生了激烈对抗。由于中国的坚持，“独立”作为托管制度的目标，最终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的相关条文中。 这也表明顾维钧的外交策略，并非一味求妥协，唯美国马首是瞻，他是审时度势，该强硬和坚持的地方，就绝不会退让。 1945年6月25日，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在发起国签字中，中国因为字母排序第一个签字。顾维钧拿起毛笔，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他成为《联合国宪章》签署的第一人。 第三部分，顾维钧外交的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重法理，善于从国际法的角度去争是非曲直，维护国家利益。 本书的正题是《以公理争强权》，这里的公理指的既是抽象的公平正义理念，也是指根据国际法获得的程序正义。顾维钧的这种外交理念形成，既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又是他专业学术素养的必然选择。  早在顾维钧初涉外交事务，跟驻英公使朱尔典交涉西藏问题时，他就能娴熟地引用相关国际法；巴黎和会之前，中国的外交系统内部根据国际法的条例，对山东问题进行了精密的推演，顾维钧的贡献尤其显著；在此后的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国联大会，以及联合国创建大会上，他都能彰显以理服人的理念。 顾维钧外交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他注重实际，善于妥协，不逞一时之快，灵活应对复杂的外交博弈。 顾维钧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应该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为目的，如果能取得百分之六十，那就应该满足了。想要更多争取己方的权益，反而会引起谈判的破裂。 顾维钧外交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他有清晰的战略思维。 早在袁世凯时期，顾维钧就敏锐意识到，美国从它的国家利益出发，并不愿意看到日本在远东地区独霸的局面。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因此，联美制日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个最优选择。 联美的外交战略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萌发，到巴黎和会前夕正式确立，在抗战期间达到高潮。创立联合国的外交博弈中，顾维钧仍然坚持跟随美国的策略，成功确立了中国的四强地位。这种外交倾向贯彻了顾维钧的整个外交生涯。 顾维钧虽然是民国时期的明星外交家，但是新中国之后，知道他的人却非常少。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晚年的回忆录开始在国内翻译出版，经过十年的努力，13册全部出齐。顾维钧终于回到了国人的视线之中，他的精彩一生得以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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